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

我的朋友苏珊同志是一个“牛”人。

有一回，她夸奖我的文“述而不议”，说这是一个好处——那她的好处是什么呢？此人广识多闻，见地一流（见地是一项多么重要的品质啊！对于各级领导与各类掌握评判他人权利的人，简直是要命的品质），却是只评鉴，不发主贴。这或可称为“议而不述”吧？这样的人，轻纱罩面，只露两眼，神秘。

聊是聊过两次的。千里魂灵Ｑ牵，坐在她闪烁的头像面前，总像无产阶级放牛娃呆看资产阶级大小姐，只有流口水擦鼻涕的份。只见她左手《诗经》，右手《圣经》，钢琴曲也会弹，梅花篆也会写，而我只是急着把手缩进破棉袄的袖口里，怕她看见我手背上的皴，但棉袄里露出的棉花，无论如何遮不住。陈丹青说如今的中国，只见“资产”，不见“阶级”——我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他不是在欣慰，而是在怀念。怀念什么呢？不是朱门酒肉的生活，而是资产阶级大家闺秀的教养、高贵、神韵、风味、气息。现如今谁见过真正的大家闺秀？反正我没见过。所以说，虚拟的苏珊是一个迷人的异数。写到这里，苏珊恐怕要“出离愤怒”，咬着白牙切齿而笑了。

苏，请你就当我说的不是你。

我不愿把苏珊设想成一个完人，所以她必须有坏处。那就是她总能勾起我写字的欲望。中国人都知道欲望是个坏东西，欲壑难填无欲则刚嗜欲深则天机浅，说白了都是在说一个道理——欲望一起，即入苦海。但我仍然要诚心感激苏珊同志，就像全人类都应当诚心感激引导亚当夏娃犯生活作风错误的那条蛇。

我告诉她我正在看陈丹青，她说好些天不见你写字了，看了写点吧。其时，祖国正在保岛，单位正在迎检，二者都是大事，都代表绝对正确，按说要说应该先说这个，但对于绝对正确的事我习惯不说，不说也是觉悟，说了也是白说，所以还是按苏珊说的，说说陈某人。

中国文学似乎是这样断代的：“五四”之前称为古典，“五四”至四九年称为现代，四九年以后称为当代。前两代，我五体投地的人很多；后一代，我佩服的人不少，着迷的人不多，或者说只是两位——王小波和陈丹青。其实，在我们的文联作协里，比他们俩身份高、名气大的主儿多得是，但我说不上哪根神经错位了，对那些人偏提不起兴趣。这也很像陈丹青，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夸谁不好，偏要夸胡兰成。（那可是汉奸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依我的偏见，他的书写、性情、器识，犹有胜沈先生、张先生之处（笔者注：沈先生指的是沈从文，张先生指的是张爱玲。）

好，姑且按住胡兰成不说。陈丹青的书写、性情、器识怎么样？（我好像看见有人冲我翻白眼了——写个东西，书写倒也罢了，说什么性情和器识啊？而由我观之，文章好比一棵树，书写是叶，性情是干，器识是根。好贴与水贴，我就是这么分的。与我无奈，与汝无碍，不必较真，各取其便，如此而已）。

先说书写。据我的偏见，王小波多得前辈大家思想魅力之遗风（这里所谓“前辈大家”，不仅指国内，而且指国外），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小波的语言风格都是“王二”式的，吊歪，不靠谱，然真思想即在其中，远胜许多一本正经的思想家、理论家。而陈丹青，却多得前辈大家文笔韵味之遗风（这里所谓“前辈大家”，单指解放前之中国），读他的《多余的素材》，你就知道什么叫中国文字书写之端凝蕴藉。随便抄一句我喜欢的——

中文实在是妙的。“年方二九”，不过一句乘法口诀，一算，却“等于”如花似玉的少女，撩人妄想。

再抄一句——

１９７５年，我流落江北插队，时来南京借寓出版社，两位无锡画家长我十余岁，多有照拂，平日里与我厮混笑闹，甚为相得。

细细咂一咂，什么味儿？两句话没一个生字，我都认的，但让我摆布，这味儿绝出不来。新中国的作家中，有几位的文风我也是极爱的，他们是史铁生、刀尔登、王安忆、池莉，还有一些人，一时想不起来，它们有的粗狂，有的细腻，有的清越，有的朴拙，但若论端凝蕴藉，还得说《多余的素材》。这本书里，越是通篇看，感觉越好。到底怎么个好法，我却说不上来，反而愈见其好。

再说性情。一个作者，文风可变，语感可变，性情很难变，除非大刺激，大转折。什么样的性情是好的？这个很难说。但有一点我可以基本肯定，有的性情适合为文，有的性情却只适合做官，发财，泡妹妹（哥哥）。郁达夫有诗云：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我们如何？装腔作势来写诗，没有滥情不成文，泡了妹妹心花放，丢了哥哥泪涔涔。人说，这也是真性情。我说：好——

话说到一半，已有好朋友说我“书痴”了。闻此称号，羞惭无地。想起金圣叹批六大才子书，如他，方才当得一个“痴”字。（看到他点评西厢记里古人、今人那一大段冥想，也曾魂飞，不知身在何处）（要知道，那时的文学家干的这种勾当，可不像现在有版税银子赚啊。）又念及李敖评价某类女人曰：形而上者不能聊，形而下者不能搞。我本男身，倒也觉得是在嘲笑我。黑豹怎么唱——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慢慢地放松，慢慢地抛弃，同样仍是并不在意——这也算是一把撕下了我皇帝的新装。

无论如何，我认为，一辈子在这小宇宙中飘荡过一回，有些痴意终究是好的。不管对什么，了无痴意，在我看来，定是个无趣的人。有道是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年纪的不同，境遇的差别，阅读体验也大异。少年时读课本《二六七号牢房》，只记得当年那朗朗的“走过去是七步，走过来是七步”，而今重温，又是一番滋味上心头，这也是书的好处，常读常新。

中国文明五千年，百家争鸣却只有两次，一次在先秦，一次在民国，都是乱世，却大师辈出，群星闪亮（那是那个时代的群星演唱会？），精神文明光芒万丈。这是为什么？值得一思。之所以喜欢陈丹青的民国味，不为别的，只为民国时期我们的文字风韵尚在。白话文运动的功过是非，题目太大，说不了。只是觉得，从外国文学可以学到文章的章法结构，立意铺排，却学不来遣词造句的那种“妙”。中国字想写出浓郁的中国味儿，还得看五千年的中国书，这才是大风格，然后才是个人的小风格。然而，我们的文风出现的裂谷，我甚至不能不看注释流畅读懂一篇古文。我可以寻章摘句，把古代的只言片语点缀到我的字里行间，我老婆很称赞我的这门功夫，打住，这是功夫么？真正的功夫是读进肚子里，流淌在血液中，在用自己的调子说出来。这即是我佩服陈丹青的原因。

陈丹青说：“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使是仑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八大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我对陈丹青的佩服，也是这么个佩服法。这也算一种性情么？我不确定。

在我的“性情分类法”里，陈丹青、王小波、鲁迅、李零、时寒冰归入一类。这五个人很奇怪，陈的专业是油画，王的专业是统计，鲁迅赴日学医，李零专攻历史，时寒冰是个经济学家。然而，观其文，莫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虽然“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所写之文一一读来，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在里面。陈的蕴藉，王的跳达，鲁的弯钩倒刺，李的苍健洞深，时的刚勇皎洁，无论何种文风，何种笔意，都满含着对生人的挚爱与悲悯。无量有四，慈、悲、喜、舍，佛有性情否？此其一。

其二。此“五人帮”均属刺头类文字工作者（对了，确乎应当加上柏杨，那是一把烈焰刀，变成“六人帮”才是），“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王唱赞歌，”（柏杨语），故得我大欢喜。只因，有脊梁、敢炸刺儿的读书是越来越少了，顶着大师的小光环招摇风光安享特殊岗位津贴者反而多了起来。

何谓“大师”？我不知道。何谓“国学”？我也不知道。不过李零对国学倒有个说法——国将不国之学（列强入侵而国学兴，因为那不仅是经济、军事入侵，还有文化入侵，于是才有的师夷之长以制夷，才有了保存国粹的政策，才有了民国那批海外留学生，去到海外寻找强国之路）。陈丹青的书里有很多插图，中国的，外国的，文学的，美术的，都是些老人儿，老事儿，老画儿。人里，我印象最深的要属王国维。此人一身黑乎乎长衫，一顶黑乎乎瓜皮小帽盔儿，两腮无肉，手抄在袖子里，活像评剧《刘巧儿》里的王寿昌。然而就是这么一位爷，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要说大师，这才叫大师，别的不说，首先器识在那。

我着迷的陈丹青和王小波，我总结了一下他们的共同点。半大小子下过乡，见识过贫下中农真面目，长大成人出过洋，见识过帝国主义真面目，人到中年任过教，见识过学者教授真面目，海纳百川读过书，见识过前辈高人真面目，还有一点就是，都不是科班出身，不是文学圈内人，不是学院派，思想没受过科班教育的摧残，手法没有创作理论的指导，都是自由搏击的野路子。他们跨过意识形态，跨过亚洲欧洲，跨过专业领域，器量与见识自然远不能与王国维等比肩，然岂是我这样井底之蛙能比得？

思之此，非沮丧，反欣慰。头顶有天，是件好事，如果天也无，就只剩自己的鼻尖了，写来写去，无非三根汗毛，两点雀斑。

一个人为何要读书？许是为了探查世界、人心的无限。一个人为何要写作？许是为了探查自身的无限。一直相信：人活一世，不仅有长度（所谓寿数），还应该有宽度和深度。一辈子应该是个立方体，或者四维也说不定，但不应该仅仅是一条线。临死前能让我微笑的，应该是一个乘积，或者一个复杂方程的解。

70后的我，小学时写作文时是习惯这样开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你不相信么？这是真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我就是以这样的政治语言开始写作的。从哪学来的我不知道，如今孩子的那些话是从哪学来的？昨天我看见儿子同学Q个性签名，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去切洋葱。这样的无厘头解构与冷幽默是从哪学来的？陈丹青说，他们那代人，常带革命腔，八十年代大学生，难免文艺腔，我们的文字语言，我们孩子的文字语言，带的又是什么腔？我们的履历表里，还有身份、家庭成分等栏，是什么腔？报告里常听到的“老师队伍、职工队伍、干部队伍”又是什么腔？其实，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日常语言里。

请恕我引下大段的文字，只为与苏子共观。语出缪哲之序《中国好人》——

刀兄写作的当今，是汉语史上最暗淡的一页。人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名词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女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刀兄的文字，则是出乎其时代的。他的名词有确义，动词能使转，小品词的淡妆，更弥增其颜色；至若句式，则如顽童甩的鞭子，波折而流转。故刀兄的友人们———包括我自己，都素重其文，称是“文明堕落的一阻力”。这或是爱屋及乌亦未可知。但人之得益于私谊者，是有时而尽的；人所主张与反对的，也有过时的日子。到了那天，人们评判文字的好坏，将不复以激情，以偏见，而仅以品质。刀兄的友人们于今天的感受，想那时必多共鸣的人。

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是古来的老话题。霍尔姆斯（OliverHolms）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为起于思想的愚蠢。则知语言与精神的好坏，虽不知孰为表，孰为里，然互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今天汉语的污浊，亦自为精神污浊的一表征。虽挽狂澜于既倒，是个人力不能胜的；但刀兄于驱遣文字时所表现的“洁癖”，亦自为精神之“骨气”的宣示或对文明之信仰的一宣示。在他的清峻的文字下，是思想的通脱。如这集里所论的，大都为古事；然所见每与我们听说的不同。常人论以道德、善恶者，刀兄则论以平恕。此即《红楼梦》所称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虽然刀兄对《红楼梦》一书，是素来鄙薄的。这个思想自周氏兄弟以来，即有人提倡之不遗余力，但今天我读刀兄的书，仍有孤明先发之感，由此也知我们思想的不长进了。

二十多年来，我与刀兄同居一城，衡宇相望，是颇感庆幸的。因我们所居的城市，粗鄙如“头曼”；可与语者，举目而寥寥。鱼之大幸，固是相忘于江海，但陆处于涸辙，也不得不欣喜有相濡以沫者。

无花按：所谓”同居一城”者，吾省之石家庄也。自忖我之品性才气远难望此二位北大才子之项背，然人同此心，所以上段所描绘之心境，也是我喜与众文友闲言碎语之初衷了。

我家二捣蛋前些天的Q说说是这样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开学第一天，罚站一上午。（因为他忘了穿校服。前天又被罚站一节课，因为忘了带本儿费）看来他也会如我一样借物起兴啊（笑）。都说现在的孩子很幸福，我倒觉得他们比古诗里的农民伯伯还苦，背个老大书包，早出晚归，整天像给地主交租子一样交作业，背枯燥乏味的语文段落、科学术语、英语单词，要不就是把乘法交换律、结合律十遍抄在纸上，还要在老师的责令下配合学校说瞎话应付上级检查。稍微玩个个性，争个自由，不是挨打挨骂，就是请家长。如之奈何？也只好像我一样上网胡说八道，消解心中块垒。我们的文化就是这么锻造的，我们的钢铁就是这么炼成的。说什么性情，说什么语言，说什么器识，全是扯蛋。我给儿子的回复是这样的：挽弓当挽强，当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左手火箭炮，右手滋水枪，老师调头跑，全班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灰太狼－－）括号里是我心里唱的，没写上。这么教他我也许会把他教坏了，但至少可以让他幼小的心多一分亮色。长大一点我会告诉他，混饭吃是人生的必修课，但必修课是为选修课而设置的。陈丹青他爹妈教训他：总说自己孩子那点破事，没教养。那老师如何？亲近的人跟我说，我们这里的县中学评个中学教师职称校长已经明码标价了——名额费三千，保过一万。大学呢？看了大学教授陈丹青的书，也不过花钱买版面发论文混职称、找名目弄经费混饭吃而已。文化？科技？招财进宝的幌子罢了。

全球是后工业时代的大背景，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大浪潮。大浪滔滔——中国的风水术说山管人丁水管财，把钱比作水，倒是颇为形象——一切向钱看。我们的体制是大一统的，我们的价值观也单调得像文革时的着装着色。这没什么错，用李零的话说“落后就要挨打，先进就要挨骂”，我们早就穷怕了，就像一个饿疯的人，你给他一本《诗经》，一个烧饼，他肯定大嚼烧饼，书顶多用来吃烧饼时擦手，拉烧饼时擦屁股。文学边缘化于是大势所趋，七几八几年，你说一个人是文学青年那是夸他，如今呢？谁说我跟谁急。几十年来，我们骂的最欢的人，其实学人家学得最凶。看看身前，望望远方，有几件东西是中国固有的，有几件是我们发明的？我们现在停留的阶段是：你看谁谁家有彩电了，咱家也要有，砸锅卖铁；你看谁谁家有原子弹了，咱家也要有，卖铁砸锅。锅砸了明天拿什么做饭？明天再说。一切都在西化，建筑风格，生活方式，饮食口味，管理模式。文学语言能例外么？例外才怪。然而，最可悲的是，学来学去，似是而非，叼了一嘴毛，精髓没学到。

越说离题越远了，扯蛋就是这样，越扯越远，这是我们的强项。俄罗斯那样土匪，日本那样无赖，都不是我们的强项，土匪的强项是软硬不吃，无赖的强项是欺软怕硬，而我们的强项是扯蛋，扯来扯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东南西北，没下太平。还是扯回来，说说射人射马的那首诗吧，那是杜甫写的，是我文学的启蒙。（刚才百度了下那诗的意思，我都觉得丢人，不是诗人丢人，是我。）

那是我六七岁，还没上学，我二姐在用压水机压水，我看着她。她在背课文，背那首弓啊马啊的诗（这诗现在小学课本里没有了，已经被与进俱进了），我着迷了，因为里面有打仗，还有那韵脚和节拍。于是，这是我会背诵的第一首诗。那时候的感觉，真好！

如果有人问我，哪本书让我的文字受益最多，我一定爽快地回答：是中学语文课本。那几年，少年意气风里飞，我是个真正的读书人——每天早晨的晨读，如果在教室外你听到阵阵高亢驴鸣，那正是我读到酣处。文字必须大声读出来，才会渐入佳境，找到语感，这是我的体会。《春》、《绿》、《我的空中楼阁》、《从百草原到三味书屋》、《凤凰涅槃》、《大堰河，我的保姆》、《屈原（选段）》、《劝学》，每一本语文课本都被我读得卷了边，掉了页，破烂不堪。什么都不为，就只为喜欢。

那时什么叫精品，什么叫名著，根本没这个概念。就是生猛地大口吞咽，生冷不忌，吃嘛嘛香。如果说初恋对一个人很重要，那么这就是我对文字的初恋。

说起男女的事，还得引一段胡兰成的话，如下：中国人的婚姻不是契约，是结缘，契约有条件，人世里人与人的相遇则无条件。中国向来是连商人亦不出收据而守信不渝（无花叹：我滴娘哎！中国古代真有这样滴人？这转基因也太快了吧。），为西洋人所惊异，我小时候见村中人婚约，男女家送庚帖，大红的，有颂而不宣誓，亦不画押盖印，这才是礼。而现代人的婚约，则是手续。

上面这段话，说的是两口子的事，但我觉得也适合读书。（我看电视，老辈子才真有读书人——拿嘴读，摇头晃脑的——现在眼珠子一党专政，应改为看书人才是）人与人的相遇无条件，人与书的相遇也是无条件，不过因缘即会而已。谁知渐渐变了味，“结缘”式的读书观遭人鄙弃，“契约”式的读书观大行其道；所谓“礼”，请看中央一套：今天过年不收礼呀，收礼只收脑白金。科举制度、当代科举制度（高考）扭曲着读书观，更扭曲着读书人。如此骨感的现实中，不靠谱如我者，仍“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徐悲鸿语，暂借），只为喜欢乱翻书，不为钱财厚铺路，众人观之，均大叫一声——实乃傻￥滴干活！如之奈何？吾见外国老唐大战风车，可笑即可笑在他太认真，可敬也可敬在他太认真，量必我的读书生涯只是老唐的大陆山寨版。现在已经没有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人了，活不下去；如果说有，那得是超级大腕，每天上网看看新闻，你就知道什么人是徐悲鸿的当代山寨版。对于我这样的鸟人，活着才是第一位的，可以活得不好，但总得活吧。

读多少书才是够呢？书海无涯啊。以前一想到自己的无知总是很惶恐，现在忽然想问自己：对于一条鱼，游多远才算是知道海呢？鱼一定不会问这种白痴问题，它就知道游。还有那句现成的恋爱话：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当然，这样的恋爱观也不时兴了，让我们的恋爱专业户点评：这么干买卖，亏大了。

什么叫精读？我理解，不在读的遍数多少，而在你是不是能读得直抵心深处，达到阅读的高潮。堪比男女好合，心灵震颤到极点，“精”在其中矣。

什么叫精典？敦煌壁画、西腊雕刻都是经典。然陈丹青也有一问：“敦煌画家看过什么东西？希腊雕刻家看过什么东西？”“人家那条好性命没给糟蹋过，活泼无忌，这比知识要紧一万倍。”

是啊，我们，谁敢说自己没被“糟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