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的儿童

11月16日，5名男孩被发现死于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垃圾箱内，经当地公安部门初步调查，5名男孩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这个发生在流浪儿童身上的悲惨事件不仅牵动了众多国人的心，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埃菲社、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新报》、阿根廷《消息报》等诸多外媒纷纷加以报道和评论。他们认为毕节流浪儿童事件只是国内众多留守儿童问题中的冰山一角，中国流浪儿童的救助体系亟待完善。

毕节市是贵州最贫困的地区，曾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死去的那些儿童的家庭所在地，是毕节市最贫困的乡村。5个孩子的父亲是同胞的三兄弟，其中两个常年在外打工，平均每月每个孩子得不到几十元的生活费。留在家里的三兄弟之一连自己生存都很困难，根本无力顾及那些孩子。我看了一下有关资料，尽管当地村民普遍家徒四壁，但生育率却出奇地高。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算是少的，生出七八个也不算稀罕。我就是不明白，一个人连自己的存活尚不能保证，生那么多的孩子干什么？说是常年在外打工，其实就是在深圳捡垃圾，收废品。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从不给孩子打电话，不过问其死活。生下一群孩子丢在街上，任其自生自灭，这与流浪的猫狗有何区别？他们大概也不愿生育如此多的孩子，只是在不停的交媾之后，不停的怀孕，这与牲畜何异？没有起码的尊严，没有起码的羞耻感，没有起码的责任心，没有起码的良知和情感，没有起码的生理卫生知识，活着只有两件事：找吃的和满足生理需要，这是人么？！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人”？你要去问他“你幸福么”？你要和他说建立民主制度么？社会和国家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民族的存亡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我又一次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来华的美国教官评价中国人：“他们像猪仔一样自生自灭······”又一次想起了同时代在上海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

我要对那些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人说：他们和你们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中国社会。你们理解了抗战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伪军和汉奸么？理解了为什么饿死了几千万人没有反抗么？理解了文革时的亢奋和狂热么？

有人说这些人在中国是少数，是的，他们是少数，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人文状态在中国绝非少数，他们的“动物性基因”早就钙化成了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并且集聚深厚。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政府对儿童的关怀和救助。

据说，这几个孩子曾被当地民政部门收容过，但他们撬开了门窗，逃离收容地，继续流浪。孩子们宁愿住在垃圾箱里、住在水泥管道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也不愿意留在收容站，那收容站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按孩子们的话说：“吃的住的都不好，连上厕所都要定时”。我们的民政部门是将他们作为孩子来关爱的么？收容站是为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家还是冰冷的监狱？

在西方国家，街上有流浪汉，但没有流浪的儿童。保护和关爱儿童是现代文明的底线，是人类良知的起点，是种族优化的前提。一个无力保护自己孩子的政府是一个无能的政府，一个忽略保护自己孩子的政府是一个昏庸的政府，一个让孩子像流浪猫狗一样自生自灭的政府是一个冷漠、自私、没有丝毫怜悯之心的政府。什么光荣伟大？什么锦绣前程？先把孩子从垃圾箱里救出来再说，好么？

朱门酒肉臭——奢糜的筵宴倒掉了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路有冻死骨——那是些还没有发育成熟的纤细的殖骨。在仅有6摄氏度的寒夜，孩子们盖着纸板蜷缩在恶臭的垃圾箱里，他们只有燃火取暖，并紧闭垃圾箱的翻盖，试图将那宝贵的温度留存得久一些。有毒气体渐渐进入了那正在发育着的呼吸器官，他们沉沉地睡去了······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寒冷了······

他们的平均年龄才10岁。

“救救孩子”的呼声连其亲生父母的心都不能打动，还能打动谁？民政部门连寒夜里的流浪儿童都不能救助，还“民”什么“政”？国内的孩子尚不能有起码的温饱，还到外面搞什么“国际主义”？垃圾箱都成了孩子的棺椁，还搞什么卫生？

冰冷的寒夜，酒吧的摇乐声滚震耳欲聋，舞者用力扭动腰肢消耗着过剩的热能；冰冷的寒夜，“天上人间”的演出正酣，猩红色的琼浆冰镇后才缓缓流入口中；冰冷的寒夜，官员和二奶泡在温暖的浴池，颠鸳倒凤的折腾发泄着原始的生物能；冰冷的寒夜，散场的影院观众鱼贯而出，纷纷登上靓车疾驰而去······

“过去的十年是进步的十年，是人均工资翻几翻，粮食产量大福增长，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民得到了切实的幸福······”《午夜新闻》的播音员掷地有声，所有画面的脸都洋溢着幸福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