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琐议

最近从网上一篇文章中读到一个作家介绍自己的生存之道，说他有四种话语系统应对我们的生存世界，这四种话语系统：是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江湖的。处在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话语。真是左右逢源，曲尽其妙，生存智慧可以说被发挥到极致。

毋庸讳言，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是“无声的中国”，中国人几乎完全“失语”，全国只有一个“思想”——领袖的思想，全国的人只能重复一种“话”——领袖讲过的话，想别的，说别的，做别的，都是异端。所以，在这大背景下，大环境下，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说了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可以理解，上帝也会宽容。但是，即使在那个年代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在知识界、党政界和各个社会阶层都有。

马寅初，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北大校长，曾提出过“新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1958年遭到错误的批判。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无休止的轮番批斗，他郑重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宣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次，马寅初被勒令到大操场接受批判，他携带着铺盖卷来，先声称道：“今晚兄弟来此给同学演讲，如有特务在场，请注意，你们如要抓我，应先让我把演讲讲完。我是带着行李来的，我马寅初死都不怕，还怕进监狱吗？”马寅初有一句名言：“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马寅初从来就是“言人之不敢言者”。

胡风是现代著名诗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编辑、翻译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核心人物，为鲁迅赏识，是鲁迅精神传人。左翼时期曾与周扬等人在“两个口号”上有过争论。解放后，胡风被周扬掌控的文艺界批判，批判逐渐升级，最后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被投进秦城监狱，受这一案件株连的有1000多人。历史很会捉弄人，“文革”中周扬也被认为是“黑线人物”，关进秦城监狱。彼时，胡风被解押到四川一个茶厂劳动。红卫兵调查周扬的问题，找到胡风。从常人来看，这正是报复周扬的一个机会，无论怎样揭发都不为过，而且对胡风来说这样做，虽未必真能“立功赎罪”，却可视为“态度积极”；对周扬来说，也不会加重犯罪的砝码，因为周扬已经是“死老虎”了。可是胡风就是胡风，此时他表现了卓然不群的品格，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表现了真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毫不含糊地说：不管报上说得怎样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违心地说别人的坏话或好话，是怎样就怎样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艺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开展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大批判能做得到结论的。像这样地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难以服人。”（梅志《胡风传》第689—690页）

胡风还是把周扬看做是同志，绝不投井下石！

梁漱溟，广西桂林人，儒学大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发起人。延安时期，梁漱溟曾就国共合作、阶级斗争、和乡村建设等问题，同毛泽东多次进行彻夜交谈，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建国初期，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等问题发表意见，与毛泽东主张相左，激怒了毛泽东，随即被打入冷宫。虽然保留了政协职务，却一直闲赋在家。“文化大革命”，自然在劫难逃。“批林批孔”的时候，一日，江青一伙要梁漱溟在大会上公开表态。只见81岁的梁先生穿着一尘不染的长袍，夹着鼓鼓囊囊的皮包，不卑不亢大步走进政协会议室，先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像当年在北大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他谈的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结论是：“不批孔，但批林。”真是掷地有声！自此之后有近半年的时间，对梁先生开了100多次批判会。梁老态度是：“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每会必到，到则沉默。

“文革”中作为专政对象，知识分子排位第九，（前八种一次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故知识分子有“臭老九”之称。梁先生为知识分子鸣不平，写过一首打油诗，道：“九儒十丐古以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地走。”又有一首七律，最后四句为：“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支。”诗有所指，不必挑明。既揭露了无操守文人的多种话语体系，又表现了为民鼓与呼的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伟哉壮哉！

前面介绍的几位都是知识分子，下面介绍党政要人。

胡耀邦，延安时代为“红小鬼”，“文革”前一直是共青团中央书记，是党内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文革”中被冠之以“修正主义”，首当其冲被打倒。“文革”开始至“文革”后期他有四次复出机会，但这复出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必须承认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胡耀邦断不接受，因此屡屡失去复出机会。直到1973年邓小平复出，才被启用。然而随着“批邓”再次被打到。粉碎“四人帮”才真正返回中央领导岗位。

知识界、党政界有这种人，其他阶层亦有这类人，我们无法一一介绍。而且这类人建国以来有，民国时期亦有不少，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有陈独秀、瞿秋白、鲁迅、刘文典、邹韬奋、马寅初、闻一多、李公扑、朱自清等。

对陈独秀人们有所闻，但少有知其详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连续五届任党中央总书记，在党内和党的历史上是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人物。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被共产国际当作替罪羊，党内高层有些人也跟着起哄，于是他被撤销党内职务，以至于最后开出党籍。1930年2月8日共产国际通知陈独秀到莫斯科讨论他的问题，实际上是胁迫他承认“错误”，为处分他找出所谓“正当理由”。陈独秀断然拒绝。他在2月17日的回函中说：“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同的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我个人到莫斯科便解决的，而这是最官僚的办法。”

1932年国民党当局逮捕了陈独秀。10月19日夜从上海押送南京，车上戒备森严，陈独秀却鼾声大作，如雷灌耳。车上人，包括押送人的都瞠目怪之。一位当年了解此时的记者慨叹说：“本来坐火车打瞌睡的事太寻常了，不值得一提，但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等于押赴刑场呀！滔天大罪，生死关头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嘛？常人在利害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眠。至于生死大关来临，总会恐惧，仓皇失措。能从容不迫，以至于酣然入睡，假如没有养成浩然之气的工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的最高境界，绝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勾画出一副东方哲人的轮廓了。”晚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县鹤山坪镇过着凄苦的日子，蒋介石派人来找陈独秀，要他“出山”，被陈独秀严正拒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溘然病逝。他生前曾宣称：“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绝对不怕孤立，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指使命令，自负其责。”“说大人则藐之”，宁折不弯，高风亮节，独秀如是

瞿秋白是大革命失败后接替陈独秀的第六任党中央总书记，任职不到一年就被认为是“机会主义”撤职，在苏区从事文化教育领导工作。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撰写长文《多余的话》对自己的工作中的错误和性格上的弱点作了深刻剖析。他多次拒绝国民党当局的诱降，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在场者无不潸然泪下。

“文革”后期，邓小平刚复出不久，毛泽东要邓肯定“文革”，被邓委婉回绝，致使他再次被打倒。

我在《民国，有个刘文典》中提到刘文典曾同蒋介石“叫板”，没有交代在何时何地为何事“叫板”，这里作个补敍。1929年底，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第三年，距离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不远的安徽大学（在安庆）出现学潮，蒋介石问讯，立即到安徽大学找该校校长刘文典兴师问罪，并要杀气腾腾进行“训话”，刘文典的应对是“大学不是衙门！”蒋介石非要见到校长不可，几经折腾终于把校长叫来。可是天哪，这是什么校长，站在老蒋面前的是一个瘦骨伶仃、其貌不扬的“穷措大”，穿着一袭长衫，破旧不堪，油迹斑斑，邋遢潦倒得不成样子，简直比孔乙己还孔乙己。蒋介石本来对他自己大驾光临，安徽大学不组织“欢迎欢迎”就一肚子窝火，现在见眼前的校长竟是这副寒酸窝囊模样，更气不大一处出。“你就是刘文典么？”蒋介石冷冷问道。刘文典反问：“你就是蒋介石？”“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蒋介石气急败坏。刘文典反倒平静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把军队带好就行，大学里是我校长说了算！”蒋介石岂认此理，怒不可遏，大手一挥，就把刘文典送进大牢。后经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文化精英和社会各方面力量营救总算出狱。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呆不下去了，应邀北上，到清华大学任教。

刘蒋“叫板”一案有几个版本。一说刘文典穿着破衣烂衫，不修边幅，却意气轩昂，目中无人，大步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蒋见状老大不高兴，轻蔑地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则不卑不亢：“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叫的。”蒋介石闻此，气得七窍生烟，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闹事，该当何罪？”刘据理驳斥，并大呼：“宁以义死，不苟幸生！”随之，躬身向蒋撞去，蒋气急败坏：“疯子！疯子！押下去！”还有一说是，刘对蒋直呼其名，蒋搧了刘两耳光，刘也不示弱，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几个版本略有不同，但刘文典敢于同蒋介石叫板，不买蒋介石的账是不会错的。对此，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也有提及：“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蒋介石）‘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如上介绍的都是文化精英、思想家、革命家，他们秉性不同，面貌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媚上，不欺下，不察言观色，不见风使舵，言必由衷，言必有据，凭事实说话，靠真理吃饭。他们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话语系统，却表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他们的思想光辉和人格魅力，永远为人们感念。

有人会说，这种科学的又充分个性化的话语系统固然好，但是社会大环境往往迫使人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说假话，出于迫不得已。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大环境改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相当复杂，只能逐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我们不能等到那一天才说真话。反过来我们如有更多的人说真话，办实事，也能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互为因果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其中的警察奥楚蔑洛夫用的是两种话语体系，对上（将军）是一种话语体系，对下（被狗咬伤的平民）又是一种话语体系。我想，如果这位警察今天有机会到警官大学进修，弄到一张文凭，会不会又多几种话语体系，进而不无得意，忘乎所以？若是，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呢？这是人类的智慧，还是心灵的扭曲呢？

我进而想起著名诗人绿原的诗句：诗没有技术，真理没有衣服，人没有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