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

现实很严竣。房子太贵了，米面太贵了，汽油加不起了。为什么如此？分配制度。如此而已。为什么东西会贵？是因为一个叫GDP的东西，也叫“增长率的需求”。其实我根本不同意用GDP来衡量社会的繁荣程度。看了《心术》，听吴秀波讲两泡狗屎和一个亿的GDP的笑话，我就突然感觉，社会的繁荣，可能只是些虚假的交易。比起关注GDP，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生产资料被如何生产与转嫁，最终是否被消化又重新产出价值。所以我感觉，我们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衡量体系。

国内生产总值，其实只是一种量化的指标。量和质并无瓜葛。如果建国初期的10块钱可以维持一家六七口人几乎一个月的生活。如今的10块钱，甚至买不起一打杜蕾斯。如果用GDP去衡量建国初期，也许与今天在量上会相差千倍。但是实际上，人们真正的购买力，相比之下，却提升地微乎其微。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都说我们活在一个物价涨得比胡子还快，工资涨得比眉毛还慢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弱势群体的购买力都转嫁给了谁？

这就是我说的制度问题。财富是怎么决定的？由分配决定。比如一个中央的工程，是4000万。一级承包商竞标成功，成本2000万。那他的利润就是2000万。分给五个二级承包商，每人到账400万。二级承包商自己拿200万，交给底下五个工头，每人40万。工头每人20万，交给五个队员每人4万。这就是财富的首次分配。当然具体来说，不一定是这个比例，不要以为50％就很夸张了，还有比这更夸张的。

但我说话的关键不是这个。重点在于，在这种分配制度下，上级分配者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的。比如一级分配者提出分配条件，二级分配者可以协商。但是，这种协商是乏力的。因为一级分配者拥有选择权。你的报价高了，我就有权利不与你合作。在其它的社会，劳动力是有限的，且劳动者高度自治，懂得形成联盟。那么一级分配者的选择权，就会大大受限。但是，在中国，首先劳动力太多了。其次，劳动力一多，大家心就不齐，因为彼此是竞争对手，而不将彼此看作同盟者，也没有这个素质和意识。渐渐有了素质和意识以后，一级分配者就找更没有素质和意识的群体。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不如将这种过程，看作是那些高级的分配者，在逐步地激活下级分配者的素质和意识。

好了，现在大家知道了。在现阶段，高级的分配者，因为拥有选择权，所以也拥有话语权。所以分配比例，完全是可以由他们把控的。越是高级的分配者，这种权利就越是大。而且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政府设置反暴利条款。但是哪个领导能坐视底下的人颁布一条“让大型企业将盈利率控制在20％以下”的条令呢？在一个保增长的时代里，这样的举动是伤不起的。那么就涉及到了财富的二次分配，也就是税收杠杆。让富人纳更多的税。但是这就要说到另一个现实，就是有报道称，中国3200多个亿万富翁中，有95％系高干子弟。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既得利益集团和改革者，其实是一家人。自家人当然好商量。好商好量之后，富人的税自然是重了，但是百姓还是觉得收的不够。那多少算是够？按百分比来算，富人的百分比高许多。但是富人一年收入两千万，收八百万的税，还是很宽裕的。而穷人每月收入三千，消费两千八。就算一毛钱都不收，就这点结余，碰到一个跟头，就爬不起来了。

这就涉及到财富的三次分配，社会补助。对于弱势群体，政府会出资并牵头，爱心人士会参与进来。但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真正在赤贫线以下的人，不多。多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工薪阶层，带个孩子。饿不死、冻不伤，但生活过得紧紧巴巴。这种人的数量，是海量的。当然了，社会学上讲金字塔结构，如果没有这些海量的人做塔基，这个社会就不稳固了。或者也有“纺锤体模型”，那么恰恰这帮人，是社会最中坚的力量。钱，我们肯定是拿不出来。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让他们觉得日子有奔头。

所以，总而言之。民主最大的障碍，就是财富的分配权，被上级分配者垄断。只要财富的分配比例不够和谐，真正的民主就不会到来。而对于这种弊病，我们只能通过税收的二次杠杆，稍微拉回一些贫富人群之间的差距。并且对那些贫而不困的人群，进行心理疏导以及精神鼓励。虽然这些东西很虚浮，但是我们的社会还是给广大的这类人群指出了一条“只要努力奋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的前景图。这两者，多少对财富分配的原始矛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而真正的民主，在财富得以合理分配之后，我们觉得我们的社会才会成为一种“大楼模型”。简而言之，迪拜塔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是打了很深的根基。根基在地底下，看不见。能看见的，是迪拜塔的光鲜。古语有云：藏富于民。只有当这个根基真正扎实的时候，大楼才能造得坚挺而屹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