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中国病”必须医治？

“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在国内引发广泛关注后，《北京青年报》2012年10月27日刊登了今日社评，题目是《中国式过马路需中国式治理》。文章指出，规矩意识淡薄，善于在规则的缝隙间寻找出路是中国人的普遍特征。中国式办事，中国式造假等各种各样的“中国式”行为层出不穷，有人称“中国式”为“中国病”。既然是病就必须根治，不能让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变成不治之症。

究竟有多少“中国式”？没有人做过统计。依照“中国式过马路”、集体闯红灯、集体犯规这一标准衡量，目前的“中国式”、“中国病”几乎遍布全国，渗透于各个领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在教育领域有中国式教师节、中国式招生、中国式作业、中国式学历、中国式文凭；在医疗卫生领域有中国式医院、中国式看病、中国式药价；在体育领域有中国式足球、中国式冠军、中国式农运会；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有中国式投资、中国式消费、中国式出口；在商业领域有中国式商人、中国式广告、中国式假冒伪劣；在金融领域有中国式银行、中国式保险、中国式股市；在工程建设领域有中国式招标、中国式工期、中国式工程质量；在行政管理领域有中国式市容管理、中国式检查、中国式审判、中国式会议、中国式统计、中国式钓鱼执法；在文化宣传领域有中国式媒体、中国式记者、中国式演员、中国式导演；在人际交往领域有中国式请客、中国式送礼、中国式过节；在人才选拔领域有中国式招聘、中国式竞选、中国式专家；在社会团体领域有中国式协会、中国式基金会、中国式慈善会；在收藏领域有中国式古董、中国式书画鉴定、中国式拍卖；在生活领域有中国式排队、中国式吐痰、中国式抢座、中国式接孩子、中国式家装等等，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中国式”现象的特点：违法、违规、违纪，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违背良知。显示出中国不断走向文明社会的反方向，人性逐步退化、丧失，兽性逐渐显现、逐渐发力。

“中国式”现象的原因：

其一，几千年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重德治而轻法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绳之以法变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违法违规成本太低、利益很大，出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考虑，不断发明创造有利于自己的“中国式”，无人阻止，蔚然成风。

其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将原有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恩列斯毛思想理论体系束之高阁，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或没有被接受；开放的大门打开之后，西方、东方思想文化破门而入，东、西、中文化与思想交汇，缺乏过滤，没有限制；对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和片面理解，对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误读；现实的成功即使采取违法手段、违规操作、违背良知、违反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也得到了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赞赏和认可，媒体大肆宣传，逐步让种种“中国式”成为大家默认、大家效仿、大家学习并发扬光大的正常现象和默认行为。笑贫不笑娼、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发展到根本无视红灯的存在，甚至将敢闯红灯、善闯红灯当成有开拓精神、脑子活、有办法的典型进行宣传、进行表彰、予以提拔重用；对限制自己手脚的制度、办法、甚至法律，哪怕能找到一点瑕疵，也要求予以废除。

其三，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国际国内环境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没有及时调整、补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旧法规难以处理新问题，新旧法规、新法规之间矛盾迭出。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制度、办法、规定相互打架现象频发，“双轨制”、“弹性约束”为管理者提供了寻租的空间，让善于钻法律制度政策空子者除能充分运用政策、打政策擦边球外，还发明、创造出形形色色的“中国式”，逐渐被国人接受、效仿、推广、应用，结果遍地“中国式”，处处“中国病”。

其四：以和谐、稳定为核心的政治导向，让上访、堵路、堵门、跳塔、闹事者即使无理也能得到相应的好处。这种处理方式有违法、违规、违纪之嫌。无疑是对不合法、不合理、不合规现象的纵容，造就了另外一类“中国式”现象。

其五，以GDP增长为考核主要目标的经济导向，让假冒伪劣畅行、让掠夺资源兴盛、让环境污染泛滥、让征地拆迁肆虐、让企业违规改制改组、兼并重组之风蔓延，违规包装上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频现。高校扩建、城镇化改造、大城市化建设、高铁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大超出了自己承受能力，不能承受就想办法嫁祸于人。钱成为全社会追逐的共同目标。为了实现GDP增加、钱越来越多的目标，不惜采用违法、违规、违纪、违背良知的“中国式”措施。

其六，经济基础高速发展让稳步推行的上层建筑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快速提高让逐步改善的生产关系怎么也撵不上，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让找不到方向的精神文明越发迷失自我，灵魂丢在躯体之后是全中国面临的普遍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一浪高过一浪，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等与之配套并对其产生保障作用的改革却晚了几十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匹配、错位，导致我们对许多“中国式”有看法没办法。以大中城市生产力水平提高为重点的中国经济框架让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东西部差距有增无减、贫富悬殊矛盾越来越突出。为官不正、为富不仁让全社会仇官、仇富心理越来越强烈，为了寻求平衡，无官不富者也开始胡作非为。农业大国大部分农民弃农进城、二元制结构让打工农民在城里没有名分、没有地位，以临时工、季节工身份蜷缩在城中村、城郊结合部，天不管、地不管，我行我素，新环境新身份新人物胡乱表现一番无人能制止，农村的不少坏习气带进城中无人过问，大不了再走他乡，形成了非城非农的“中国式”。

其七，封建意识、官僚意识、暴发户意识、小农意识、小市民意识、小商贩意识、无业游民意识、独生子女意识、官二代意识、富二代意识等等，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在大都市中聚集、发酵，没有合适、管用、人人都信服的思想意识来统领，学校只能教书不能育人，家庭、社会没有及时补上如何处事、如何做人这一课，新形势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盲、半文盲，法盲、半法盲，合法、合规、合理的思想一直处于荒芜状态。“逆淘汰”现象的连续上演让大家是非标准越发模糊、道德标准越来越不清、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断陷入误区。

医治“中国病”的建议处方：

从解决“中国式过马路”问题开始，由政府引导、全社会参与，媒体和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首先，应将目前存在的“中国式”问题进行广泛调研，列出所有“中国式”问题的清单，描述其表现、分析其原因、危害，提出解决措施进行广泛讨论，让全社会自检、自悟、自省，让绝大多数人认清“中国病”及其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后代产生的严重危害，让大家自觉自愿加入医治“中国病”的行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其次，医治“中国病”必须建立专门的“医疗组织”，建议以区县为单位，由宣传部门牵头、综治办、文明委、新闻媒体、专家学者、群众自愿者共同参与，实行区县包干制，各区县治理情况应打分排名，排名情况定期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医治情况由当地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督办、问责。

再次，应对各种“中国病”分轻重缓急，分批次医治。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止病情复发和反弹的预案。自觉自愿医治与强迫医治相结合、教育引导医治和严管重罚相结合，要采取强制和重罚措施，对典型案例在媒体上充分曝光，警示“钉子户”们不要抱侥幸心理。

第四，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原则，在治病的同时，必须建立新的思想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标准体系，要明确处罚标准并毫不留情的实施处罚，让各种“中国病”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相信，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有着孔子、孟子、老子、苟子等一大批让全世界敬仰的先祖的中国，他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会让外国人耻笑，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