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中的商鞅形象塑造

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它不仅是中国文明的正源，也是东方文明的正源。秦帝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帝国，是创造了一正泰不朽文明体系的帝国，这也是独一无二的。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国，最集中的体现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的生存精神。作为一个开创奠定了强势胜存传统起了决定作用的帝国，也为华夏民族的原生文明在自己的国土上绵延发展开创了不可抹灭的一页。随着《大秦帝国》的热播，两千年前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一、商鞅形象

（一）《大秦帝国》里的商鞅形象

在群雄逐鹿，英雄辈出、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华夏大地的西陲正经历着一场亘古未有的巨变，古老的秦部族正是在这裂变般的阵痛中重生。这个偏安一隅、危局重重的一个小国用一段段血与泪、爱与恨交织的悲壮推动着整个时代前行，最终大出天下，与中原六国相融合，共同成就华夏文明的正源……随着《大秦帝国》的热播，让多少人去关注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篇章的同时，也让多少人去重新审视“秦”这个时代中的一个人物——年轻时，他是白衣翩翩佳公子，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论战台上指点江山，整个洞香春的酒客目光都系于这个书生身上，他一身素衣在芸芸众人中显得特立独行；中年时，他是铁面无私的法令推行者，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这个人就是商鞅，白色象征他的纯洁品行，魏君既然昏庸无能，那就四处游学，强过与庞涓、公子卬同流合污，玷污自己的满腔抱负；法立如山，法外无恩，不能减不能缓，正如他身上的白衣，绝不容许藏污纳垢有所私心，就连临死前的行刑台上，都是以白衣示人，坦然面对生死。功业已成佳人在侧，那就索性舍身就法飘然远去，功过自有后人评说。纵观商鞅一生，少时张扬，中年渐于沉稳，晚年看淡生死，始终不变的是他的纯粹。商鞅的理想和坚持都很纯粹，“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白就是白，容不得丝毫杂色——或许这就是在《大秦帝国》中商鞅的形象罢。

（二）史书上对商鞅的记载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与上面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相比，是将李德裕换成王猛）。

王安石则认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二、商鞅形象的塑造

（一）影视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电影作为综合了小说、绘画、音乐、雕刻等的一门艺术，之所以可以我们呈现更真实立体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门礼堂艺术中，我们在荧幕中所看到人物角色可能可以说是影视出彩的关键也可以是核心。剧影视人物的塑造总体是从人的外在形象和人物性格，以及人的声音和影视的画面的结合来塑造人物的形象。其中心理学角度看，是指一个人对待周围环境的一种稳定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其特征有三：第一，性格是一种心理态势；第二，性格相对稳定；第三，性格是个性化的。以上三点恰好是艺术描写的重点和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因此，性格刻划不但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最佳切入点，而且是人物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最终衡量标准。人物性格的塑造，从来都不是停留在现实中某一类人物的机械模仿或纯客观的再现，影视剧作者愈是能把自己的理想、爱憎感情和对生活意义的审美思辩，渗透于形象的血液之中，则银幕上的性格愈富有独特的感染力。因此，影视剧作中的人物性格，无不是剧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并且是用自己生命的乳汁所哺育出来的。凡成功的影视艺术形象，都是剧作家把自己的理想和对生活的思考以及热烈而深沉的感情，融汇于性格的艺术描绘之中的。只有剧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剖析和思考及其炽烈的感情与人物形象的血肉交相融合，才能赋予人物性格以独特的生命和意蕴。

周涌先生所撰的《影视剧人物塑造的基本方法》（载《现代传播》1999年第3期），为我们大致讲解了影视剧创作的核心问题——如何塑造人物。他认为基本方法是：始终让人物处于困境之中；让观众同情你的人物；保持人物的主动性；找到形成人物成长的情节，而“这样的情节便是塑造人物的必需场面”。影视剧人物塑造的基本方法，其结构基本上可统属于戏剧性结构（也包括某些情节小说式结构）。这种结构的主要特点，是相当重视情节的因果关系，并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直至结局这个情节层次逐步展开，其戏剧事件安排比较严谨，通过巧妙的情节起伏跌宕加以线性安排，以戏剧高潮使观众的感情达到顶点。正如美国电视艺术家赛德.菲尔法所说，这种结构形式是“典范的、行之有效的，它是一部好的电视剧本的基础”。但是，也恰如我国电影评论家钟惦所指出，这种封闭式的戏剧式结构，“着重表现一时一事的具体结果，情节自成起讫。事件带有孤立和静止的特征，是生活的特例而不是生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自在自为的完形之物，这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作品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

与以上这种戏剧性结构相对应的，就是戏剧性的人物塑造方法。正因为戏剧性结构要求以矛盾冲突为剧作基础，以戏剧冲突的规律为结构的原则；以步步相逼、场场推进的形势去发展剧情；以集中、完整的情节保证整体的匀称谨严、有始有终，那么在这种结构框架中的影视剧人物塑造的“基本方法”。比如说，他要求人物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其“最大秘诀便是不断地把人物逼入绝境。只有困境中的人物才是‘有戏’的”；要让观众同情剧中人物，其“秘诀”有效办法是“让好人遭难，坏人暂时得志”；而保持人物的生动性“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事件与人物动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设计“必需场面”时，要使人物相互关系的变化“促成人物性格的发展，使人物从初始状态到达最终状态”。不难看出，作者所讲解的影视剧人物塑造的基本方法，是完全符合封闭式戏剧性结构方式规律的。

（二）商鞅形象的美化

作家孙皓晖在《大秦帝国》里，对商鞅和商鞅变法做了尽情的讴歌。很可惜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完全无视历史的真实性。小说作者无非是要向读者灌输这样一种历史观：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秦的强大是由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贯彻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所以，法家的治国理念是最优秀的。小说的作者为了宣扬他的这种历史观，对有关商鞅和商鞅变法的历史，做了不少改动。

《史记》上说，商鞅由魏入秦，因为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秦孝公。景监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阉宦。但是，孙皓晖为了使商鞅的伟大形象无可挑剔，不仅要把景监的阉宦身份隐去，还要把他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景监在秦孝公继位前，已是打了十几年仗的“前军副将”了，而且是他为秦孝公发现了商鞅这样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为秦国变法的主要支持者。总之，商鞅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推荐商鞅的景监也必须完美无缺。

对于商鞅对秦孝公先讲“帝道”，“帝道”讲不通又讲“王道”，“王道”讲不通再讲“霸道”的历史事实，孙皓晖也予以否认，他说商鞅对秦孝公讲“帝道”和“王道”（作者统称为王道），都是为了试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与自己的政见一致；若不一致，他将毅然决然地离开秦国。在《大秦帝国》里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将行刑的时候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公战流血不朽！”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声齐吼：‘私斗耻辱，公战不朽！’”于是，“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公战不朽！’”鉴于死刑犯们均已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商鞅收回不允许家属“活祭”的成命，下令：“临行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这样一来，那些犯案者的家属，“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制造一个私斗的罪名，来为商鞅的滥杀开脱；还要编一个故事，说那些被处决的人，临刑前都已认罪服法；连罪犯的家属们对商鞅允许他们“活祭”临刑的亲人，都感恩戴德。更有意思的是，《大秦帝国》的作者就此写到，商鞅对那些死刑犯家属的“三叩谢恩”很厌恶，说：“人犯临刑悔悟，教民公战，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卫鞅有何恩可谢？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执法问题上，完全是大公无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为商鞅后来惩治不同政见者作辩护。

《史记》上记载的是：商鞅在发现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时，对景监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至于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对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为由，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因为这些人都是反对变法的；这样一来，“秦人皆趋令”了。钱穆先生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问题。因为按年龄推断，变法实施之初，太子（约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还根本没有能力犯法。《史记》上还说，公子虔后来又因为“犯约”，而被处以劓刑。钱穆先生推断，所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应该是这一次。但这一推断仍是有问题的，兹不论。问题在于，《大秦》的作者在采纳了钱先生的说法之后，竟编造了一个有关太子在封地滥杀无辜的情节。这样一来，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用刑，都是他们罪有应得，而与他们是否反对变法无关，因为“秦法是诛行不诛心”的。不仅如此，《大秦》的作者还将公子虔说成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秦孝公同父异母的哥哥。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为一个执法不论亲疏的人物。

（三）商鞅变法的美化

那么，作为商鞅其人，我们纵观其一生最大的作为，莫过去前后两次的变法。影视中也正是通过这两次变法将商鞅进行美化。

对于商鞅变法，孙皓晖主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实行军功爵制，一是废除井田制。作者认为，变法的这两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一是使原来的奴隶（或称隶农）改变了身份，成为自由民，而且可以凭借军功获得上升的机会；二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富民强国的作用。而实际的情况是，按照这一军功爵制度，战士斩获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有人会因为战功而获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劳动力，必也有人会成为被奴役者。《荀子》上说，在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可见，这种军功爵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功奴役制。商鞅本人，就是这种军功奴役制的绝大受益者。他造反时所用的“徒属”，其中的绝大部分，一定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隶户。另一方面，由于军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战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取得胜利，耕地和劳动力的封赏就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井田制”固然被废除了（秦国究竟有没有井田制，还是个问题），惟军功奴役制度仍在发展，决不可能出现如《裂变》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情况。即原先的奴隶（隶农）都从变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从新的土地制度中获益最多的阶层。在小说中，作者甚至借一个名叫黑六的农人之口说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亩！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咧。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永作农人的守护大神哪！”作者说：“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指搬进了新村庄），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

实际上，商鞅的变法，无非是步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后尘，把社会生产和组织纳入军事化轨道。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也极大地加深了。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实行了履亩而税的制度（初租禾）。这一制度，就春秋战国的通例而言，就是国家对所有耕地一概征税；而税率的不断提高，则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商鞅所谓的废井田，无非是重新确定亩积，规定人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确定统一的税率，以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税收。但是，“废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颁布了一个缴纳新税种的命令：“初为赋”。商鞅的“初为赋”，按人头或户缴纳。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田租和口赋，再加上各种军事名目的力役，秦国百姓所受的剥削是非常重的。商鞅变法，大的改革先后两次。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编制户口，实行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二是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实行小家庭制；三是奖励耕织，打击“疲民（懒汉）”，重农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实行军功爵制度，取消贵族的某些特权。这些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国家税收，有利于军事上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司马迁说，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这样的变法，问题似乎更大。以上，已指出了军功爵制度的问题。至于抑商，无非是压制私商，而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的盐铁之利大大高于古代。这无疑是国家向人民高价销售铁盐的结果。而强迫人民分家，一经成为风俗，则“民忘六亲，而父子相亲，兄弟相爱，患难相保之风亡矣”！更让人不堪的是，父亲用了儿子的农具，儿子竟自以为是施惠，母亲用了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儿子甚至出言不逊。还有邻里之间的告奸和连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诬告之风和特务政治。“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逐渐养成的秦地风气。像这样的变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内受益，却一定是贻害无穷。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实行县制，二是“为田开阡陌封疆”。实行县制，其实就是在国家控制方面，实行集权和官僚化统治。这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而“为田开阡陌封疆”，就是《大秦》的作者所强调的“废井田”，它的实际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根据上述的讨论，可知到了第二次变法时，所谓“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的情况，都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不复存在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引用太史公的这一记载时，把“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这几个字统统删掉，恐怕也是觉得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地人民总的生活状况。

同时孙皓晖还设计了商鞅临刑时的场景：只见那刑场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着：“商君万岁！新法万岁！”让人觉得，商鞅简直就是一个人民领袖。就在这样的群情激荡的气氛中，商、於十三个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属十三个县的县令带领下，抬着祭品，拿着乐器，在行刑台前跪成一圈，举行了“活祭”商鞅进行的仪式。他们甚至在祭奠商鞅时，举起了刻有“万古法圣”的刻木铜字的匾。刑场上，有万千人为商鞅送行。送行的人中，居然还有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这样的高官，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灭，佑我万民；商君商君，三生为神；万古不朽，刻石我心。”这样的颂歌，传遍了刑场。

这不正是影视中对史实的一个美化吗？这也正是对商鞅个人的美化。

三、中国影视中存在的现象与孙皓民的艺术创作

当今中国的不少文艺编导人员或者说导演，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情况，或者说，他们即使了解了自己的问题，也无法自我超越这样的历史知识局限——受到某些特定时期的文艺创作原则的影响：1，要在舞台上突出正面人物；2，要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要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同时不少许多中国本土的文艺作家和编导人员，几乎不加思想和选择地全面接受了西方的文艺创作理念。比如，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几乎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地接受了西方的文艺理念，去在自己作品中重点表达：爱情、战争、血淋淋争斗、征服，战无不胜的个人英雄。

中国文明文化的独特性，主要表达在中国的世俗国家特性上。而中国之所以叫做世俗国家，就主要表达在中国不需要使用“伟大领袖”和“文化圣人”及其“经典”去凝聚和治理自己的国家，因为，中国，有自己强大的史学文化体系！也正因为这种强大的史学文化体系，替代了其他国家必须以宗教、领袖崇拜和经典教条去治理自己国家的功能。

黑格尔说：“美就是理念，……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然而我国的电视剧生产和制作已经逐渐纳入商业运作的轨道，作为商业品的电视剧是具有艺术品属性的，同事又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产物，它又不可避免的包含着人文因素，因此商业价值受到人文艺术的影响，却又不以任何个人意志转移的。那作为历史剧的《大秦帝国》，不全是历史，是在忠实历史的基础上运用各种艺术的手段，真是的还原了历史同时又发挥了合理的想象。历史，作为过去时代的文本，是文学创作的资源和武库，孙皓晖借助想象激活史料，将历史史实于文学想象交织融合，从文明史的高度和法律文化的角度，以“商鞅变法”的法律制度为借口，借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对秦朝的“制度”到“文化”的醉死与叩问，形象滴探寻了中国原生文明的源头，并成功实现了文化的转换与增量，才为我们奉献了这鸿篇巨制——《大秦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