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婶与母亲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秀婶和母亲同在一家农科院防保组工作。母亲和秀婶都属蛇，秀婶比母亲小一转。

防保组七八个人都有文化，当然是大革命的对象。大家谨小慎微，很少讲话。只要秀婶不在，办公室里悄然无声。

秀婶一到，就像拧开了收音机，满屋都是她的嗓子。她说，它妈的阎王殿围墙倒了，把少年亡放出来，闹的鸡犬不宁。她说，不好好读书，戴个孙子孝，喊口号能喊出个稻子麦子来？

这些话哪个敢说，秀婶敢说。秀婶丈夫是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

防保组的头姓包，是医院文革领导班子成员。他说，尽说唱反调的话。秀婶就竖了眉毛回他，你也是好种。包组长怕她，不敢找她的碴。

包组长对别人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比如我的母亲，快五十岁了，包组长分配她到郊区查粪池。那时候，我父亲因为历史问题，正被斗得死去活来。

查粪池的具体工作是查看填报粪池蛆的数量。母亲不会骑车，又是高度近视，每天到家，天已经黑透了，包里装着一大把密密层层的数字。然后就觑在灯下，一笔笔填进表格。

包组长对母亲的工作要求非常高，蛆的数量必须精确到百位。母亲对这个问题大伤脑筋，她甚至用手指去测粪坑里蛆的厚度，但很难算出准确的数字。

包组长很不满意，说数字不正确是思想不正确，思想不正确是立场不正确，说到底是阶级立场问题，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在帮教母亲的会上，大家都勉强附和包组长，唯有秀婶一言不发。包组长说，张秀芬你说说。秀婶说，你让我说？包组长知道她没有好话，刚想说散会，秀婶站起身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小子鸡蛋里挑骨头！你小子拿了鸡毛当令箭！你小子柿子拣软的捏！吹毛求屁……母亲吓坏了，趴在桌上大哭。秀婶说，哭什么，晚上我找你看电影。

母亲仍为蛆的数量烦恼，我想了一个办法，用米的体积数量去套蛆的数量，这一下甚至精确到十位。

包组长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秀婶说，你家三子聪明，长大了给我做女婿。

秀婶的丈夫虽然是老红军，但没有文化，在一家工厂做车间书记。有一天，两派武斗砸了办公楼。老头说，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的是无产阶级好江山。这一说坏了事，两派联了手去查他的历史。老头贫农出身，枪林弹雨，什么问题也没有。但是还是抓到一条辫子－－－－丈人是地主。

丈人是地主，秀婶就是地主的女儿，秀婶在劫难逃。

农科院成立了专案组，到秀婶的家乡去查。有人说，她爸爸把秀婶扛在肩上收租。有人说，秀婶帮家里掌柜夹过算盘。

专案组说，如果夹过算盘，秀婶本身就是地主！

秀婶说，我从小在县城读书。专案组说，你有文化才能夹算盘，麦收、年关，正是放假收租的好时候。秀婶说，我解放战争参加革命，划清了与地主家庭的界限。专案组说，断得了血脉吗？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专案组说，你就是阎王殿跑出的牛鬼蛇神，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专案组还说，什么稻子麦子，都是贫下中农种出来，你们大斗进小斗出。

专案组说得有道理，秀婶无言可对。秀婶是明白人，知道谁整了她的材料。

秀婶被派到清洁队扫路，就扫我家门前的一条道。

每天清晨，母亲就睁眼躺在床上，听扫帚声越来越近。当扫帚擦到门当沙沙作响，母亲就惊坐起来，一直听到扫帚声远去。

有一天，母亲没有听到扫帚的声音，就披衣开门出去。母亲看见秀婶坐在井沿上抽烟。秀婶从来不抽烟，母亲说，你怎么了？秀婶说，我爸爸上吊死了。母亲说，你回去看看吧。秀婶说，我和他划了界限，怎么回去？

秀婶说，他去了，我这时候死就更说不清了。

母亲一把抱住秀婶，相拥痛哭。

开秀婶的批斗会，大家敷衍几句就能过关，母亲是过不了关的。包组长对母亲说，今天你也挑个软柿子捏捏嘛，你和她是一丘之“各”，穿一条裤子嫌肥。你不说话是吧？明天写个批判稿贴到墙上。母亲低声说，我不会写。包组长说，叫你三儿子写，他聪明。

母亲回来和我商量。我说写什么呢，不说秀婶，就把她爸爸骂一气吧，反正他已经死了。母亲说，听调查的人回来讲，她爸爸对谁都一脸客气，也没听说做过什么恶事，说他什么呢？

我说，胡编几句吧。

很多年转眼过去了，母亲已经离开世界有十二年了吧。

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秀婶，身边一个人穿着军服。我说，秀婶，你还这么精神啊！秀婶说，托你们的福啊！秀婶咯咯地笑起来说，三子，你还记得一句话吗？东山的狼吃人西山的狼也吃人。

我愣住了，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秀婶拉过身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我女婿。我注意到军服的领上是两杠四星。

后来我也做了爷爷，孙子常常缠着我讲故事。我说，从前有两条狼，一只狼看起来很凶，一只狼看起来一脸客气……说到这里，我猛然想起，秀婶问我什么狼的话，是我写在那篇批判稿里的。

我没有机会向秀婶解释，秀婶死去也有五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