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色花(上)

我不知道当我的父亲得知我刚刚出生时下身多了个“小吊坠”时心里是多么的兴奋，我的家人，爷爷奶奶，甚至我的姐姐们，都沉浸在这无比的欢愉中。她们终于有了个真正的弟弟了，因为在之前后面的几个姐姐把大姐二姐还有三姐四姐都叫“哥”，我带着“小吊坠”来到世界上给颜家带来了传宗接代的荣耀。

我兴奋着，虽然我没有看清世界的眼里是一片洪荒，但是颜家三代单传后继无人的危险局面总算没有出现，爷爷是个土道士，他忙化了些钱纸，在祖宗的神像前顶礼膜拜，俯首在地，唯唯诺诺的念着什么。

“颜家有儿子了！”我的姐姐们到山上割草的时候颇有几分得意地对那些小孩们宣传着，以免他们都来嘲笑我们颜家没有个儿子。可是我上面的七个姐姐都是参差不齐的，大姐已经到了“大姑娘”的境地了，因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在我们当地，二十五岁还不嫁人是多么的令人震撼，老是呆在家里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姑娘，显然大姐已经不能忍受父亲的严峻，他老思想一直束缚着他的言行，包括我爷爷，更是封建时代的卫道士，因为他从事土道士的缘故，反而令他的思想更加古板，同时也将他的意愿灌输到父亲的心里，导致父亲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家从几十年起就一直笼罩在紧张而沉闷的气氛中，我的大姐即便是有了怨言也不敢轻易表露，甚至是对她的三妹四妹，因为他们都是十来岁的小女孩，万一到父母跟前说漏了嘴就会引来父母的一顿痛骂。

我两岁那年，大姐已经二十七了，父母不是不为她操心，而是大姐自小有叛逆的性格，父亲自然是头疼不已，唯恐她给婆家带去麻烦，所以拒绝了很多人的提亲，自然在那个年代，上门提亲是媒人做的事，男方家则暂时不露面，等女方家答应之后才由男方家带着厚礼去拜访。

秋天下了一场大雨，把院子的土坎给泡垮了，老屋的根基已经显露出来了，父亲打算找几个石匠来把院子的土坎修理一下，结果经人打听，在云南有一批石匠正闲着没事做，于是经讨价还价，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才把他们请了过来。可是来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其他的嫌路途遥远没有来，年长的一个叫祝炳，还有个年轻的叫祝耷，一说起他们的名字父亲就笑了，你们凑在一起真是“做粑粑饼饼的”（谐音话，我们四川人最喜欢拿些谐音话来开玩笑了）。祝炳说：“我是他叔子，带着他出来学点手艺，顺便也谋口饭吃。”祝耷开始一言不发，大姐多看了他一眼，父亲立即喝道：“快去山上打猪草﹗”其余的姐妹都不敢再嬉闹了，立即收拾好背篓上山干活去了。我则是像个小皇帝一样躺在母亲的怀里，姐姐们出生时根本没奶吃，而为了我能吃上奶，爷爷破例拿出自己买寿木的钱为母亲买了几只鸡，每日都炖上满满一锅，母亲的奶水才源源不断地流入我的口中，我贪婪的吸吮着乳头，世界上最甘美的泉水莫过于如此了，姐姐们没有享受到的特权全部集中在我一人身上，我并不谦虚，一人独揽了所有的好处，而我的姐姐们却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因为她们盼望已久的弟弟终于让颜家老小扬眉吐气了，母亲也不用再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爷爷奶奶的白眼，这一次她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做人了，以往在生下女孩的时候母亲的娘家人从来不过问，好似来的话会给邱家带来耻辱与尴尬一样，可是我出生时邱家大大小小来了十几个，如果我会笑的话，我一定对着邱家大大小小笑个不停，他们保准又以为我是个神童了，我不稀罕邱家——虽然是亲戚。

祝家两叔侄第二天就开始上工了，父亲负责去对面山上开采石料，祝耷就从清早起来背石料，然后就和祝炳一起砌墙。大姐从山上忙活完了，就跑到院子外呆呆地看着祝耷砌墙，祝耷年轻手快，干活比祝炳快两倍，而父亲是从小就持家管事辛苦劳作的人，一眼就看出祝耷是个勤奋务实的小伙子，可是他不允许大姐老是呆呆的站在院外，父亲在对面的山上看得一清二楚，只是没有声张罢了，大姐不时地瞅瞅山上干活的父亲，稍稍一看父亲的脸色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可是她双脚如同灌注了水银一样笨重，祝炳则没那么卖力，掏出烟杆儿，坐在地上吞云吐雾地抽着山烟，那味道真令人作呕，烟圈一层一层的在他头上盘旋着，等全身都轻松了才又慢腾腾地敲敲打打，总之，有侄子那么卖力地干活，他偷懒好象是理所应当的。

我不知道父亲脑袋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理念究竟是哪里被扭曲了，耽误了大姐的青春不说，还时刻提防着她和祝耷接近，我多么希望大姐能早点嫁出去，一辈子呆在家里的女子在我们这一带是没有的。

过了十多天，一座坚固的保坎就修好了，父亲非常满意，对祝耷的手艺相当满意，祝炳喝得两颊发红，对父亲说：“怎么样，我这个侄子还不赖吧？”

桌子上摆着的是一只吃剩的土鸡，我在桌子底下垂涎着鸡肉，可是我们家的规矩真是令人窒息，有客人上座的时候小孩子是绝对不能去瞎掺合的，就算是我这个小皇帝也没有这个特权。更要命的爷爷蛮不讲理，我们吃饭时掉在地上的饭粒必须一粒一粒地捡起来，然后放到嘴里吃掉。我从懂事起就被剥夺了特权，搞得我每次吃饭时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后来这个习惯不知怎的竟被村里人互相推崇学习。

十几天以后，一条崭新的保坎屹立在院子里，从地基到最上面都一丝不苟，祝炳拍掉身上的泥土说：“颜大叔，这下满意吗？就算是发洪水你家也用不着担心。”

父亲开始起了皱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满足的笑容，为了保住这个家他算是夙兴夜寐了。

把两个匠人的工钱付了之后家里就愈发的拮据了，我知道，现在都两岁了，再也不能每天赖在母亲怀里吃奶了，人要是一直离不开暖和的温床，迟早有一天是要被同龄人笑话的。

“做粑粑饼饼的”走了后，我们家就少了块笑料，修保坎的时候，每天晚上茶饭之余父亲总喜欢和祝炳神谈，了解了很多云南那方的情况。我总是喜欢跑到祝耷的怀里，摸摸他满是老茧的双手，我稚嫩的皮肤在粗糙的大手上摩挲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沁绕在心底，母亲总是唬我：“祝耷大哥劳累了一天，还不快下来，让人家休息！”我只好恋恋不舍地从祝耷的怀里爬出来，接着又被一双手搂着抱在怀里，我的大姐二姐总把我当宝贝疼着宠着，一天到晚我没有几刻钟是站在地上的。

令我们全家意想不到的是“做粑粑饼饼的”两叔侄走了不久之后，大姐竟然离奇地消失了，起因是父亲在前一天责骂了她一顿，母亲有些生气地说：“由她去，躲一阵子总会滚回来的！”父亲也没在意，以前他经常责骂大姐和二姐，她们也没有如此做气，可是大姐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居然还没有“滚回来”，我们全家这才开始焦急了。

母亲咬着牙，恨恨地说：“这个不要脸的贱货一定是跟着祝耷跑了﹗”当初我还是觉得这个祝耷外表老实，但是内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有鬼才晓得了。我们全家都一致认为是祝耷把大姐给拐走了，可是祝耷已经离开我家很久了，怎么回突然杀回马枪呢？

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几个稍微大点的都被拉到屋子里“审讯”，可是她们谁也不知道大姐的去向，当然也就不存在任何共谋的嫌疑了，谁敢做出这种惊人的事来？父亲气得暴跳如雷，顺手就给二姐和三姐一耳光，两人躲在墙角呜咽，但是却不敢哭出声来，我在母亲的怀里看着，那耳光似乎已经快掴到我的脸上来了。如果是我哪里有不满意，我一定会大声嚎叫，就像杀猪一样的嚎叫，以引起他们的最大注意，而我将家里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却没有人来惩罚我，相反我还不断地得到他们的宠溺，我的小脾气越来越坏，即使我超越父母的忍受底线，爷爷奶奶也会为我做偏袒。现在大姐跑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村子里的人都来我家关心慰问，因为我父亲是村干部的缘故，平时待人比较和善，所以家里一出事号召力就比别人强。

村子里的人都是没出过远门的，就算是把当初介绍“做粑粑饼饼的”两个石匠的人找来他也茫然无绪，他也是几经周折辗转才把两个匠人请来的，而且对于祝家的地址也只是在闲聊时得知是在云南大理那方，但是相隔千山万水怎么去找一个人？

正当大家都绞尽脑汁的时候，姚成辉老伯站出来说：“我有个外甥在云南那方读书，兴许他能知道些情况。”此话一出，立即给沉闷的屋子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我在母亲的怀里听到这句话，也在拍着小手表示兴奋。

父亲已是无计可施，就对姚成辉大伯说：“那你赶紧去把那个外甥找来，我们商量一下下一步对策。”

姚成辉大伯说：“好，那我明天就动身去云南。”

姚成辉去的那两天，我们家老老小小都笼罩在惊恐不安的气氛中，生怕大姐遇到了什么不测。

第三天，姚成辉果然把他的外甥带来了，父亲一看是个瘦里吧唧的小伙，个子很小，约莫一米六，戴着一副眼镜。我也想笑了，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高中生？

父亲问：“你可知道大理？”

姚成辉的外甥叫陆原红，才在云闹县里念高中。他说：“有个亲戚在大理，但是去大理的车路很远，况且车费也承受不了。”

虽然不能立即赶往大理，但是听到陆原红这么一说，父亲总算放心了很多。父亲说：“那我们赶紧准备去看看。”

陆原红有些犹豫，说：“过几天就要放假了，不如等放假一起去，顺便去大理看看自家亲戚，这样一来大家都方便。”

我们似乎又找回了自信，可是从四川去大理路途是上千里，再过几天大姐可能就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了，父亲又舍不得花钱去扎西坐车，徒步过去到达那边已经是猴年马月了。

过了几天，姚成辉又将陆原红领到我家里来，姚成辉说：“这小伙子体质不好，在我家每天要好好补一下才有精神赶路。”父亲不知道说什么好，看到瘦削不堪的陆原红，心底也许很过意不去。父亲虽然对我们非常严厉，但是身为农民的他是非常体恤处境艰难的人的。因为在姚成辉家孩子也多，况且农村里刚结束“文革”不久，大家都穷得空荡荡的，说是补，也许就是多吃点土豆玉米面吧。临出发那天，父亲将家里唯一的一只鸡给杀了，他们在桌上吃的时候竟然没有我的一份，我被死死勒在三姐的怀里不得脱身，我又开始嚎叫起来了，母亲一看我又要耍皇帝脾气了，虎着脸盯住我，我放声大叫，被三姐拖到门外的土堆上，等我嚎完了进来一看，鸡肉已经吃光了，桌上只剩下一些鸡骨头，他们早已出发了。我捡起地上的鸡骨头，狠狠朝三姐扔去，发泄我心头的不满。三姐像是一头做错了事的小绵羊，呆呆地站在门框边，忍受着我的恣意妄为和霸道。

陆原红带着父亲、姚成辉还有我未来的二姐夫陈友金三人出发。本来这件事不关未来二姐夫的事的，可是他既然来我家撞上了就义不容辞了。因为他是个木讷人，很少来我家看看，之前经过媒人的说合，父亲已经答应把二姐许配给他，正好我二姐和大姐是判若两人的姊妹，大姐不守规矩的时候二姐中规中矩；大姐奔放轻佻的时候二姐端庄贤淑，父亲每次骂大姐时就以二姐作对比。可是我未来的二姐夫在爷爷眼里不是什么好材料，谈吐举止真的令他们很失望，唯一让父亲称赞的是本分，做个农民就是要本分，父亲每次面对压力的时候总是以这句话来做挡箭牌。

他们去的日子里我们全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消息，母亲垂着泪说：“没想到老实本分的祝耷竟然是这种小人。”爷爷一直很讨厌母亲，看到别人抹眼泪心里就更加烦闷，把母亲大骂了一顿。我捂着耳朵不愿听这些婆婆妈妈的，总是跑到新砌筑的保坎上看外面的山，希望能在山巅上发现大姐的身影。三姐恨恨地说：“要不是看到咱家的房子快倒了的话，我硬是要把“做粑粑饼饼”的这两个混账砌筑的保坎给拆了﹗”我听了不敢说话，不知道三姐心头为啥有那么大的仇恨。

家里唯一有一样和外界沟通的现代工具就是十几年前买的一部收音机，说是沟通，却也只能听不能说。我多么希望能通过收音机里的“人”和寻找大姐的人联系，可是我怎么高声喊叫他们依旧自顾说自己的，从来没有理睬过我一次，我愤怒至极就抱起收音机，把天线拔了，狠狠地举起来准备砸到地上。可是没等我的计划实现，早已被二姐发现，她一怒之下把收音机锁起来了，村里人要来我家听广播，还得经过我二姐的同意，再从铁皮箱子里取出来，大家才可以围着收音机听。每天早上九点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操音乐，我一听到这音乐就兴奋，在屋里挥舞着手乱窜，那时四姐正在村小里念书，说他们学校里九点整放的音乐也和家里的一模一样，我就奇怪了，怎么隔老远的会有两首一模一样的音乐？

而去寻人的四人小组却在半路上吃尽了苦头，在去大理的途中因为饥渴难耐竟然连牛脚窝里的积水都喝得一干二净，我那没有志气的二姐夫总是在动摇军心，屡次打退堂鼓。父亲则是不断地安慰：“人家陆原红那么瘦削都能扛得住，你再坚持几天吧，到了大理就好了。”可是陈友金不那么想，看到前面突突突地那么多车辆来来回回，自己却三步两步地走，缓慢又艰苦，那多不划算？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到了大理的，陆原红带着他们走进了自家亲戚屋里，十多天以来才第一次吃上一顿饱饭，当说明了来意后，陆家的亲戚笑道：“距这一百二十里的地方有个祝家寨，约有千来人，要去找到祝家两叔侄也不是什么难事，你们沿路打听过去就是了。”可是第二天那个亲戚脸色就不好看了：“你来我家小耍就是了，还带着一帮吃手到我家来，当我家是救济堂啊？”

父亲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第二天就匆忙谢过陆原红的亲戚，可是那个贪吃的陈友金还嫌没吃够，姚成辉使劲地拉着他的衣袖说：“还是找人要紧。”几人才又开始匆匆赶路。等他们到了祝家寨时，看到的是上上下下的村落，就像走入一座迷宫一般。等经过打听赶到祝耷家时，众人的心头即刻凉了一截，原来他家里只有个体弱多病的老母，父亲早已死去，走近一看才知家徒四壁，父亲摇着头问道：“你家儿子没回来吗？”

祝耷老母说：“自从去年跟着他叔子学手艺就没回来过。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找他有何事？”

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叹息道：“我家大女颜秦慧被你家祝耷带着跑了。”

祝老母一惊，差点说不出话来，“我家祝耷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我的天﹗”她摸着额头说，一副焦灼不安的样子。

“我们是四川来的，跑了上千里的路，你居然说没人，分明是在说谎，想把我们轻易打发回去可没那么容易。”陈友金愤愤不平的说，他已经快要把这十几天来的不满一起撒到祝老母身上。

祝老母一脸茫然，眼前这些人有的焦灼，有的愤懑，有的无可奈何。她简直无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父亲更是哑巴吃黄连，他心里想的不是强力干涉儿女婚姻的自主，而是后悔没管好颜秦慧。

祝老母正要去烧火做饭，父亲看着破败不堪的屋子和少得可怜的玉米面，就说：“我们已经吃过了，不必再劳神了。”

祝老母说：“那怎么行，你们千里迢迢的赶来水都不喝一口，我真的过意不去了。”

几个人闷坐了一阵，还是决定就此回四川了。我的未来二姐夫陈友金又开始嘀咕了，只是在他未来的岳父面前不好发作罢了。

等他们回到四川的边界，陈友金早就半路溜了，父亲摇头叹气道，这个小伙子走也不打一声招呼。而瘦削的陆原红却一直默默地跟着，等来回走了一个多月，陆原红已经显得比以前更弱不禁风了。后来一说起，还是我们颜家上几代嫁过去的老姑婆的后辈，算是远亲吧。等他们坐在家里议论这件事的时候，我暗自庆幸终于找到了“做粑粑饼饼”两叔侄的下落，可是大姐却杳无音讯，母亲开始高兴继而又落泪了，爷爷还是对母亲痛恨不已，拉长了脸坐在角落里叭嗒叭嗒地抽着山烟。

我知道陈友金对我的二姐颜秦彩没有任何感情，他顶多就是为了组建一个家庭，把我的二姐迎娶过去做老婆罢了。可是我二姐天生就是傻得可爱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感情，我的父亲也是糊涂人，在关键时刻做不出令我满意的决策来。

自此以后姚成辉经常在我家提起陆原红，说他即将高中毕业，分配到粮站工作，母亲一听“粮站”二字，眼睛顿时放出光芒来，“在粮站工作岂不是永远不会饿死？”

姚成辉大笑，“当然了，天下人饿死的时候就唯独粮站人饿不死。”

父亲也点头称赞：“这个小伙子果然有出息，我没看错。”

我的三姐颜秦香在一旁听着也跟着高兴，因为母亲的意思是打算三姐以后跟着陆原红，三姐自小就聪明，而且在山上干活的时候老是耍滑头，笨重的活儿就留给大姐和二姐来做，自己去一边偷懒去。父亲则只好摇头叹息：“现在你把活儿留给姐姐们做，以后你留给谁做呢？”

可是现在有了好主子，三姐的对象——虽然这只是我们家一厢情愿的，在粮站工作确实是个轻巧活。我也在暗自不满，谁叫三姐生了那么好的命？

后来陆原红就经常到村里来玩，当然是去他舅舅家，姚成辉故意将陆原红拉到我家来，介绍他和三姐认识。可是都二十来岁的人了还像一个小姑娘那样腼腆羞涩，我坐在板板车上冲着他笑：“快下来和我一起玩小车呀！”

陆原红根本不理睬我，自顾自地和大孩子们玩，我心里憋了一肚子委屈，冲着他叫：“你个死猴子不来就算了……”

陆原红只是对着我笑，我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当别的孩子有本该具备的思维时，我还泡在溺爱的蜜罐里。

后来父亲还是将二姐许给了陈友金，我心里一万个不舒服，陈友金是个碌碌无为的人，而二姐却逆来顺受，此刻也不敢吱声，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当我看到陈友金家人来采办婚礼时拿了一块布时，就觉得陈友金家是很贫困的那种，可是我身边的小伙伴说陈友金家父亲是漆匠，在外面割漆赚了很多钱，而陈友金的母亲很吝啬，仅仅带了一块布来，乍一看那布匹还有肮脏的痕迹，边角处还留着碎屑。

三姐憋起小嘴看着：“原来一向木讷的陈友金是个吝啬鬼，我家二姐就值一块破布吗？”可是母亲看出了三姐的心思，说：“快去洗碗，不许在这里掺和。”三姐和四姐就默默地去厨房洗碗了。

没等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二姐已经被陈家人带走了，我失落地望着天空，噼啪噼啪的鞭炮声将我震得死去活来，母亲在屋里偷偷地抹眼泪，我跑进去说：“别人都那么高兴，你哭什么呢？”

没料到三姐一把将我抓出房门，狠狠地扔到地上，我屁股好像摔掉了一般地疼痛，我又杀猪似地嚎叫起来，大家都忙自己的，谁也不来管我的死活，我抓住椅子的脚，狠狠地说：“陈友金，我×你妈！”

从此之后我就恨上了陈友金，他一来我家，我就做冲他做鬼脸，可是那笨蛋还以为我对他表示友好，我说：“漆匠，看你能漆什么玩意儿……”话未说完，便被三姐捂住嘴了。

二姐出嫁两年之后就轮到三姐了，陆原红看起来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可是却戴上了眼镜，我一见到他就笑道：“四眼仔来了……”

父亲立即板着脸吼道：“叫红哥，不许乱叫绰号﹗”

可是陆原红工作的粮站是个啥样我们全家人还蒙在鼓里，父亲去了扎西，说粮站很大，每天进进出出几百人。比我们乡镇上的供销社大多了。我去乡镇上时看到供销社里有大袋小袋的粮食进出，我羡慕粮站里有码成小山的粮食，而我家却因为人口多每年闹粮荒，所以父母特别钟爱和粮食沾边的人，我们全家在期望陆原红能给颜家带来大袋小袋的粮食，如果谁能给颜家带来粮食，那他的地位在我们心目中就是神仙一般﹗我恨死爷爷的老脾气了。

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四姐已经辍学了，鬼学校里的资源严重匮乏，我们不得不几个人合用一套教材，三姐说：“我们读书的时候教材还是先生亲自抄写的呢，你有新教材用都已经是相当幸福的了。”

我看到四姐没有了念书的权利后心里也很难过，就问父亲：”为什么不让四姐念书？”

父亲淡淡的说：“女孩子读那么多干嘛，能认识和写自己的名字就是了。”我很不满意父亲的回答，四姐明明在六岁的时候就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为什么要浪费几年的时间去反复写一个破名字？

我浑浑噩噩的读到五年级了还没明白读书多了究竟有什么好处，看到乡镇府那些开着车子飞扬跋扈的官员，还有那些不可一世的狗官都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们对待没有文化的农民是那么的不讲情理和自傲、骄纵。我开始对课本里描述的国家官员形象产生了天大的质疑，我知道，没有哪个朝代的官能当一辈子，这些狗官也就是“狗仗党势”罢了，虽然我曾经看到他们下乡时强行地毁了很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家的房子，他们扒光了房顶上的瓦片，带走了圈里的猪牛，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切，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悄悄躲进山林里观看，我害怕他们来我家，把牲畜都统统带走了，因为我和几个姐姐是不该来到世界上的超生子女，所以我们就成了家人产生恐惧情绪的包袱。

可是过了七八年后那些狗官都不见了，父亲说他们都升迁了，到其他地方又当官去了。我心里开始更加地憎恨起他们来，为什么要让他们得以继续猖狂下去？就在前几年他们进苗族地区开展工作，还遭遇了后来让老百姓津津乐道的窘境，那些被官逼民反的苗民拿起自制的火药枪和官方对着干，造成了不少的伤亡，甚至惊动了市里的大员，后来派了很多穿着防弹服的军人来将苗民的所有武器都收缴了，那段时间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感，因为我终于看到一个个勇敢的身影在大山里穿梭了，平日里那些耀武扬威的狗官一个个吓得躲进大院里不敢出来。

后来我总算明白：他们都是在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可是他们的方法毕竟是错误的，太野蛮和血腥了，以至于弄得很多人家破人亡的，因为他们抓捕的人越多，得到的奖励就越丰厚。

很多当丈夫的为了能逃避责任，常常在搞计划生育的人涌进屋里之前就服用一大瓶农药，以自杀来威胁，幸运的经过抢救可以捡回一条小命，不幸运的就此去见了阎王，一旦人死了那些执行政策的官员就不再追究死者家人的责任，但也绝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每当听到说哪家人又吃了农药闹出人命案时，我心里总是一阵阵发怵，担心这件事会降临到我家里来。

后来那些苗民都躲进了深山老林里去了，过着很原始的生活，当地官员看到用“硬”的办法不行，就来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他们的自然生育，所以才过了几年，苗民人口就开始激增，以至于一家有八九个孩子甚至十多个的事情，在外人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可是在以人为最基本生产力的条件下，生育更多的儿女意味着有充足的劳动力，但是由此也形成了恶性循环，他们的父母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抚育这么多的子女。照此说我家有七姊妹的境况并不是多么极端。

有次我冬天经过苗民聚居区时才发现，十岁以下的孩子根本没有衣裤穿，浑身上下几乎一丝不挂，而且还是在透骨奇寒的日子里，那些孩子似乎已经习惯了寒冷，依旧在脏烂的泥淖里打玩，旁若无人地嬉闹。相比之下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煎熬，我开始在为我的土皇帝待遇而感到一丝丝内疚，可是我一回到家里，浸润在家人宠爱的海洋里，就滋生了自私自利的想法，便控制不住内心的猖獗，我又一次把个人的喜好凌驾于大家的利益之上了。

四姐，五姐，六姐分别比我大一岁多点，当我还在中学的时候她们早已辍学回家了，我们家的文化水平除了我都不会超过六年级，父亲还是坚持他的老观点：书读多了也是白费。这个道理似乎是在爷爷身上总结出来的，因为爷爷在旧社会读的书简直是汗牛充栋了，可是就是考不上一官半职，沦落为土道士，唯独和别人谈论起来的时候唾沫飞溅，滔滔不绝。父亲早已厌烦透了，可是他压根儿不会在客人面前反对爷爷，于是就只能总结出一条读书无用论来教导我们。我虽然不会全信父亲的说法，可是随着经历事情的增加也对原来的陈见有所触动。

我念初中时特别迷恋赌博，和同村的狐朋狗友一起在外面死赌，经常是十天半月不回家。后来我就以学校加开课程和补习为由向母亲撒谎，每次撒谎总能骗得一笔“买资料”的经费，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宣告结束了。后来我才发现是五姐在向父亲告密，可是她一直不露声色的，突然在父亲面前告冷状着实让我措手不及。当我第一次挨棍子时我才发现父亲眼神里流露出多么失望的情绪来，父亲从小就备受生活的折磨，为的是能辛苦挣钱来让我读书有出息，为颜家争口气，他手里的棍子雨点般地打到我的身上来，即使他的棍子折为几节我也不敢故伎重演地嚎叫，我享受的小皇帝的待遇从此就告一段落了。

晚上趁父母去睡了，我怒不可遏地对着五姐吼道：“你滚了，滚出颜家！”

五姐满不在乎地说：“该滚的人是你，你丢尽了祖宗先人的脸。”

我说：“你迟早要滚的，不如趁现在滚了我好受些！”

五姐用凶恶的眼神盯着我，把门狠狠一甩，自个儿去睡了。我靠着爷爷的小桌子打盹，直到天亮才起来，此时已经是手脚麻木，浑身冰凉了，五姐第一个起来，看着我的狼狈相，冷冷地笑了：“冷死活该！”

随着村里事务的繁多，村干部考核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作为村干部之一的父亲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每天都有几个人来我家找父亲办事。有一次乡里召集他们去，说是县里要开一个村干部党员的培训班子，一切开支都是政府报销，父亲准备去的时候五姐嘟囔着要跟着父亲去，邻村的几个支书也说：“让她去吧，去一趟县城也挺不容易的。”最后没办法，父亲只好答应去让她玩一天，第二天再送她上车回来。我一想到父亲第一次出远门就把五姐带上，心里就特委屈：“凭什么只带她一个，我去看看县城也好啊。”

五姐反而振振有词地说：“将来你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你想怎样看就怎样看。”

我气得直跺脚，以我这个成绩要想考个高中简直是痴人说梦，那时候县里的招收名额非常有限，一个乡镇能考上十几个就算是不错的了。

五姐和父亲去了县城之后就在街上四处瞎转，见了好东西非赖着买不可，父亲花光了身上的钱，最后还向别人借了一些钱才买下五姐想要的东西，一是花花绿绿的服饰，二是高跟鞋，三是擦脸的香脂。这些稀奇货在我们乡镇是见不着的，要是说服饰，拿出来一看，尽是蓝色布料做的，而女性从未见有穿高跟鞋的，香脂就更不用说了。等五姐风光满面地回来，附近的人都来看稀奇，说是五姐真划得来，进了一次县城就带回这么多好玩意儿。隔壁家的刘大妹也过来看稀奇，当看到五姐踩着亮锃锃的高跟鞋炫耀时，两眼发光，简直羡慕得不得了。

刘大妹和五姐年龄相仿，她母亲是改嫁过来的，他的后爹老李头经常打骂她，家里的气氛一点也不融洽，所以为了躲避她父亲，她就常常跑到我家来玩耍。

刘大妹拿着高跟鞋问五姐：“五姐，你这鞋子后跟尖尖的穿上不摔跤吗？”

五姐笑了，怎么会呢，我亲自看了城里人穿的，她们穿起走路实在好看极了，人也长高了许多。我们这里的人没穿高跟鞋，所以一个个看起来那么矮。

刘大妹说：“那你穿上我们看看吧。”

五姐自豪地把鞋穿起，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发出“咯噔咯噔”地响声，母亲在一旁说：“难听死了，哪有穿鞋发出这种怪声的？”

刘大妹说：“好听，好听！而且五姐突然变高了，真是好鞋子啊，以后我一定要买一双。”

我在一旁盯着五姐扭来扭去的腰肢，想起她在父亲面前告发我，心里就相当来气，不断地暗暗说，“穿出去保准崴断你的臭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