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目标之二：文化大革命

《“文革”阴与阳》之五

1966年11月，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并且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1961年设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布给国务院的抗议信、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对其曝尸批判（其中破坏文物6618件）。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还被专程解押到场，亲自动手挖开孔子的坟墓。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也被押着陪孔子塑像遊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因为这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尊贵的“圣人”孔子的“革命”，也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地带的“革命”，所以也是“文革”中最严重的一次在文化领域的“革命”。

而随后，全国各地打、砸、查、抄、烧的文物，就更加不知道有多少。

“文革”的名称就为“文化大革命”，可见她就是想通过文化上的革命，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以，用暴力打烂旧的文化遗留，让这些旧的文化遗留不再“流毒”，也就是“文革”的应有之议。

当然，死的旧文化要铲除，活的代表旧文化的人物就更不能放过了。除了《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外，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相继被打倒，被批斗，被无情“专政”。

按照一位叫“woaijun的blog”的网友的说法：“千百年来在知识分子心中牢牢刻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士可杀，而不可辱！’‘文革’期间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者大约有二十万人。”

而另一位叫“王逍遥的日志”的网友更是给出了“十年文革，惨案无数，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千万计，有人估计其中死于自尽的至少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的说法。

只是，不知道八年抗日战争死了多少人？有说1800万（8年）3500万（14年）的。也不知道三年解放战争死了多少人？有说500万的。一场不以流血为目的的“文攻武卫”式的斗争，竟和那些惨烈搏杀、规模宏大的流血斗争之流血结果相去无几？

所以，信与不信，读者自便吧。不过，“文革”中知识分子饱受折磨、日子难过，应该是没有疑虑的。“文革”后期流传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排斥、受歧视的群体地位（前八位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实际上，“老九”一词的最初之说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就不支持对某位知识分子的排斥，借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的一句台词，即“老九不能走”，将那位知识分子比喻为剧中的胡彪－－杨子荣）。

那么，为什么“文革”要拿文化开刀呢？为什么“文革”那么排斥知识分子呢？

因为，毛泽东说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更有思想斗争。而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中的上乘斗争，是灵魂深处的斗争，是文化上的斗争。

文化，就是人类社会之思想活动的积攒，就是在人们头脑中扎下根的东西，就是人们大脑中的“软件”。文化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接受这种文化的人——知识分子会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而人的价值取向怎么样，又决定了这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立场，决定了这个人在阶级斗争中的立场。

比如说儒家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

“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自己的冲动和反抗情绪，恢复旧的秩序礼数。而旧的秩序礼数是什么？是礼节，是剥削阶级为了从精神上压迫被剥削阶级，瓦解被剥削阶级的冲动和反抗情绪而设计的一种礼节。

“中庸之道”就是要不偏不倚，恪守中庸。可是，在剥削阶级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那实际上就是甘愿被剥削阶级所奴役、所利用，实际上就是背靠剥削阶级的阵营，来瓦解和消融被剥削阶级的阵营。

所以，这些文化的价值取向，都是剥削阶级的价值取向。人们如果接受了这些思想文化，就必然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来反对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

而实际上，毛泽东之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看到文化领域里的一些人，一直在以种种形式，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来反对工农兵的新文化。

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从建国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批合二为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等等。

但是，这些斗争收效甚微。旧思想、旧文化仍然大行其道；新思想、新文化仍然难以占领文化领域的各个阵地。

比如说，在戏剧舞台上，就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难以看到工农兵的身影。

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事后就有人对演出不满，写信给中宣部。中宣部责成剧协党组进行检查，并于3月下旬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连续开了3次会，进行讨论。随后，全国文联、作协、音协、美协、舞协、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学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了20多天的时间进行整风。

中宣部将整风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毛泽东在对此汇报的批示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是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而“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的吴晗，也是因为他的古装戏剧《海瑞罢官》而扣动了“文革”的扳机。

文化革命的领导小组早在1964年便告成立，但是这个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领导文化革命的行动与效果却使毛泽东非常失望。毛泽东在北京、在中央，找不到可以依赖的进行文化革命的人，所以，只好去上海找姚文元。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认为该剧含沙射影，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則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文革”后有人替吴晗辩白，说他的《海瑞罢官》没有那个意思。笔者对此倒不以为然。以吴晗的历史学识和文学素养，何况他当时还是北京市副市长，从政人士，他又设身处地地经历了反右、庐山会议那样的斗争环境，他难道不知政治向来敏感？他难道不知文学向来有曲笔和借讽的手法？如果他连这些都不知道，那他凭什么当历史学家？凭什么当北京市副市长？凭什么在文艺圈中混？）

在此之后的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姚文元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汇报》上，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的一个专栏。专栏介绍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方面的历史知识。这其中的“三家村”就是三个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书记、《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历史学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

凭着这三个人的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文化领域，喜欢宣扬旧文化，利用旧文化说事的那些人地位有多高，影响有多大。由此也可以想到当时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是多么尖锐，多么激烈。是完全达到了零和游戏的程度。

因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为了全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必须将反动的旧文化全部、彻底地打倒。

但是，旧文化就全部是反动的吗？

实际上，文化是人们的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人们的社会活动，不仅仅是有阶级斗争，还有生产斗争，还有科学实验。这些活动，都可以形成文化。张衡的地动仪是一种文化，祖冲之的圆周率也是一种文化，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文化，我们的吃饭穿衣也是文化。

即便是在阶级斗争中，也还有斗争双方所共同需要的文化。

因为，阶级斗争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零和游戏。虽然斗争使社会发展，但是，团结使社会稳定。斗争使人憧憬未来，团结则让人把握现在。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斗争的双方还是相互妥协，相互团结的。

比如说，奴隶社会持续了几千年，她是靠斗争持续的吗？不，她是靠妥协，靠团结持续的。因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生产水平之下，奴隶主是离不开奴隶的，他们离开了奴隶，就当不了奴隶主，就得自己劳动；奴隶也是离不开奴隶主的，他们离开了奴隶主，就连猪狗食也吃不上，就会被活活地饿死。奴隶的大量逃亡，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层次，地主阶级壮大起来之后的事。生产力不发展，地主阶级不壮大，奴隶们是无处可逃的。不逃还可以活，逃亡绝对是死路一条。

奴隶社会之所以持续了几千年，就是因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相互团结了几千年，使这个社会稳定了几千年。那么，在这个团结、稳定了几千年的时间里，就没有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文化吗？

其实，从“克己复礼”“中庸之道”这些儒家文化来说，虽然她们被剥削阶级所利用，但是，她们的核心内容，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每个社会，每个政权，每个利益团体都非常需要的东西。

“克己复礼”的核心是“礼”。礼，就是相互尊重对方的地位，就是双方恪守一个共同的秩序。

秩序，哪一个社会不需要？哪一个政权不需要？哪一个利益团体不需要？即使你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团体，你也需要秩序。因为，秩序，可以让你在现有的状态下得到喘息，可以让你在现有的状态下不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礼，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智慧。

“中庸之道”的核心是居中，并且象糯米团一样地柔软。这是一种随波逐流式的自我保护的方法。虽然她是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方法，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她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

因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存在、稳定的时候多，变化、运动的时候少。存在很久很久，而变化只是分分钟的事情。就象一个人活了几十岁，却几分钟就死亡一样。那么，变化为什么是分分钟的事情呢？因为变化的原因，是对立双方的实力相对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不是对立双方的情绪相对发生什么了变化。而实力相对发生质的变化，前面必有漫长的量的变化做准备。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是一个千锤动响，一锤定音的过程。这个量变，这个潜移默化，是一种柔软的姿态。如果变化的姿态不柔软，就会与强势力发生硬性的碰撞，就会使自己遭受损失，也就不能达到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目的。

所以，“中庸之道”实际上还是弱者的智慧。

只是，“克己复礼”和“中庸之道”的智慧，是弱者在不能反抗或者反抗无效的情况下的智慧，而在弱者有得一拼，可以和强者一争高下的情况下，她们就不适用了。

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正是斗争双方一争高下的时候。所以，在这时候批判“克己复礼”、“中庸之道”等等儒家文化，也是应该的。

可是，批判也应该是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批判呀，应该是一种扬弃性的批判呀。

虽然“文革”的斗争是空前激烈的。但是，越是激烈的斗争，越要冷静，越要物尽其用，越要“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才对。为什么“文革”中会把整个旧文化彻底打烂，会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当成排斥、歧视、打击的对象呢？把盆子孩子一起甩出去，这可不是理智的行为，不是一种智慧。

她显示的只是弱势者心理上的脆弱；显示的只是行为者思想上的愚昧。

强人毛泽东，他实际上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他敢于斗争，却不敢于自信啊。或者，是他没有能力和精力，来客观、辩证地看问题；或者，是他根本就看不清、看不懂他所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他深感那些有文化、而又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知识分子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是多么巨大；另一方面，他又不明白那些曾经和他同甘共苦，共同战斗过的知识分子们，为什么不害怕战争年代的流血牺牲，却在建国之后的经济挫折面前，坚持不住，要倒向资本主义，充当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急先锋？他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他不明白，这些知识分子们，到底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啊？

这些知识分子们，他们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呢？

在植物主茎或侧枝的顶端，都有一种芽，叫顶芽或侧芽。其形状以及功能，都与茎、枝的本体大不相同。顶芽或侧芽的最先端即是茎、枝的生长点，外面有多数嫩叶层层相迭，保护着生长点。生长点的细胞分裂，就是植物生长的原因。

在动物的头部，都有一种大脑。大脑的形状及其功能，也是与动物的躯体大不相同。动物的大脑也是受脑壳的包围和保护的，她既不像动物的四肢五体那样直接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也不像其五脏六腑那样消化食物、输送营养。它不参加动物身体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却收集、处理来自身体内、外的信息，为动物自我保护，自我发展寻找出路、判明方向。

从功能与价值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群体就好比是植物的顶芽和侧芽，也好比是动物的大脑；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好比是植物的茎和枝，动物的躯干和内脏。

相对知识分子群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仰仗的是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技能，他们是劳财者和劳力者，他们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直接从事社会生产。而知识分子仰仗的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知识，是劳心者，他们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价值，不是直接从事社会生产，而是为社会生产寻找出路、判明方向。按照这样的分析，可以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属于同一个阶级——产业阶级。其中，资产阶级代表的是生产资料，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生产技能。而知识分子是和产业阶级相对存在的另外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就是为产业阶级提供新的生产资料和新的生产技能，并且调节她们的关系，也调节她们和自己的关系。至于这个阶级应该叫个什么名称，还必须认真研究，暂时就叫她知识阶级吧。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从功能与价值，而是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结构，划分阶级。他们按照无产和有产，把人类社会分成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更进一步地定性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可是，知识分子是无产？还是有产？他们是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

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分析，关于阶级划分的思维方法有问题。

功能与价值，是各个社会结构的先天性质，是客观的；社会分配，是各个社会结构相互斗争的结果，是主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忘记了“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对客观有反作用”这个基本的道理。他们只从主观出发，忽视功能与价值这个客观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们只能看到在社会分配上严重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看不到虽然在社会分配上不明显对立，在功能价值上却与这两个阶级明显相对的知识阶级。

而正是这样的一个看不到，才导致了毛泽东的迷惑，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在遭受厄运时的莫名其妙。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当成准资产阶级，当成“臭老九”而不受无产阶级的待见。

知识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同一个社会结构。在同一个社会中，知识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就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就更加不同。

无产阶级是产业阶级之一，她们的任务是生产，而不是统揽全局。她们参加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分配，而不是给别人做奴隶。所以，她们重点关注的是分配制度，而不是分配效果。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的直白表达。

而知识分子不是产业阶级中的任何一方，当然不吃黄连不知黄连苦。他们是站在生产的局外，从全局观察生产。所以，生产的分配制度如何，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关键是生产本身有没有效果。所谓“不管白猫花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的绝妙注脚。

正因为如此，在建国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和无产阶级渐行渐远，越来越隔膜，越来越对立：你想要的，并不是我想要的；你想做的，又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以，建国之后与无产阶级作斗争的，并不是被消灭得没了影儿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而是有着自身社会角色，自身价值观念的知识阶级的一部分，是一大部分。

其实，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本身也是属于知识阶级。只是，他们在主观上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知识阶级，没有把自己当成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另外的一个阶级，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和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分开。

但是，在主观上，他们把自己当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客观上，他们并不是这个队伍的主体，而仅仅是这个队伍的领导者，就像植物茎、枝的顶芽和侧芽一样。他们在为这个队伍谋取利益的同时，也在践行着自己独自的价值观念。他们与自己的队伍实际上是相互合作、相互利用的关系。

不但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也是这样。

下面，我们大略看看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

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3月16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孙中山为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孙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因此名声大噪。

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透过宫崎及平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这不过是个陷阱。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到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

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

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

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这期间因为接受这个不友好的赠款，他和同志们闹翻，导致同盟会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外成立同盟会总部。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

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

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绕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寻求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当时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丹佛）打工。所以，他后来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从孙中山的这些革命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他不属于资产阶级分子。他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革命理想是救中华，均贫富，而不是实现资本主义，更不是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只是由于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了民主观念，才提倡“共和”，期盼“民国”。

由于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不是为资本主义而奋斗，所以，他找不到可靠的社会力量来支持他，只好病急乱投医，依靠华侨，依靠帮会，依靠“友邦”同情人士，甚至依靠“友邦”政府。可是，最后让他取得革命成功的，却是国内的新军，是国内的下层官兵。

下层官兵的革命理由是什么？当然有救中华、均贫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们对自身的现实处境不满，是想要改变这个世界，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点。

由于孙中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主要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以，不可能认识到下层民众的力量，也不可能理解下层民众的诉求与愿望。当革命在下层民众的积极参与下取得初步成功，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见有利可图，也参与进来时，他就久旱遇甘霖似的，与这些实力派一拍即合，从而使一个知识分子孤军奋战，下层民众积极支持的知识阶级革命，迅速转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则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新与旧的区别就是，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新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

可是，新革命虽然是无产阶级革命。而领导这场革命的人，却大多是知识分子，是出身富裕家庭的读书人，而不是无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恐怕数毛泽东的文凭最低，那也是一个师范学校的高材生啊。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读得起师范学校，说明其家庭条件不错。他家是地主，至少，也是个中农，总不会是贫雇农吧。而共产党领导层中唯一一个属于工人阶级分子的向忠发，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贡献当上领导的，而是由于共产党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所以，就把他这个工人阶级分子给推举出来了。可是，这个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领导，太让工人阶级蒙羞。其节操竟然不如一个妓女，被捕之后马上就叛变了。哪有瞿秋白、方志敏这些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

也许领导层中的人员成分并不能说明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不就是为了做官么。国民党中的官员，不也都是读书人。

可是，我们再看共产党的宣传口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这共产党的“救中国”与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着什么样的异同呢？

原来，共产党与孙中山，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手段不同，目的却是一个，都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

而孙中山是以“民国共和”为手段，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为手段。一个是仰仗资产阶级，一个是仰仗无产阶级。

因为，共产党与孙中山，他们本身并没有力量，就象人的大脑，自身并不能养活自身一样。他们只有依附于其他的社会力量，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不就是“狼狈为奸”么？

狼四肢发达却缺少智慧，狈大脑发达却四肢短小。而他们联合起来，优势互补，可就实力倍增了。

当然，并不能因此怀疑共产党纯粹是拿无产阶级当炮灰，让他们为自己打江山。因为关注弱者利益，维护社会平衡，也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之一。没有社会平衡，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一种社会形态。

可是，当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当美丽的风景来到眼前，却变成一堆的瓦砾，这叫人情何以堪？是继续前行？还是知难而退？还是见风使舵？

历史的十字路口，总有人想往这边走，又有人想往那边走，到底往哪边走呢？

不管往哪边走，领路的，都是知识阶级分子，后面跟着的，才是觉得有利可图的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这就象每个植物的茎枝顶端，都是顶芽，每个动物躯体的组织系统末端，都是连接大脑的神经细胞一样。这就是知识阶级不同于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特性。

知识阶级是一把盐，撒到水里，就遍布于水体的各个角落；知识阶级是一滴水，滴进沙里，就分布于沙土的每一部份；知识阶级是催化剂，她总是处在本体的最先端，带领本体，去与客体发生反应。

那么，作为盐，作为水，作为催化剂的知识阶级，她是凭什么这一部分会分布在这里，那一部分又会分布在那里呢？为什么同是知识阶级分子，他们的立场与观点，他们的行为准则与处事方式又会决然对立呢？

因为，知识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生产技能来说，她掌握的是知识，是文化。而文化这个东西，是一种积攒，是一种思维活动的积攒。

这里所积攒的思维活动，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

自己的，虽然知道其来龙去脉，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却也不一定就是绝对正确，完全正确。因为，你的思维角度，思维深度，都不一定是全面的，完整的。

而别人的，就更加值得一问了。你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吗？她是绝对正确，完全正确的吗？

由于各个知识分子先天的品性组合不同，后天的学习路径不同，他所具有的文化结构，文化性质都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各个知识分子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会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而这个独特的价值观，必然要在社会实践中去寻找自己的落脚点，去追求自己实现价值的通道。这也就导致了知识分子们的分道扬镳，导致了知识分子们的立场与观点在社会实践上的决然对立。

而社会实践的对立，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分配上的对立了。无利不起早。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利益”二字而来。利益上的分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关键。

也正是由于这个关键，才导致了“文革”这个思想意识上斗争，变成了人身攻击的斗争，变成了“文攻武卫”的斗争。因为，利益上的争夺，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在这里，最缺乏的，就是理性，就是智慧，就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