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5起·42亡的镜鉴

2010年7月17日至19日3天时间，国内连续发生五起矿难，至19日，已亡42人。令人震惊的是，这是在国务院7月7日常务会议要求严格企业安全管理，会议强调，煤矿、非煤矿山等行业矿领导要轮流现场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这一规定十天后发生的，不禁让人对中国的煤矿安全管理深感忧虑。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据国家安监局6月通报数据来看，今年1－5月份，全国煤矿事故死亡达1012人，面对频发的矿难，也许不少人也不为所怪，不足为奇有些麻木了，深思其中因素，联系美国煤矿安全管理的一些做法，部队的安全管理应有所警示借鉴。

一、风险问责比制度约束更直接。3天发生5起矿难亡42人，不仅让人追问这些矿领导为什么没有与矿工一同下井，也揭示了领导同下井的必要性。因为领导同下井体现的是一种共担风险、一线问责的思维，它抛弃了华丽而空洞的口号，与其相信领导们坚决安全生产的各种誓言，不如让他们对井下工人们的处境感同身受，共同承担安全风险，以激发其纠偏补漏的责任感。部队安全管理中，各级领导也多强调发挥制度的功能，而各项安全制度不可谓不详实、不完善、不规范，但阳奉阴违、变通执行的不乏有之，导致制度形同虚设，写在纸上、讲在嘴上、挂在墙上。正如我国针对频发矿难也制定了众多规章制度一样，却并得到未有效遏止。二战中期，美国空军降落伞质量不够好，合格率为99.9％，这意味着1000个跳伞的士兵，可能有一个因为降落伞的问题而送命，军方要求100％，厂家表示无法完美。最后，军方改变了检测方法，从降落伞中随机抽一个出来，让厂家负责人跳伞，不合格率顿变为零。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了风险问责相对于制度约束更有力有效，部队也经常组织实车实弹实爆训练，如手榴弹实投指挥员与战士共担风险就是一种风险问责，也启示我们，安全管理也需要采取类似方法把主要领导推向前沿一线、推到风口浪尖，必须把风险直接追加到单位领导和责任人身上，与其利益攸关的生命、财产、职位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压缩领导不作为、渎职的空间，这比运动式、突击式、跃进式、口号式的安全管理要求更有效，只有让主要领导亲身感受到风险，部队安全管理才能减少危险。

二、刚性监督比对策举措更重要。尽管煤矿领导与工人一同下井令人振奋，但这并不是什么新规。早在2005年11月，发改委、安监总局就曾经联合发文，要求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当时的文件指出：“各类煤矿企业必须安排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1名负责人或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在现场带班作业，与工人同下同上。”而之后的矿难并未得到遏制，而且矿难遇难者几乎都是一线工人，3天发生5起矿难亡42人，又一次印证这白纸黑字的规定根本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我们可以看看美国是如何对煤矿进行监管的，早在1952年美国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每四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专职联邦巡视员被赋予有下令对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1969年颁布的美国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规定，美国所有地下煤矿，每年必须接受联邦机构四次检查，露天煤矿每年两次检查，违规者将受罚款和刑事起诉。美国50个州都强制煤矿经营者为矿工投保劳工赔偿险，保险费率的厘定与单个煤矿的安全记录联系起来。同时，还严格落实安检经常化、事故责任追究制、安检突袭制、检查人员及矿业设备供应者连带责任制等。可见，美国对煤矿的安全生产监督是严格、刚性的。部队的安全管理实践要求我们，一项对策举措并不难想到，也并不难制定，但往往缺少的是赋予责权利相挂钩的刚性执行。针对隐患漏洞要研究对策举措，但更重要的是采取回头看、惩戒问责、停工免职、一票否决等刚性监督。

三、民主管理比单向管控更有效。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事故发生率排行第一位的是制造业（8.1）其余依次为建筑业（7.9）、农业（7.3）、运输业（6.9），排在最后的竟然是采矿业（4.0），它甚至比零售业（5.6）的事故率还低，煤矿历来被认为是美国最安全的行业之一，所以有人说在美国下井比进超市还安全。美国自1984年以来发生的矿难总数，相当于中国两三个月内发生的矿难。这些看来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实，其实与美国奉行对煤矿民主管理是分不开的。按照美国法律，矿工们有权随时要求联邦机构派员检查矿场状况。矿工如果觉得不安全，可以拒绝下井，并向矿工联合会投诉。煤矿也普遍安装了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能系统。为体现民主和公正，各地煤矿监察人员每两年轮换对调，发生3人以下死亡事故，当地监察人员不得参与调查。美国国会就煤矿安全和健康问题定期召开听证会，并充分听取安全专家、保险精算师、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这些民主举措大大降低了煤矿违规运营、不安全生产的几率，使煤矿生产始终处于媒体、矿工、社会、职能部门的监管之下。部队作为一个系统复杂、人员众多的武装集团，抓安全管理仅靠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也证明，部队中“人人想安全、个个担责任、大家做工作”、“我的安全我负责、他人安全我有责、单位安全我尽责”、网上信箱和“建言献策”、基层营连设立安全监督员等依靠群众民主管理、群策群力抓安全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应持续一贯、常抓不懈。

四、培训服务比严格要求更持久。美国曾对70年代前后的事故调查报告和安全手册显示，85％的事故是因工作人员的“不安全行为”所致。因此，对矿工进行安全行为和技术培训对于煤矿安全生产意义重大。如美国《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明确规定对从事采矿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必须进行强制性的安全技术培训，上岗之后每年还要接受再培训，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40个小时的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8小时的复习教育内容。矿山安全和卫生署在其网站上提供免费交互式培训课程，开放网上图书馆，奖矿难调查报告、安全分析等资料档案在网上公布。未按规定接受安全培训的人员禁止进入煤矿工作。1973年美国建立的联邦矿山执法和安全管理局，专门负责给矿工创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负责对矿工进行紧急情况下的逃生训练。美国矿工都带有安全装备，除了头盔、矿灯和防护眼镜，还背有可使用7小时的防毒呼吸系统和布帘等自救设备，当发生事故时，这些设备无疑会增加矿工的生存机会。在美国矿区，到处可见历史上矿难事故的纪念碑，博物馆里仍然展出历史上的矿难事故，联邦劳动部的官方网站有历来矿难的专门展出。所有这些，都旨在帮助矿工在头脑扎根安全观念，掌握预见、判断、处理危险事故的知识和技能。不难看到，深究不少官兵发生事故案件，都多少暴露出安全观念的麻痹淡薄和对安全常识和基本技能的贫乏无知，一些部队抓安全管理更多的是说教式的严格要求，或是事后的严厉的教育整顿和责任处理。从美国注重服务培训中启示我们安全管理重在抓根本打基础，要从筑牢思想防线开始、从培养良好习惯入手、从掌握常识技能抓起，坚持全员全程培训、全时全域服务，长此以往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情感支撑比利益牵引更强大。3天发生5起矿难亡42人令人震惊，之所以屡见矿难、甚至重罚入刑而中国煤矿主仍违规经营，有其暴利驱使的一面。当他们感到盈利所得远远大于赔偿人的生命时，法规制度就会被置若罔闻，矿工生命就会被等闲漠视，铤而走险在所难免。美国矿工的收入每人每年平均7－10万美元，而美国中层年收入是2.5－1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矿工每人每年收入平均1.5－2万元人民币。美国矿主只拿走纯收入的20－25％，其它的必须上交国家或地方政府，而中国的矿主则年收入可达几百万至上千万不等。美国还制定了高额赔付制度，如在阿拉巴马矿井垮塌事故中，受伤工人最终获得了670万美元的赔偿，baylor煤矿发生矿难后，死亡矿工家属向煤矿索赔1000万美元，高额的赔偿费用使煤矿经营者对矿工的生命安全极为重视，自觉投资矿井安全设备和技术，改善安全情况。而这些都无需中国私营煤矿主去承担，发生事故中国多是矿主私下了结，几万至十几万买一条人命，根本谈不上矿主能和矿工形成情感共同体，更谈不上珍爱生命，把矿工视同己身，当成亲人。也有的地方为落实“领导与矿工同时下井”的规定，出台自称“最有力”的政策是将领导下井次数和奖金挂钩，但这同样是建立在利益驱动基础之上的，并没有真正让领导和矿工群众的情感连结在一起。要使安全管理真正落到实处，那种用物质驱使、与利益挂钩让管理者发挥作用只能是短期效应并不可取，而致力于机关基层、官兵上下一心、利益同步、情感相连，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相互支持齐抓共管的积极性能动性才是正道。

六、集约规范比分片治理更管用。中国在50－60年代中期，百万吨死亡人数并不高，死亡率高是在65年前后开始攀升，到改革开放后始终居高不下，分析其原因，是65年前后开始有乡镇煤矿，到80年代中期又出现大量私人煤矿，90年代大量乡镇煤矿改制为私营矿。这些矿大部分是所谓小煤窑，规模越小，资本越少，对安全设备的投入能力越差。仅山西一个省就有2500多个小矿，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也很高。数据显示，山西大型煤矿与小型煤矿的死亡率是1：17，充分说明了集约生产比分片经营的安全系数更高。把目光回落到部队的安全管理实践，也告诉我们集约规范抓安全是有效手段之一，便于减少资源分流，提高资源质量。部队由于分工不同、工作需要，存在点多面广、大小不一、分散居住的小散单位，也往往是部队安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对这些小散远直单位应本着集约规范、综合治理的原则，注重在建制上归类合并，教育上连带兼顾，管理中重点帮带，做到纳入视线、撤小并大、相对集中、统一管理，从组织上减少诱发安全隐患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