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一个刘文典

民国时期文化界有一个狂狷之士，声称中国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一个就是他自己，还有半个是冯友兰。此为何人？他就是敢同蒋委员长叫板的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国学大师，安徽人，历任北大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至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其人一生维护学术尊严和思想独立，从不苟且，学富五车，著述等身，绝非浪有虚名。1939年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中国大学问家陈寅恪为其作序道：“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章太炎亦题词称赞刘文典：“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评价可谓高矣。

且看他在西南联大讲的一节课。这节课讲《红楼梦》，因听课人太多，教室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进行。天色已暗，讲台上燃起烛光。只见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刘从容地饮尽一盏预先为他准备好的茶水，霍然而起，随之拖着长音，一字一顿道：“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接着在身旁的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滁”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如此讲课，真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由此，我想到怎样才算是把书读懂读通了。记得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读书要厚书读薄，薄书要读厚。厚书读薄，是要能够用最简约的文字概括、提炼出书或文章的精髓；薄书读厚，是要读出心得体会，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见解独到，有所发挥。“片言而明百意，乃全篇之警策”，“提纲挈领”，是指厚书读薄；“微言大义”，“言有尽而意无穷”，则可视为薄书读厚。华罗庚关于读书的这一告诫，我很早就知道，我自己努力这样作，也曾以此教育自己的学生，当然作的怎么样，是另一回事。我觉得刘文典讲《红楼梦》这一节课又形象生动地说明什么是厚书读薄和薄书读厚。“蓼汀花滁”是厚书读薄，表明作品的人物指向，往下这节课滔滔不绝的讲授则是薄书读厚（虽然《红楼梦》并不薄）。而刘文典那一字一顿的开场白，则表明他读书也是一种创造，能读出自我，读出个性。“唯陈言之务去”，人云亦云，仰人鼻息，是写作的大忌，也是读书的大忌。当然，恕我我不懂《红楼梦》，囫囵吞枣，无甚心得，对刘文典的这种概括和阐释发挥无法做出判断，但我非常赞赏刘老的这种读书和教学方法。

读书是为了什么？古代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荣宗耀祖”之说。而今也有把读书当作“敲门砖”的，故有假文凭、假论文满天飞的景观，当然也有志向远大的，但整个社会都变得浮躁，急功近利，目光如豆，讲实惠，讲金钱，教育界和读书人亦未能免俗。这是不争的事实。堪忧！

在此我们回顾刘文典一代学人的教诲，不无好处。刘文典回答学生怎样把文章写好时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不解，刘解释道：“‘观’是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音”，我领会是文章要有文采，讲究章法、结构、语言等形式，如果是文学，则还要形象生动，有艺术感染力。不限于狭义的格律音韵。）这种“观世音菩萨”的写作目的论和写作方法论，对我们今人也有启示和借鉴作用。真的，写作，不论怎么说都不应当是与社会与人生无关的游戏，文中表现的也不是纯粹的“自我”，而是与社会与人生息息相关的一种精神活动，它要关心民生，它要有利于世道人心，它要能够提升人们的精神，在引领社会文明和进步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诚哉，斯言！

刘文典看似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特立独行，其实他有一颗赤诚之心，有一身凛凛风骨，爱国爱民，同时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也是学术界的楷模。他的情操和气节，曾为鲁迅所称道，建国之后毛泽东也接见过他。

斯人已去，风骨犹存。道德文章，高山仰之。

记住，民国时期有个刘文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