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污吏是与人民为敌

中国有多少贪官？国外媒体说中国的反贪风暴愈刮愈烈，即使是远人在西方也能感受到强劲的态势。随着中国政府反腐力度的不断提高，贪官的成长速度反而越发加快，在反贪过程中被抓的官员越多，涉案官员的级别反而越大，同时裸官挟款外逃的也就越多。但是裸逃的官员究竟有多少？中国每年有多少黑金外流？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具体数据若非是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彻查，就是总书记大人也一样的是一头雾水，糊里糊涂。

流行的说法“十官九贪”。不过，此言并非说，十个官员真的就有九个贪官，而是说，中国的官场已经失德无耻，造成了互动效应，使贪腐无耻蔓延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于现今的主流文化比的是谁黑谁狠，边缘文化就反映为流氓痞子联姻忽悠广场约架。如此一个没皮没脸天昏地暗的反人性的中国社会，大概自三皇五帝有史以来，亦属史无前例了。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把“礼义廉耻”作为一个国家立国的根基。他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一个丧失“礼义廉耻”的国家是不可能维持长久存在的，必然会很快走向灭亡。在这四维中，知耻是尤为重要的，因为知耻说明人性尚存，再坏也还不是畜生。人一旦寡廉鲜耻，其实比畜生还坏，坏在他们披着人皮，更加隐蔽危险性。

已死的大贪官文强自认：“我不过是按照游戏规则做了点圈内人人都做的那些事情。谁不明白，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显然，文强的价值观极具有中国官场文化的特点，为官者所耻的是自己不如别人更加无耻。鸡管报晓，狗管防盗，裸官是神仙，来到世上无人管，防官甚于防贼，干小偷的都是穷人，不用偷就能光明正大、肆无忌惮的开着车子、印着票子、搂着婊子、批着条子、装着银子，把改革开放变成了一场公开掠夺人民财产的轰轰烈烈的过程的则是中国的贪官污吏。

1949年3月全国解放前夕，当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时，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然后又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周恩来笑着点头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李自成是一个了不起的平民英雄，打仗冲锋在前，不畏牺牲，能够经过短短几年征战就攻克北京城，灭了大明朝；可是李自成的教训在于，会攻城却不会守城，一旦夺取了政权，就一味的贪图享乐，可恶的程度远胜过以前的敌人，结果只能用南柯一梦来注释这一次农民起义的全过程。

毛泽东把干部腐败归之于阶级斗争的影响，这在认识论上完全错误。

人有阶级之分，可是只能代表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归属的阶级划分，不能成为人的价值判断依据。资产阶级不一定有罪，无产阶级也未必有资格解放全人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一旦成为一种阶级制度，就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不相伯仲，该体系中的不平等原则与近代民主制度和人权思想南辕北辙没有共同之处。毛泽东时代内耗严重，时时都有的激烈的斗争，迫使当权派在一定的阶段不敢腐败，可是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冤假错案。毛泽东的反腐败没有成功，最多只是暂时遏制了腐败发展的势头。等他死后，仅仅三十年，他的继承者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腐败记录。

其实，贪官污吏就是与人民为敌，然而消灭这个敌人的途径不一定是革命。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每一场革命的结果就是流更多的血，死更多的人，制造更多的贪官。中国人希望有包公再世，希望有政府能够为民做主，却没有认识到，古今中外没有最好的政府，最好的官员，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政府，最不坏的官员，最不坏的制度。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借助于基督教的信仰之光，看见了人性的悖逆罪恶，在设定人人都是罪人的前提下，西方人做出了限制政府权力的政体设计，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达到分权、制衡和监督效果。在西方政体模式下，人民是法无禁止皆可为，官员是法无允许不可为。

贪官污吏就是与人民为敌，然而消灭这个敌人的途径则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