临窗听雨
绝不能让类似的历史重来一次。
对于时常浸泡在网络上的现代新新人类来说,听雨显然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临窗听雨,恐怕还要被人误认为心里有毛病。
对于雨,我一直有一种近于宗教式的“敬畏”,但又不完全是,毕竟我还远未修炼到那种纯粹境界。人,就是那样的奇怪,对于一些无法把握的现象或者东西,往往冠之以“奥秘”——反正,无法解释的东西统统归结于“天命”准错不了;反正,人类的好奇心永远都不会过时。
对于雨,起初我以为它也是一种“奥秘”、“天命”所在。记得有一次和母亲在家闲聊时,外面突然下起了雨,母亲便借题发挥,说我小时候总是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天上的雨是谁流下的泪水?顺着母亲的思路,我竟一下子陷入了模糊不清的记忆泥潭。
那时,我也就刚上上学一二年级吧。在那个《春天的故事》还未完全传遍九州的年代,很多事情的出现往往显得自然而又荒唐。直至现在,其中一些细节我仍觉得充满了戏剧性。比如,那时的老师处罚各类“不合格”(如作业未按时完成、考试不及格、打架、给老师取绰号等在今天看来无比正常的事)学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将他通通关进一个特制的笼子里,直到他们的父母亲自找上门来,并和他们的孩子一齐作出神圣的书面检讨与保证,老师这才肯“高抬贵手”、“网开一面”。有时恰好碰上某同学父母外出探亲,又不巧撞上“大公无私”、“恨铁不成钢”的为人师表,那么,第二天,我们极有可能看见两个穿着白色大褂的人手脚麻利地抬着一具尸体飘扬过历史的前沿。那时农村人的法制观念几乎为零,于是受责备的不仅是那“该死”的学生,还有一对“教子无方”的父母,甚至牵涉到他的族人。而老师则被抬上“为民除害”的历史高度。所幸的是,这种悲哀的闹剧折腾了三两年也就草草收场。
然而,对于我,却未免颇有几分不幸,因为我不幸撞上了那场“横空出世”的黑色暴风雨。那天,老师抽查到我上讲台背诵古诗。也许是我的乡音太重的缘故,我背着背着竟引来全班同学的一阵哄笑,老师的脸也憋得通红——直觉告诉我,我大难临头了。原来我将两个字的音读走调了,刚好与老师的名字近音,于是老师一口咬定我有意在同学们面前落他的脸。很自然,我被请进了教育工作者们精心设计的“笼子”。到过动物园的人想必都留意到,被关在笼子里的即使是贵为百兽之王的老虎,也无异于一只垂死的病猫,更何况是一个未见过任何世面的七八岁小孩!我清楚地记得,恐惧并不来自老师的惩罚,而主要来自自己的内心,因为你越想知道“伺候”你的将是怎样的“刑罚”,你心中越无谱,由此产生的各类心理负担也就越难以释放,越积越多,越多越乱,到最后,离“自己吓死自己”的千秋妙论也为期不远。现代心理学家证明,可怕的往往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心里想的才是最可怕的!不过总算祖宗显灵,我在里面“面壁”了一个下午,总算盼来了救星——救我的不是父母,竟是那位突然“良心发现”的老师。他放走我时,只是说天就要下雨了,叫我赶紧回家。我紧张而疑惑地瞄了他两眼,终于一把抓起破书包,大步窜出了他的视野。那时,我真怕他突然反悔,否则我恐怕也要为那无知的历史贡献出我微薄的小命。而类似的事,在那个老师“大于”法的年代,不知每天要重复上演多少次。
果然,如老师所料,就在我冲出校门的那一瞬间,雨来了,还来得特别凶猛。古人所说的“前狼后虎”大概亦勉强适用于我当时的险境。我急得大哭,但是没有人会听到,即使听到了,下那么大的雨,又有谁会“挺身而出”?我越哭,雨越下得紧,仿佛故意和我过不去似的。跌倒几次后,我突然明白了三两分,原来老师是想让天来“收拾”我,他好狠啊,借刀杀人!幸好我天生一副牛脾气,你要我死,我偏要活给你看。就这样,跌跌撞撞,我终于活着回到了家里。母亲一看,慌了,原来我的手和脚多处擦破,鲜血直流,忙给我擦净,从旧衣服撕下一条布,醮点红药水,就这样“封住”了我曾经最大的伤口。我终于痛得大哭大喊,问母亲老天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下雨?母亲无奈地说,那不是雨,那是泪水。我说,那是谁的泪水?母亲终于叹息着摇了摇头。多年后,我渐渐明白,中国农民的悲哀,终于在母亲的叹息声中,上升到了历史极致。直至现在,母亲给人的感觉还是“好欺负”,大概这就是历史后遗症吧!中国农民太害怕抗争了。
第二天,当我活着出现在那位老师的面前时,果然,他颤抖着低下了头,脸胀得比猴子的屁股还红。
窗外,不知何时又下起了雨,好大好急。推开门窗,我默默地在胸中划了一个十字架,尽管我不是基督教徒,尽管我不知道那些脆弱的往事,还能否从枯井里打捞起,警醒世人,绝不能让类似的历史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