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坡

刀子一样锐利的风从窗户的缝隙间吹进来，撩拨着他的头发，摩挲着他的脸。他闻到了风的味道，潮湿，阴冷，掺杂着老鸦河的腥味。该下雪了吧？他想。于是，在黎明的黑暗里，他咂着嘴，又陷入沉沉的睡眠，并做了一个有关风和童年的梦。

人一上岁数就喜欢回忆。回忆中的童年在风中沉睡，在风中成长，风改变了一切的模样，包括人的思想。这些年，村子里的许多人去上海、深圳打工，去西安、新疆做生意。许多人发财了，在城里买了楼房，举家搬迁，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而农村还是老样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黄土地上生长着一茬茬小麦玉米，黄土下埋着一茬茬庄户人。

以前穷，条件落后，牛曾经是这里唯一的风景，风是牛的生活法则。冬天的深夜，牛在凛冽的寒风中站着默默等待天明。它们的大眼睛不停地眨呀眨，有的牛因为过度的劳累和屈辱而悄然流泪。它们几乎都头朝西北，让锋利如刀的冬风从头顶刮向脖颈，从脖颈刮向脊背，再从脊背刮向屁股，这样，风经过身体的逐渐缓冲升温，就不再那么刺骨了。牛在用全身守护着某个重要的部位。只知道贪玩的孩子却不明白其中的深奥道理，仍旧在风里蹦蹦跳跳，滚爬打闹，穿着开裆裤，裸露着脏兮兮的屁股，想尿了叉开腿就尿，想屙蹲下身就屙，小鸡鸡常常被冻得通红，像根紫皮儿的辣椒。

春天里，孩子们在和煦温暖的风里无拘无束地疯跑。阳光下，一望无际的油菜田黄得刺眼，麦苗黑沉沉的，提醒蓝天要严肃，要保持这里惯有的宁静和冷峻。此时，发情的母牛们统统把屁股对着东北方向，风便煽情地吹过它们红肿的水门。这时的公牛对母牛阴部的气味是极其敏感的，它们嗅到了母牛有意释放的充满挑逗性的信息，变得焦躁不安，不停地用蹄子刨着地面，用牛角蹭着限制它们自由的木桩。有的公牛挣脱了缰绳，奋力向自己的幸福奔跑而去，它那硕大膨胀的阴囊随着奔跑左右拍打着后腿。对它们而言，一年一度的爱情季节来临了。

天刚蒙蒙亮，他就醒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喜欢独自在冷清昏暗的街道里溜达，喜欢去他承包的几十亩果园里转一圈，蹲在河滩上吸一支烟再回来。只有这样，他才感到心里踏实。

老伴说他是劳碌命，他对此也毫无办法。要搁年轻那会儿，他才不愿这么早起床，就算醒了也要和老伴厮缠一会儿，温存个够再懒洋洋地爬起来，给老婆倒尿盆，打洗脸水，把她伺候得服服帖帖，好像自己晚上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可是现在，都老了，折腾不动了，胳膊腿儿都像麻杆似的，又硬又脆，一不小心就会断成两截。几个老哥们挤在墙根下晒太阳时互相开玩笑说，人一老真没出息，睡觉打呼噜，撒尿滴湿鞋，该软的地方硬了，该硬的地方却软了，要啥能耐没啥能耐，只有情吃等死的份。漫长的冬夜里他也会突然涌动出年轻时才有的兴致，把手伸进老伴的被窝，在她松软的奶子上抚弄一番，老伴一般也会心甘情愿地让他抚弄，在他情意绵绵的抚弄里，他们俩寻找着被岁月遗失的零碎感觉，慢慢咀嚼那种甜蜜滋味，享受着有关年轻时的种种美好回忆。偶尔他会把持不住，刚想翻身跨上去，那兴致却又悄然散了，只好长叹一声，两人背靠背接着睡觉。

他慢吞吞地穿好衣服，扭头看见她翻了一下身，脸冲着墙，嘴里嘟囔着什么，好像对谁不满，骂骂咧咧的样子。他知道，她是在骂他们的宝贝闺女春玲。两年前，春玲跟着村里的几个姑娘去深圳打工，不到一年就写信说她处了个男朋友。他们老两口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本打算在附近哪个村子找个弟兄多的做倒插门女婿，也好百年之后给他们养老送终。没想到春玲连个招呼都不打，跟着那个男人就走了，从此再没回来。老伴一想起春玲，年轻时坐月子落下的老毛病就犯了，捂着心口抹着眼泪骂那死丫头不要脸，没良心。是啊，他们这辈子就只有春玲一个闺女，她一走，把老伴的整个心都掏走了。他虽然冷着脸从不表态，也不提春玲的名字，可只要想到她，心里也火烧火燎的疼。

他给老伴掖了掖被角，瘸着腿走出家门。

天阴沉沉的压在头顶，疙疙瘩瘩的黑云块儿都从四面八方往这儿赶，一层摞一层。风紧贴着地面扫过他的裤腿，贼一样。他袖着手，缩着脖子，站在自家黯淡破旧的门楼下边，好久才看清门前的几棵树，看到树枝在风中疯狂的舞动，发出尖利的哨音。青灰色的水泥路笔直坚硬，路边堆着红砖、沙子、石子，把路挤得严严实实。村支书秋生家新宅的三层小洋楼刚盖了两层半，灰丢丢的竖在那儿。到底人家村干部有本事啊！现如今国家土地政策控制得紧，不让多占宅基地，可是秋生只有一个儿子，就占了三处宅基地，全在大路边，是村里最好的地。国家关停了许多老式的砖瓦窑场，说是节约土地，提倡用免烧砖，以前的红砖就如凤毛麟角，价钱蹭蹭地往上涨。所以，在农村，盖房子能用红砖，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前些时，他站在脚手架上给秋生家盖房子，最近上冻，停工了。他会泥瓦活，经常利用农闲给人修房盖屋，挣点儿钱。虽说上岁数了，身子骨还算硬朗。再说，不挣钱拿什么花销呢。他想，这两天碰着秋生，他得问问，春儿上给村里修水渠的工钱啥时候结算，快过年了，急等钱用哩。

不知不觉，他又走到了村外，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来到他承包的果园。冬闲时节，果园里没什么活儿，只有树：苹果、油桃、石榴、李子，黑压压的树枝，光秃秃的树枝，都在风中摇晃。

这片地叫儿女坡，是个乱葬岗，以前谁家的年轻人暴死，比如出车祸、犯人命案被枪毙，生孩子难产，或是小孩子生病夭折，按规矩入不得祖坟的，就胡乱埋在这里。几年前村里公开承包土地，他瞅准了这块没人要的荒地，用最低的价钱包了下来。他们老两口在这儿搭了个草棚子住下，开始一锄头一锄头地翻地开荒，挖树坑，买树苗，栽树，没日没夜地拼命，终于使这块死气沉沉的荒地焕发了生机。一到春天，各种果树竞相开花，有粉红的，有雪白的，一团团，一簇簇，照花了眼。他又在果园四周种上花椒树，既能防止别人偷果子，花椒摘下来晒干，一斤能卖十来块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他们老两口本想趁着还能劳动，多挣些钱攒着，把老房子扒了，也换成小洋楼，再给闺女招个上门女婿，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可是，可是春玲却跟着那个该死的男人走了。

男人，男人就那么好吗？比自己的亲爹亲娘还好吗？

最近还有一件事让他心烦意乱。秋生曾找他说，村里准备调整所有承包地的格局，物价上涨了，原来的承包费也要翻番。现有的承包户，要么一次性缴够十年的承包费，要么就马上无条件解除合同，让给别人承包。新的承包款太多了，他根本掏不起，可要是解除合同，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果树刚刚能坐果，刚刚见着回头钱，就这么让给别人，他心疼得几乎要吐血。

老伴破口大骂：这肯定是秋生见咱们家的果园有收益了，眼红了，出阴招害人哩。

唉……他长叹一声。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人家是村支书，手里有权哪。

回到家，老伴已经做好了饭菜。屋檐下的麻雀醒了，成群结队在院子里蹦来跳去，在桐树上叽叽喳喳，一副欢天喜地的模样。他站在门口，烦躁地挥舞着胳膊，嘴里啊啊地大声吆喝着。麻雀们受了惊吓，扑棱扑棱飞到矮墙上，注视着他，发现他并没有下一步动作，就又飞了回来。

饭菜摆在小桌上，怕凉了，用铝盆扣着。老伴坐在火炉旁纳鞋底，抬头看他一眼，说，洗手吃饭吧。他坐下来，掀开铝盆，拿起筷子。大米稀饭，白菜炖萝卜，一小碗豆瓣酱，几张刚烙的馍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屋子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床上的粗布棉被叠得有棱有角，床单平平展展，没有一丝皱褶。这床铺盖还是他们结婚时添置的，原来大红的颜色已经让老伴搓洗得发白了。

他吃着饭，嘴里咂咂有声，不时瞟一眼老伴。老伴还是那样，比年轻时略胖了一些，戴着老花镜，低垂着头，用粗针扎透鞋底，再用钳子夹住针，拽过来，嗤嗤作响。冬天里，老伴每天都做这样的活计。房梁上从这头到那头挂满了她做的鞋：棉布鞋、单布鞋，软底棉拖鞋，有男式的，也有女式的，有几双颜色鲜艳还有碎花。他曾经问老伴，是给春玲做的吗？老伴说谁给那没良心的做啊，冻烂她的脚活该！

老伴生闺女的气啊。可别看她嘴里这样说，心里不知道有多牵挂闺女哩。

老伴三十岁嫁给了他，他三十岁娶了她。他那时还是光棍一条，家里穷，脾气又倔，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一条腿微微有点瘸，没女人愿意跟他过。她是邻村的，结过婚，又离了，说是不会生育，男人经常打她。他第一次见她，问她嫌不嫌自己穷。她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低着头，红着脸，说穷不扎根富不三代，只要拿她当人看，不打她就行。听得他心里一酸，柔柔地抓住她的手，把她揽进怀里，说，你放心，我一辈子待你好，不让你受一丁点儿委屈。她仰起脸说，我不会生孩子，不能给你传宗接代，你也不恼？他想了想，说，不会就不会，娶媳妇也不全是为生孩子。

那为了啥？

为了……他挠挠头，说，为了过日子呗。

她扑哧一声笑了，两腮水红水红，桃花一般好看。

自打进了他家的门，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粗活细活抢着干，对他一百个心疼，一百个照顾。两人恩恩爱爱，亲亲热热，日子虽说紧巴，倒也顺心幸福。谁料想，第二年她就给他生了个白白胖胖的闺女，他高兴得都快疯了。她也高兴，抱着闺女嚎啕大哭。她想不到自己竟然会生，他更是想都不敢想。等闺女出了满月，他用架子车拉着他们娘俩回娘家，专门绕到邻村大张旗鼓地转了两圈。他要让她原来那个男人知道，她会生孩子，是他没福气，是他有病。她坐在架子车上，头上包着红头巾，抱着他们的闺女，扭头看着他健壮宽阔的后背，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从此，他们俩把闺女当命根子一样护着，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摔着。闺女长到六七岁，春节庙会上看戏，他还背着驮着，怕闺女的小腿儿走累了。她则举着花伞给闺女挡太阳，怕闺女水灵灵的皮肤晒黑了。

在他们眼里，闺女就是心，就是肝，就是奋斗的全部目标和动力。然而，心肝宝贝儿却丢下他们走了，去当人家的心肝去了。

吃了饭，他把饭碗一推，叼上支廉价的烟卷，背着手出了家门。他心里烦闷，想去黑白花新开的茶馆坐坐。村里这几年开了好几家茶馆，一到农闲，年轻一点儿的都出去打工，上岁数的男人们就进了茶馆。喝茶不是目的，主要是聊天、打麻将、下棋，也有赌钱的，不过每次只赌五毛、一块，图个热闹。

天空瓦蓝瓦蓝，太阳懒洋洋的晒着路面，没有风，村子里静悄悄冷清清，谁家的猪尖声嚎叫着。

不像个冬天！他想。

巷子口儿坐着几个老头儿在晒太阳，他们是村里的等死队，年龄都在七十岁往上，什么活儿也干不了，每天情吃等死，所以村里尖刻的妇女叫他们等死队。等死队里年龄最大的要算狗娃他爹，今年已经八十五了。去年他就吩咐儿子孙子给他准备好棺材寿衣，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可是等了整整一年，阎王可能太忙了，忘了叫他，他在失落和庆幸之余，只好继续活着。

村里又开始搞换届选举了。原支部书记秋生和村长二憨，包括几个村里的头面人物，都在忙着上下活动。村民们无动于衷，仍旧过着各自的日子。秋生想支书村长一人独揽，二憨当然不想让位，所以就形成了两伙势力，水火不容，再加上别的头面人物也眼馋这两个位子，所以拉帮结派，明争暗斗，弄得气氛很紧张。

前些时，乡政府派了几个人下来搞民意调查，问来问去也没问出个名堂，大部分人嗯嗯啊啊打马虎眼，有的人干脆一见乡政府的人就绕道走，免得说错话给自己招灾惹祸。一天，调查队的人看见在墙根儿晒太阳的等死队，就走过去问他们，谁当村长合适，谁当支书称职。

狗娃他爹仰起满是皱纹的老脸，眨巴了几下模糊不清的双眼，慢悠悠地说，我今年都八十五了，早就活够了，啥玩意儿没见过？啥事情没看透？我啥人也不怕。就看你们政府听不听我的。

乡干部就忙说，怎么会不听呢，您老德高望重，见多识广，有意见就讲嘛。

狗娃他爹捋着污黄的山羊胡，想了半天说，还是让原来的班子干吧，这几年好不容易把他们喂肥了，再换个瘦的又得重新喂哩。

乡里的干部不表态，只是看着他笑。

到了黑白花的茶馆，他发现人们基本上都到齐了，没人打牌，大家都把脑袋凑在一起，小声议论这什么，有的人兴高采烈，有的人神色不安。

黑白花招呼他坐下，端上来一壶沏好的茶，一只茶锈斑斑的茶杯。茶是本地出名的红茶，也叫“棍儿茶”，是用茶叶梗经过发酵制成的，虽没有袋装的茉莉花茶香气浓，不过汤色深红，入口醇厚爽滑，提神顺气，价钱也便宜，颇受本地人的欢迎。黑白花原来是个厨师，在城里开饭店，后来不知怎么的得了白癜风病，脸上身上黑一块白一块，看着挺吓人，做的饭菜没人敢吃，就回来开了这个茶馆。

不一会儿，他就听明白了大家议论的内容。

原来，昨天晚上，村里出了大事。上个月，不知道是谁在村里、乡里和县政府门口贴了秋生的大字报，说是秋生承包着村里的砖瓦窑场，几年下来挣了个钵满盆满，却没有给村里交过一分钱。还说他利用职权，把一百多亩可耕地擅自卖给人家办工厂，自己拿了几十万的好处费。去年村里修公路，他又贪污了二十万等等。所以秋生就怀疑是二憨干的，昨天晚上，二憨骑着摩托车从县里回来，半道上被一群蒙面人截住，用斧头菜刀砍成了血人，就剩一口气了。

二憨被送进了县医院，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不过医生说，有一刀伤到了腰背神经，估计会残废。

他听着大家绘声绘色的讲述，一言不发，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蹦。不说大家也都能猜到，夜里那伙人是谁指使的。早就听说秋生跟城里的黑社会关系很不一般，逢年过节还经常见那些人去他家里喝酒。那些家伙个个横眉竖眼满脸杀气，目光阴森森的仿佛是带毒的钩子，让人脊梁沟冒冷汗。

报案了没有？他问。

二憨老婆当然报啦，这么大的案子。不过，派出所哪敢去招惹黑社会呀，听说他们也有枪哩。有人回答说。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他腾地站起来，把拳头攥得嘎巴嘎巴响。大家都迷惑不解地瞅着他。他发现自己的失态，又坐了下来。

回到家，他开始翻箱倒柜找东西。老板问他，你这是干啥呢？

你别管，我明天要去县里一趟！他咬着牙说，好像跟谁在怄气似的。

他胳肢窝夹着个小布包，坐车到了城里，又步行来到县政府。可是，他找不到县政府的大门了。就在原先属于县政府大院的地方，盖起了一幢豪华气派的大楼，巨大的牌子上写着什么购物中心，车水马龙非常热闹。他想不明白，堂堂县政府大院也会长出腿跑了？还是自己老糊涂记错地方了？

他问路边看自行车的老头县政府在哪儿。老头说，看来你不经常进城啊，县政府早搬了。

搬了？光听说工厂商场生意不好搬家换牌子的，没听过说县政府也搬家，如今真是不一样了。

搬哪儿了？

在东城区，离这儿好几十里路呢。

没办法，他只好打听清楚路线，坐着公交车转了大半天才找到县政府的新址。他走下车，发现这里是农村，四周一眼望不到边都是麦田，于是嘴里嘟囔着：好好的不在城里呆着，搬到这么远的野地里干嘛？老百姓找都找不着，还怎么给群众办事啊。干脆搬到北京城算了！

麦田里孤零零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大楼，可能那就是县政府了。

走到大门口，两个保安拦住了他，问，大爷你找谁呀？

哦，我找张县长。

哪个张县长？

张国建县长。你看，他和我照的合影像！他从布包里拿出照片，自豪地递给保安。但是保安根本不看，说，张国建县长去年就调走了。

啊！他吃惊得张大了嘴。想了想，他又问，那如今县里谁当家？

你问这干什么？

我想反映点问题。

反映问题你可以去信访办，就在办公大楼后面，三号楼。

去信访办的路上，他已经泄气了一半。他本来是想来找张县长的，大前年张县长到他们乡调研，参观了他的果园，夸他干的好，还和他照了像，说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拿着照片去县里找他。没想到他已经调走了。那可是个好干部啊，不摆架子，说话和气，心里头装着群众。又一想，也对，好干部嘛，官自然越做越大，人家是干大事的，不能总在这县里呆着。

到了信访办，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接待了他。

他劈头就说，闺女，我要反映问题。

别慌嘛，大爷，您老先坐下休息一下，喝杯茶。女人热情而温和地说着话，拿一次性纸杯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开水，放到他的面前。

他连忙摆手，说，我不渴，我就是想反映点问题－－是大问题。

不忙不忙，你请坐，坐下再说嘛。女人仍旧很客气。

他只好在松软的沙发里坐下来。屋子很大很干净，墙壁很白，开着暖气，感觉热烘烘的。落地窗上挂着厚厚的金黄色窗帘，看不见外面的阳光。

女人翻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问他，你说吧，是谁欺负你了，还是谁侵占了你的宅基地？

没有人欺负我，也没有人侵占我的宅基地，我是为了父老乡亲来告状的！于是，他把最近村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讲了一遍，包括大字报上的内容，特别是二憨被人砍成重伤的事。

女人听着，眉毛皱成了疙瘩，她问，你说的二憨同志被砍伤的事，谁是目击者？

目击者？

也就是说谁当时在场？

呵呵，他笑了，笑女人的无知和天真。谁敢在场，谁在场不也得被剁了？我们大家伙儿猜着肯定是秋生找人干的，他认识黑社会……

没有证据胡乱猜疑可不好啊，大爷。这样吧，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会向主管领导汇报，争取尽快调查，给你们村的广大村民一个交代。非常感谢您这么远跑来反映情况，您的这种正义感和责任心很值得大家学习啊。

应该的应该的，毕竟我也是一名老党员嘛！他握着女人保养得细腻柔软的手，心里也像开了暖气，热乎乎的。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老伴问他去哪了。他不回答，只是说饿了。

刚吃过晚饭，从不登门的秋生就在大门口喊：金泉叔，在家吗？

他心里一哆嗦，仓皇地从炉子边站起来。想想今天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感到一丝愧疚和不安。在信访办时他认为自己正大光明理所应当，一走出县政府他就开始懊悔，觉得好像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值得庆幸的是路上没有遇到一个村里的熟人，更值得庆幸的是，在信访办他留了个心眼，没有说出自己真实的姓名，只要他不说，谁也不知道他竟然去县政府告了秋生一状。

秋生胳肢窝夹着一个黑塑料袋，带着一股冬天阴冷的空气走进屋门，大大咧咧地坐到火炉旁边，使劲搓着手。老伴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拿出过年才用的茶杯，洗了又洗，放了一大勺白糖，倒满开水，用勺子叮叮当当搅匀了，小心翼翼地双手递给秋生，抱歉说，家里没茶叶，你将就着喝吧。秋生不经意地接过去，随手放在地上，说，婶子，你别忙了，我想和我叔说点儿事。老伴陪着笑说，那你们爷俩聊吧。说完端起活计进里间了。

他抬起头，瞅见秋生黑沉沉的长脸，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惊慌，脑子里飞快地猜测着他今晚来的目的，暗自希望他不是来找麻烦的。

吃饭了没有？他问。

吃了。秋生的语气硬梆梆的。

来，抽一支赖烟。他从衣兜里摸出皱巴巴的烟盒。

我有。秋生一把按住他的手，掏出一盒金光闪闪的烟，在手背上一磕，露出一支，叼在嘴上，把烟盒放回衣兜。顿了顿，又掏出来，递给他一支。

我有啊……

秋生眉毛一挑，说，金泉叔，你侄子的烟没毒吧？接着！

两个人低头吸烟，很长时间都没说话。屋内的空气沉闷压抑，他感到有些头晕。

还是秋生先发话。他问，金泉叔，前几天村里贴大字报的事，你知道吗？

听说了。

听说咱村只有你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他慌忙摇头摆手。秋生，那可不是我贴的啊。

我没说是你贴的呀。秋生咧嘴笑了一下，牙齿在昏黄的灯光里白森森的。

秋生啊，天地良心，我可没干呐。我咋会干那事呢。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再说那事已经过去了。秋生脸上挤出一点微笑。我刚才接到电话，有人在县里把我告了，说我跟黑社会打交道，是我找人砍的二憨。我想问你，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金泉叔的心一下子缩紧了，胸膛里仿佛塞了块大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二憨血淋淋的惨象在他眼前突突直跳。他抖着嘴唇，艰难地说，这我哪里知道。

秋生嘿嘿一笑，把胳膊下的黑塑料袋打开，拿出一叠钱，一叠整整齐齐的崭新的百元钞票，用百纸条捆着。他把那叠钱往小饭桌上重重一放，说，金泉叔，这是一万，你只要说出来是谁告的我，这钱就是你的，别的事不用你管。

金泉叔使劲咽了口唾沫，说，我真的不知道啊。

秋生又从塑料袋里掏出来一叠钱，甩到桌子上，和刚才的一样厚。秋生说，金泉叔，我是看得起你，才直接来家里问你的。你心肠热，人缘好，老少爷们都抬举，有些事情别人不敢给我说，也可能给你说。算起来咱们也是没出五服的本家，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吧。你只说，是不是他干的？

秋生说的“他”，应该是指二憨。

老伴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里间的门口，她无力地靠在门框上，盯着桌子上的两捆钱，吓得脸色苍白。

金泉叔脸色也有些发白，他结结巴巴地说，秋生，相信你叔，我都活了六十多岁了，从来没有说过半句瞎话，我真的不知道是谁贴的大字报，更不知道啥告状的事。你赶快把钱收起来，你这是要打你叔的老脸哩。收起来，收起来，看把你婶子吓得，女人家胆小啊。

金泉叔越说声调越高，一种被人侮辱被人威胁的感觉令他非常恼火，顾不得眼前坐着的是村里怎样呼风唤雨怎样不可一世的角色，一把拽起秋生，把钱塞进他的怀里。

秋生歪着头，盯着他的脸看，然后笑着说，叔，婶子，对不住啊，这么晚了还不让你们消停，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我就想着谁害我我叔也不会害我，是吧，叔？好啦，你们睡吧，我走了。然后他揣起钱，甩着大步咚咚咚地向屋外的黑夜走去，接着大门发出咣当一声巨响，最后是谁家的狗愤怒的咆哮。

你今天都上哪儿去了？

金泉叔耷拉下脑袋，躲闪着老伴问询的目光。

老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这下好了，你惹了个阎王爷！

金泉叔蹲在炉子边上，浑身发冷，他想抽支烟，可是手抖的厉害，好不容易把烟凑到了嘴边，牙齿上下直打颤，根本叼不住。

半夜里，一阵凄厉的鸡叫划破黑沉沉的夜晚，把金泉叔从睡梦中惊醒。他知道，出事了。

老伴在被窝里只露个头，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他。他定定神，披上棉衣下床，找到手电筒，正要出去，一想自己只穿着衬裤，要是就这样被人捅死了，样子未免太难看，就又回到床上，穿好衣服，才打开门来到院子里。

院子里一地鸡毛，在寒风中打着旋乱飞。椿树下一滩鸡血，那只下蛋的芦花老母鸡就趴在鸡窝门口，断了半截的脖子耷拉着，鸡头在几步远的地方。他捡起死鸡，顺着院子走了一圈，没发现人为的痕迹，院墙上也没有砖头被蹬落。他抬头看看天，天还是黑漆漆的，三颗耀眼的星星一闪一闪。

回到屋里，他给老伴描述了一下情况，说，没事，可能是黄鼠狼咬死的，睡吧。

现在谁还见过黄鼠狼啊，那东西早就绝种了，肯定是人干的。老伴说，现在的贼精着呢，咱村的变压器他们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弄走，别说是只鸡了。

你不想想，要是贼的话，为啥只是把鸡杀死，却没拿走？

那……是秋生干的？老伴小心地说出了两个人共同的猜测。

俗话说，杀鸡给猴看，他们老两口就是“猴”。秋生这是逼迫他说实话？

他感到脊被上阵阵发冷。老两口再也睡不着了，胆战心惊地瞪着眼一直熬到天亮。

一个平安无事的白天不知不觉过去了。天，又黑了。

金泉叔看着窗外越来越浓重的黑暗，一颗心不由得又悬了起来。为了以防万一，他把大门的门闩插好，又找来一根碗口粗的榆木杠子顶住，还把菜刀放在枕头旁边。面对黑夜，他就像面对一场吉凶未卜的战争，因为敌人躲在暗处，随时都有可能伸出致命的魔爪，轻易而举地捏碎他们老两口僵硬脆弱的骨头。

可是，等了很久，也没有听见外面有什么动静，只有风紧一阵慢一阵的刮着。他的困劲儿爬上来，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半夜时分，他醒了，一睁眼，就看见老伴的脸几乎贴着自己的脸，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直盯着他。他立刻被下出了一身冷汗，说，你干嘛呀，吓死我了！老伴用一种悠长的奇怪的声调说，我怕咱俩都睡着了，出点什么事也没人知道，所以我一直没睡。

你傻啊。他一阵心酸，揽过老伴的头抱在怀里，安慰她说，别瞎操心了，睡吧，咱家穷，不会有贼来的。

可是那只芦花鸡……

没啥，不就是一只鸡嘛……

老伴突然捂住他的嘴，趴在他耳边小声说，你听，外边啥动静？

他竖起耳朵仔细倾听，是一阵咯哒咯哒的声音，非常像两三个人踮起脚走路的声音。这声音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在窗户底下，在所有他看不到的地方飘飘忽忽。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遽然从心头升起，他感到这个夜晚是如此的阴森可怕。老伴颤抖着往他怀里缩了缩，他觉察出了她身上同样的惶恐。接着，老伴的一只手伸过来，摸索着他的手，他们俩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咯哒，咯哒，咯哒……

声音还在继续。

他大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屋外只有风声。

老伴的身子缩到了他的胸前，和许多年前一样，紧贴着他的胸脯，头抵着他的下巴。

啥也没有，睡吧，睡吧。他拍着老伴的肩膀。

嘴上这么说着，金泉叔的心里却成了乱麻。最近村里的治安状况不太好，经常有人家的牲畜物品被盗。常常是一夜之间，谁家的牛或者摩托车就不见了，小偷不是从门口撬锁进去的，而是掏开墙上的砖头，把墙掏一个大洞走进去的。如今的小偷越来越胆大，越来越猖狂，偷东西跟拿自家的东西一样理直气壮。曾经听说有一次一个人半夜从外面回家，看见两个贼从邻居家的墙上翻出来，就问了声是谁呀？其中一个贼恶狠狠地说，又不是你家，用的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活得不耐烦了吧？那人吓得赶快闭嘴，蔫头耷脑回家睡觉，一声也不敢出了。金泉叔家里倒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总还有一两千斤麦子，十来袋子玉米。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啊，没有粮食，生活就失去了依托。

咯哒，咯哒……

谁？金泉叔拉亮电灯，声音马上没有了。他光着胳膊紧捏着开关绳不敢放。

声音又响起来了。咯哒，咯哒……

金泉叔愤怒了，忽地坐起来穿衣服。老伴拽住他说，春玲他爹，你可不能出去啊，让他们随便拿吧，只要还有你。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我可咋活呀。他不说话，边穿衣服边瞅着屋门后的铁锹，铁锹在灯影里泛着雪亮的光。他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春玲，心里一阵悲凉。要是春玲和她的男人在，他们老两口就不会害怕了。他心里一下子原谅了春玲和把春玲抢走的那个男人。他现在十分想念他的春玲，以前对她所有的恨和埋怨都在顷刻之间转化成了爱和柔情。

他穿好衣服，攥着菜刀站到门后，侧耳听了听，那声音还在。他猛地拉开门，同时把手中的菜刀用力甩了出去。院子里一阵尖锐刺耳的咣啷声。再听，那声音还在，好像在大门口。他一手提着铁锹，一手打着手电筒，蹑手蹑脚走向大门口。刚走了几步，他就感到脖子后面一凉，是锋利的刀口的冰凉。他惊叫一声，扑通一下跌坐在地上。这才发现，那棵石榴树的枝条在风中舞动着，再摸摸脖子，又湿又凉，原来是树枝上的霜花。

咯哒声还在响。

他爬起来往大门口照照，门闩好好的，榆木杠子也纹丝未动。老伴可能听到了他的惊叫声，也跑到了院子里。他回头看看老伴，老伴也看看他，老伴的白头发被风吹得凌乱如妖。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两个人继续找咯哒声的来源。接着老伴就轻松地笑了，指着大门说，你看，在那儿呢。原来是大门墙壁上挂着的一只多年不用的竹筛子，不时的被风掀起来，发出了咯哒声。

他长长出了一口气，伸手把筛子取下来，扔到了墙角。

回到屋里，两个人都冻得喘不上气，在被窝里抱着暖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金泉叔说的第一句话是：明天我们去看看春玲吧。

老伴一愣，说，提她干啥？权当她死了！

她是我们的亲生闺女啊，我们还能生她的气？

坐了半天的车，金泉叔才来到钧州这个地方。这里和他们一马平川的老家有着天大的差别，到处是山山岭岭坑坑洼洼，路像灰白的裹脚带子，在山岭之间缠绕起伏，最后掉进了山沟，看不见了。他一瘸一拐，吃力地爬上乱石纵横的山梁，冷飕飕的风从沟底冲上来，直往心里钻。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山坡，没有几棵树，偶尔看见几小块梯田，种着麦子，麦苗稀稀拉拉，又黄又瘦。和这穷山沟比，他们老家简直就是天堂了。

山沟里有啥好，兔子都不愿拉屎的地方，这个傻闺女啊！他的心揪着疼。望着荒凉的山沟，他的眼里全是春玲：扎着羊角辫的春玲，穿小花裙子的春玲，背书包的春玲，烫着卷发穿牛仔裤的春玲……他袖着手，心里盘算着那个他没见过面的小外孙，有一岁零四个月了，该会走路了吧。

临来时，他给老伴做思想工作，要她一块来，怎么说老伴都不同意。

他说，不管她再没良心，也毕竟是咱的闺女，是你身上掉下的亲骨肉啊。咱们做老人的，和他们小的计较个啥哩。

老伴绷着嘴不搭腔。

他又说，春玲就算是再有错，就算走到天边儿，也还是咱的闺女呀，咱俩死了，还得指望她和她男人埋哩。走吧，哪怕是去看她一眼，咱们一口水都不喝，马上就回来也行啊。

老伴好半天不说话，最后说，要去你去吧，我不拦着，反正我不去。我要守着咱的家。

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哪，夜里不太平……金泉叔终于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担忧。

才不怕哩，我一个老婆子怕啥，谁还能把我吃了？

去年春玲生孩子，给他打电话，要他俩过去。电话打到庆祥家的小卖部，她不愿去接，他只好去了。他双手拿着听筒，刚咳嗽了一声，春玲的声音就沿着弯弯曲曲的电话线流淌过来，拍打着他的耳朵，他没想到听女儿的声音这么容易。春玲在电话里叫了一声“爹”，就哽咽着说不出话了，只是抽抽搭搭地哭。他的脸上老泪纵横，浑身哆嗦着，只轻轻说了声：挂了吧，长途很贵。就吧嗒一声放了电话。

那次他们俩都没有来，他们俩都生女儿的气，恨她不要脸，恨她无情无义。

有声音从山沟深处飘过来：爹，爹呀。

是春玲！

他这才看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正沿着崎岖的小路走过来。风撩起女人的乱发，露出一张雪白的脸，真的，真是他的春玲。他眼里一热，泪就掉下来了。他本不想让自己哭，但还是忍不住哭了。他忙用衣袖把泪擦干，不让闺女看到。

春玲把怀里的孩子举到他的面前，勉强笑着说，孬蛋，叫姥爷。被叫做孬蛋的孩子直瞅着他咯咯地笑，脸蛋儿冻得通红，嘴角挂着清亮亮的口水。

金泉叔没有接过孩子，却伸出粗糙的手，帮女儿理了理蓬乱的头发。这无声的动作让春玲泪眼婆娑，她用孩子挡住泪水，说，爹，我想死你和我娘了……

春玲家在一个叫枣树沟的村子东头，村子不大，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全部是低矮破旧的老屋，石头砌的院墙，没有一条能称得上正街的道路，吃水要到沟下面去挑。金泉叔背着手，在院子里不紧不慢地来回踱了一遍，就把春玲的家底弄了个清清楚楚。三间瓦屋正房，已经破旧得摇摇欲坠，不能住人了，里面堆放着农具和几百斤粮食，两间新盖的平顶厢房，是春玲和她男人住的。没有院墙和大门。一个猪圈，里面养着两头小猪，膘情还不错。这里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冬天没农活，春玲的男人去城里打工去了，干建筑活儿，要到春节才回来。厢房里也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大床，两张木制沙发，到处堆满了孩子的衣服。屋子里弥漫着温热潮湿的奶腥味儿和尿骚味儿。

他不明白春玲到底看上了这个家的什么，傻丫头啊！

他抱着小外孙坐在厢房门口，边抽烟边看着春玲在房檐下的灶台前做饭。烟雾升腾中，春玲腰里扎着围裙走来走去，一会儿烧火，一会儿炒菜，脸上泛着红晕。他看着看着，心口就刺刺的疼，就想走过去帮春玲做饭，就想把她亲亲地搂在怀里。可是不能啊，她已经是当妈的人了，不是当年趴在他背上撒娇的小丫头了。

你公公婆婆呢？

早死了。

哦。他不再问什么了。

晚上，金泉叔提出要在老屋睡，春玲无论如何也不让，一定要他睡大床，说自己可以抱着孩子去邻居家睡。爷俩经过一番争持，最后达成妥协：春玲在厢房的两张沙发上搭一块木板，铺上被褥，做成一张简易的床。

夜深了，春玲搂着孩子在大床上，听见父亲发出均匀的鼾声，自己却睡不着了。她本想和父亲好好唠唠，解释她从家里出走的原因，可是话到嘴边，她怎么也说不出口。在深圳打工的时候，她看见男人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给了他，就算要饭捡破烂儿、上刀山下火海她也愿意跟着他。男人也非常喜欢她，她咳嗽一声他都会紧张半天。可是，男人不愿意做倒插门女婿，不想受那份委屈和别人的白眼。她一咬牙，就跟着他来到了钧州。她明知爹娘不同意，还是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命根子，她能撇下爹，撇下娘，却撇不下男人，这个男人让她神魂颠倒要死要活。她对自己这种忘恩负义的举动毫无办法，每次深夜里想起年迈的爹娘，她都恨得拽自己的头发，打自己的脸，使劲拧自己的大腿，骂自己不是人，骂自己不要脸、下贱，可她还是不能离开自己的男人。

这些话她没法在父亲面前说。

天快亮的时候春玲睡着了。她梦见自己刚刚学会走路，在老家的院子里摇摇晃晃地追那几只嫩黄的小鸡，父亲蹲在屋门口拍着手，笑着喊：玲子，到这边来，过来，过来。初夏的灿烂阳光从树枝间洒落下来，在地上印出斑驳的光影，满院子都是浓郁的椿树花的芳香。

一睁眼，看见父亲正坐在床边，颤抖着手摸她的头发。月光下，父亲两眼都是明晃晃的泪花。她吓了一跳，说，爹，你咋不睡啊？

金泉叔像被烫着了一样，把手猛地缩回去，嗫嚅着说，没事，我……我看你盖好被子了没有。

早上起床后，金泉叔逗被窝里的小外孙玩，春玲给他做鸡蛋茶。小外孙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一双小腿儿不住地弹腾，又用胖胖的小手摸他的鼻子。

孬蛋，你是孬蛋？

孬蛋高兴了，咯咯地笑。

孬蛋，叫姥爷，叫姥爷。

爷、爷……孬蛋含糊不清地叫着。

这个陌生的字眼像一块糖被孬蛋反复咀嚼着，渐渐溶化开来，冒出甜滋滋粘腻腻的水儿，温暖着他的五脏六腑，让他觉得无比的舒畅惬意。

金泉叔要走了，春玲抱着孩子送他翻过两道山梁。

回去吧，天冷，小心孩子冻着。他倔强地说，再送，你也替不了我走路。

春玲不送了，说，爹，等明年家里盖了新房，你和我娘都来住吧。

明年再说吧。你娘和我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谁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年啊。

爹，你别说了，你要是想骂我你就骂吧……春玲又哭了。

他看着春玲，心里一直想问的话还是憋不住了。闺女，他到底有啥好？你撇下你娘和我，来到这穷山沟里，为了啥？这里有啥嘛，哪有咱家好哟。说完他就后悔了：问这干什么，那男人的好，只有春玲知道，那好，是说不出来的。

春玲的脸蓦的红了。她真的说不出来。

好好跟他过吧，你娘和我不用你操心。金泉叔叹了口气，转过身大踏步走了。他走得很急，脚步凌乱，仿佛在逃避什么。他不敢回头，因为他知道春玲正抱着孩子眼泪汪汪地望着他。

回家后，金泉叔没有提见春玲的事，老伴也没有问。

村里的高音喇叭整天唱着流行歌曲，街道两旁插着彩旗，墙壁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胡同口也拉着红色的横幅，在冷风里烈烈摆动。村里的换届选举终于开始了。

一大早，秋生的弟弟根生就来到了金泉叔的家。根生穿一件皮衣，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脚上锃亮的皮鞋和灰色的土地很不协调。听说根生这几年在城里开饭店，生意相当红火，平时很少回来。就算回来，他也从不会登金泉叔的家门。他的目的很明确。

根生先是和金泉叔拉了会儿家常，说自己小时候如何淘气，如何偷生产队的茄子，如何给金泉叔的烟卷里塞鞭炮，又如何翻墙偷他家的石榴，金泉叔发现之后如何的宽宏大量。金泉叔一边听，一边眯着眼，心安理得地抽根生递过来的香烟，接受着他虚伪的巴结和恭维，看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根生说，我一直惦记着您和我婶子哩，可是城里那么大一摊生意，忙啊。这不，快过年了，想来看看您二老，刚巧赶上选举。

哦，是啊。

叔，我刚回来就听说村里有人想当一把手，花钱买选票，一张选票一百块哩。

听说啦。他不置可否的应酬着，抽着烟。根生的烟醇厚香甜，比自己平时抽的劣质烟强得太多了。

根生问，叔，您卖不卖？你们家三张选票哩，春玲人走了，户口还在。

金泉叔知道根生是替秋生买他的选票，想也不想就说，不卖！

三张选票三百块钱呢，不卖可惜了。

金泉叔心里动了动。是啊，三百块钱够他和老伴过年了。他向前探了探身子，随即又又把腰杆挺直了，心说，卖了选票就等于是卖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志气，一家人的脸面就值三百块钱？人往往是自己先小看了自己，别人才会小看。没有那三百块钱又能咋样？这年还不过了？他坚决地摇了摇头。

根生笑笑说，如今，像您这样的硬骨头不多啦。说着又递过来一支烟。金泉叔接过去，等着根生给他点着。根生的话虽然有些酸溜溜的，但是他爱听。

根生说，叔，咱可是本家，自己人，我哥当了村长不会亏待您家的。接着，根生拿出一张和选票一样的纸，交待金泉叔，在支书和村主任一栏里全部写上秋生，后面的委员名单里全写上金泉叔的名字。

我又不当干部，写我的名字干吗？

根生笑了，说，就算三张选票全写上您的名字您也当不了干部，您按我说的写，我们就知道是您填的，如果这事成了，我哥每人发二百块钱。我哥这人您知道，说话算话。

哦，是哩，是哩。金泉叔连忙点头。不点头就是不同意，不配合，马上就会得罪秋生，他只能点头。

根生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趴在金泉叔耳边笑嘻嘻地说，叔，您要是不填我哥的名字，以后可要小心哟。

这句话看似玩笑，实则暗藏着威胁。他的心里腾起一股怒火，强压着没发作。他已经到了容忍一切的年龄，有些话，有些人，他必须要忍。毕竟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他老了。

选举安排在村小学的教室里，乡里主管这一片的王助理和齐主任都来了。小学校就在儿女坡边上，透过窗户能看见金泉叔果园的花椒篱笆墙。

村民们陆续到齐，就在选举即将开始的时候，一辆警车开进来，从车上跳下几个穿警服的人。金泉叔心里纳闷：选举村干部咋还需要警察呀？有人捅捅他的腰，小声说，秋生找的“黑社会”也来人了。金泉叔扭头一看，见学校大门口确实有几个陌生人在那儿鬼鬼祟祟探头探脑。

齐主任先讲了一通话，大致是说换届选举的重要意义，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乡政府都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对选举过程的要求和注意事项，以及选拔干部的标准之类。讲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村民们开始还在认真听，后来就小声说笑起来，有人说，这个什么主任不愧是当官的，靠嘴吃饭，讲起话来没完没了，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齐主任终于讲完了。没人鼓掌，村民们都沉默着。下边就是填选票了，选票由乡派出所的警察发放。金泉叔领到三张选票，老伴不会写，春玲不在家，都由他一个人写。在另一间教室，窗玻璃都被白纸糊着，门上挂着布帘子，门口用粉笔写着：划票处。两个警察站在门口，每次只让一个人进去填选票，选票填好就放在门口的纸箱里。

原来的村会计拿着名单一个一个喊，等喊到金泉叔的名字时，他还没反应过来。别人都说，叫你呢，你发啥癔症？金泉叔这才知道，轮到自己了。

教室里空荡荡的，他捏着笔，看着眼前的三张纸片，心里咚咚咚跳个不停。他还从来没有这样郑重其事地写过字。以前选举都是春玲填选票，那丫头总是胡乱一写就完事。可是这次不一样，人家乡里那么重视，他怎么能胡乱写呢？他抬头环顾四周，什么人也看不到。他攥着笔的手放在选票上，但是选票一片模糊，他什么字也看不清了。他的眼睛花了，早就花了。他后悔为什么忘了带老花镜出来。

会计在外面喊：金泉叔，你在里面睡着啦？都啥时候了，咋还不出来？

他放下笔，走出教室，把一个字也没写的选票丢进纸箱，背着手走出学校，径直来到他的果园。他在果园里漫不经心地走着，踢踢这儿，摸摸那儿，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走到园子边上，他看见一颗没有下颚的骷髅，弯腰捡起来。骷髅在儿女坡并不稀罕，刚开始金泉叔一家人在这里开荒整地时，经常挖出这东西，当时他随手就扔到水沟里了。可是今天，他却把骷髅捧在手里仔细端详着，摩挲着，嘴里喃喃地说，伙计，以前对不住啊，打搅你睡觉了。我也老了，不中用了，说不定哪天，我的头也会和你一样，被人扔来扔去啊。

回到村里，经过秋生家门口时，金泉叔看见乡里的面包车、警车，还有一辆黑色的轿车，都停在大门口，院子里传出来响亮的猜拳声和杯盘碰撞的声音。

天刚擦黑，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就开始在村子里炸响。狗们夹着尾巴仓皇地往田野里逃窜，它们最害怕巨大的声响。天空还是一副半阴不晴的冷面孔，北风有气无力的刮着，村庄被一层灰蒙蒙的烟雾重重封锁着。看来，今年冬天是不会下雪了，金泉叔想。

他拎着一个竹篮子向村外走去，篮子里面放着一碗白水煮肉，一碗饺子，一块枣花馒头，还有一沓叠好的烧纸。他要给死去的爹娘上坟，送年夜饭。

坐在爹娘的坟前，金泉叔长久地沉默着，然后摆好供品，用打火机点燃烧纸，红亮的火光映照着他沟壑纵横的老脸。爹死了有三十几年了，娘也有二十几年了，他们都死了，人都会死，这是早晚的事。其实，死了也没什么不好，起码不用操心受累，不用生气发愁，不用吃喝拉撒，天天睡觉，清清静静的，多好。

他突然感到有些寂寞，有些心灰意冷。

站起身时，可能动作猛了点儿，头有些喝酒喝醉了一样的晕，他没在意，就带着这种晕的感觉一步步走回家里。一进家门，老伴问，你脸色咋这么白呀？

没啥，可能受风了，头有点晕，我进屋躺一会儿。他说。

睡到半夜，金泉叔突然被胸口一阵强烈的憋闷给弄醒了。他唉了一声，手捂住心口，身子蜷成一团。老伴醒过来，问他，你咋啦？

心里有些闹腾，出不来气。他说，你给我倒碗水喝吧。

老伴忙披衣起床，踢拉着鞋去给他倒了碗热水，端到他面前。

他伸出手去，并没有接碗，却说，春玲她娘，我可能不行了。

别瞎说，你死了我咋办？你忍心丢下我不管？老伴的眼圈红了。她放下碗，重新坐回床上，扶金泉叔坐起来，把他的头抱在怀里。但是，他的眼睛已睁不开了，嘴唇蠕动着，却含含糊糊听不清都在说什么。

春玲她爹，你说啥呀，我听不清楚啊。

金泉叔突然用力睁开眼，嘴里蹦出一个字：歌……

你是想听我唱小曲儿给你听啊？那好，我唱。她闭上眼，一摇一晃地唱了起来：

一送我的那个夫呀，

来到了小村外，

出门可要早看天，

挣着钱快回来。

二送我的那个夫呀，

来到了小河边，

不求你头上戴乌纱，

只求人平安。

三送我的那个夫呀，

来到了大树下，

酒色财气不敢沾，

家里有人常牵挂……

他依稀记得，年轻时她就经常给他唱这支小曲，在果园里忙碌着，有时心情好，她也会唱两句。那是个暖烘烘的二月天，他们一家三口在儿女坡的果园里施肥、除草。春玲扎一个马尾辫，穿着浅黄的毛衣、牛仔裤，脸庞水灵灵的，那腰身、那背影像极了老伴年轻时的模样。果树相继盛开了，水红的杏花，艳红的桃花，粉白的苹果花，雪白的梨花……那真是花的海洋啊。

两滴热泪从她的眼里滚落下来，滴在他逐渐冰冷的脸上。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抱着他，直到天亮。

天刚放亮，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又开始轰响了，呛人的硝烟弥漫在凛冽的空气里，新的一年悄然到来。村委会的大门口贴出一张大红公告，毫无疑问，秋生仍旧是新一届的村委会支部书记，还兼着村长。

金泉婶一个人出了家门，来到庆祥家的小卖部，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说要打电话。庆祥帮她拨出了号码。电话那头，是春玲的声音：谁呀？

金泉婶浑身一震，用力抓着胸前的衣襟，只是说：是我。

娘……娘，是您吗？春玲说着就抽抽噎噎泣不成声了。

别嚎啦，留着回来再哭吧。金泉婶冷冷地说，你爹死了，你抽空回来，把我们埋了吧。说完，不等闺女接腔，吧嗒一声把电话挂了。

庆祥说，婶子，大过年的，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她也不回答，放下一块钱掉头就走。

回到家，金泉婶找出抽屉里的那包老鼠药，就用晚上给金泉叔倒的那碗水，把老鼠药送下了肚子。然后，她翻箱倒柜，找出所有的新衣服给他穿在身上，并吃力地帮他扶正身子，盖好棉被。接着，她自己也换好衣服，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得一根不乱。肚子里开始刀剜似的疼，她咬牙忍着，弯着腰，把屋里仔仔细细打扫一遍，把门窗关好，又把所有的存款用那张写着春玲电话号码的纸包好，塞进自己的裤腰里，这才放心地爬上床，和他并排躺好。

春节的第一天，金泉叔两口子不声不响的死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秋生是第一个跑过来处理后事的。他招呼人在中堂屋搭好灵床，把两位老人的尸体抬到灵床上，亲手在他们脸上盖张灰麻纸，遮掩他们死亡的丑陋。按照这里的规矩，人死后，要由孝子烧第一刀灰纸，叫做“倒头纸儿”，可是金泉叔老两口没儿子，闺女春玲又不知道在啥地方，所以秋生自告奋勇地烧了，烧完，他趴在地上，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并且满含深情地说，我是金泉叔看着长大的，他老人家平时没少疼我。记得小时候，他家那棵石榴树上结了石榴，他自己一个也不舍的吃，都留给了我。那年月我们弟兄们多，家里粮食紧张，金泉叔多少回偷偷给我怀里塞过油馍啊。说句过分的话，他老人家就像我的亲爹一样，我就是他的亲儿子！我……我……他竟然真的哽咽着说不出话了。这场面实在令人感动，围观的人禁不住个个热泪纵横。

金泉叔家里，除了几把椅子一张破旧的方桌，两千多斤麦子半缸菜子油，就再也找不出像样的物件了。人们不禁疑问：金泉叔两口子一生勤俭持家，节衣缩食，金泉叔又那么能干，果园每年也应该见不少钱，可是咋什么也没有置买，死后一分钱都没剩下呢？

秋生好像并不在乎这些，仍旧精神百倍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指手画脚分派着办丧事的各路人马，谁进城购置棺材，谁挖墓坑，谁去联系架子鼓乐队，谁去金泉叔的亲戚家里报丧，谁安置前来凭吊的街坊邻居，谁准备饭菜，谁到镇上买蓝白布……有人问，钱谁来出啊？

嗨，当然是村里出呀。秋生一脸的不耐烦，说，金泉叔没儿没女……哦，是有个闺女叫春玲，可这几年你们谁见过她？失踪了，兴许已经死了，这年月，是吧？那，金泉叔老两口不就是五保户嘛，根据文件规定，五保户生前一切由村集体照顾，死后财产归村集体所有……

谁都不再说什么了，也不敢说了。谁都明白他话里的财产指的是什么。儿女坡四十亩果园，栽的可都是摇钱树啊。

快中午的时候，亲戚们基本上到齐了，其它事情也都安排停当。乐队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震天动地的流行歌曲，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不顾天气寒冷，只穿着小背心和超短裙在简易舞台上疯狂地扭动着肥硕的屁股。秋生说事不宜迟，干脆后晌就把两位老人送到墓地埋了，入土为安吧。街坊邻居都没意见，亲戚们脸上显出迟疑的神色。

就在这时，从村外走来一个身穿重孝的女人。她一进院子就直奔灵堂，扑在金泉老两口的尸体上嚎啕大哭，刚哭了几声，身子一软，歪倒在地上，人事不省。头上厚厚的孝布散开，露出一张苍白的脸庞，几绺黑发。是春玲，是金泉叔的宝贝闺女春玲，是人才相貌曾经在全村数第一的春玲。众人急忙过去搀扶她起来，掐人中的掐人中，拍后背的拍后背，连喊带摇晃，春玲终于长叹一声，缓过气来。

前来吊丧的亲戚们也暗自缓了一口气。

醒过来的春玲不再哭了，也不说话，只是直直地望着父母的遗体发呆。大家又是一阵安慰劝解，有的妇女不知道说什么好，拉着春玲的手只是掉眼泪。春玲还是不说话，眼神迷迷离离，不知在想些什么。

秋生看不下去了，凑过来对春玲说，春玲妹子，你咋才回来呀！你看这天也不早了，外边也都准备好了。要不，就让咱叔咱婶入土为安吧。

春玲头没动，只是眼珠转过去，斜视着他问，你急啥？我还不知道我爹我娘是咋死的。

咋死的？秋生一时没明白过来。

是啊，我就是问你呀，我爹前一阵儿还去我家走亲戚，身体好好的，咋回来就死了呢？我娘今天早上还给我打电话，咋也死了呢？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是啊，是有些蹊跷啊。秋生挠挠头，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问，你这话是啥意思？

我的意思是，今天不能入殓。春玲一字一顿地说。

晚上，帮忙的街坊邻居和亲戚们都走了，乐队的人也在东厢房休息了，院子里静寂无声。春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灵堂，在母亲的遗体旁扑通一声跪下，喊了一声：我的亲娘啊！嘤嘤地哭了起来。

娘啊，您老咋就不等我回来呢？几年了，您还是不肯原谅我呀。春玲低着头说，娘啊，您不知道，这几年我有多想您和我爹……我知道您生我的气，可我也没办法呀，我一看见他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喜欢他。娘啊，你也是女人，你懂你闺女的心吗？

她的头抵在母亲的肚子上，觉得有啥东西硬梆梆的，硌着了腮帮子，于是颤抖着把手伸进去，在母亲的裤腰下面，在曾经孕育过她的子宫的位置，塞着一个纸包，她把它掏了出来。最外面是一张厚白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的写着一串数字，春玲当然认得，那是她家的电话号码。拆开白纸，里面是是一个布包，布是光滑硬扎的尼龙绸，由于时间太长，已经由原来的鲜红色变成了暗红。春玲认出来了，这不是小时候自己擦鼻涕用的手绢吗，母亲还在上面绣了一朵牵牛花。拆开布包，春玲发现，里面是一叠信用社的存折，面额有几千的，有一万的，数数共有九张！春玲的手更加颤抖了。这是爹娘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血汗钱哪！

我的亲娘啊，您老临咽气还想着您的闺女呀……春玲哭得更是揪心裂肺。

院子里有人的脚步声。春玲慌忙把存折包好，塞进怀里，继续无声地哭泣。

进来的是村长秋生。

秋生哥，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呀？春玲欠欠身打招呼。

我睡不着，想跟你商量一下，明天是不是就把俺伯俺婶子给葬了，这样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说是不是？秋生蹲下身子，拿起一卷冥纸，凑到灵前的长明灯上点着，放进盛纸灰的瓦盆里，两眼却斜瞅着春玲，等着她表态。

春玲说，我爹我娘一起走了，我这心乱糟糟的没头没绪，女人家也拿不了主意，春生哥，你和大伙儿就看着办吧。

秋生松了口气，笑笑说，那行，明天我就去安排。

秋生说完了仍没有要走的意思。春玲就问他，你还有事？

秋生说，是这，根据村民自治条例，像俺大伯这种情况，死后所承包的土地要收归村集体，你已经嫁人了，耕地当然也得归公。另外，俺大伯的丧事都是村里出钱办的，实际已经算按五保户对待了，所以……所以像房子、果园这些财产都应该收归村里。

哦，怪不得他跑前跑后的，原来是惦记房产和果园哪。春玲想了想，不慌不忙地说，俺爹俺娘不在了，他俩的土地当然要归公，我的地不能收回去，因为我要招我男人倒插门，在咱村落户，这也是法律允许的。办丧事的钱我来出，果园我家交了承包费订了合同，村里不该收回去吧？

秋生挠挠头说，这……我不好对老少爷们交代啊。

春玲拉住秋生的胳膊说，咋不好交代呢，你是村长，还不是你一句话嘛。

秋生嘿嘿笑着，就顺势搂住春玲，按住了她柔软的胸脯，一双手贪婪地摸索着。春玲一动不动，拿一双媚眼瞧着秋生，任凭他冰凉的手钻进自己的棉衣，把乳房捏得生疼，却悄悄捂住了那个纸包。一阵寒风挟带着院里的尘土，势不可挡地旋进屋里，灵堂前的长明灯扭动着细长的火苗，挣扎了一番，扑的一声熄灭了。

爹呀！春玲一声惨叫，忙用火机去点。秋生飞快地缩回手，站起身说，好吧，就按你说的，俺伯俺婶子的土地也不用收公了，留给你男人和孩子吧。

春玲扑通一声给秋生跪下，说，秋生哥，你是我的亲哥呀，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春玲知道土地三十年不变的政策，村里许多嫁过来的媳妇没有地，生下的孩子也没有土地。她更知道在村里秋生一手遮天，他要是容不下谁，谁就没法在这儿立足。

秋生背着手朝屋外走，走到门口，回过头说，我明天要去乡里开会，就不过来了，你替我给俺金泉伯磕个头吧。

2010－2－8于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