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古代学术的演变(三)

雨泉听雨 杂文 百家杂谈 2012-04-15 15:12 责任编辑: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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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篇文章谈了中国古代学术不变的一面和善变的一面,分析揭示了“不变”的表现特征,分析了“善变”的具体表现特点。然后,文章重点谈论了中国文学在文体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这些分析论述,让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古代文化学术的演变有了更为清楚的了解。

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术主题的善变与不变互相交织,其实质反映着时代思想的解放程度。中国学术从主题内容考察,体现着变与不变的两条路子,并延伸发展至20世纪初,即辛亥革命将帝制推翻前后。

先谈不变的一面。这里所说的不变,并非绝对化的概念,是指变化之微、变化之慢几近于不变。这个不变的主题就是治经学和治子学,而尤其是治经学,居然漫步蜗行了从汉至清数个朝代,其间无数人为之耗尽青春和生命,皓首穷经一词形象地说明了这一情形。反复训诂、反复阐释、反复义理、反复研究、反复赏玩,周而复始,绝不能厌其烦,追求句斟字酌,强调微言大义,先贤先圣之言,便是金科玉律,后人不得逾越,又岂能岂敢逾越,逾越了便是不尊圣贤、不遵古训,是大不敬,是离经叛道,即便不被一棍子打死,也会被指为不肖子孙不务正业。

其间极少变化,若强说变化和发展,也只是在框定之中的变化和发展,充其量把时代变化的内容添加一些进去,作为佐料调和一下,再强加新的阐释,实质上却是重复加反复,反复加重复。科举制以诸经为考纲,更使这个不变的主题油脂粉面、青春常驻、老而弥新。有汉以来至20世纪初,说成是经学时代确不为过,时间跨度之长在世界学术史上绝无仅有。这一不变的学术主题,不仅制约了学术本身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它禁锢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从而滞缓了社会进步和发展。

我国的封建社会两千余年,腐朽没落至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处处挨打状态,居然还能死而不僵,苟延残喘,这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深思的问题,虽然有诸多深层次原因,但国民思想的禁锢,当属重要原因之一。

再谈善变的一面。漫长的封建社会,为中国学术发展提供的空间并不大,氛围并不浓,而中国学术却能游刃于其中,未被窒息而死,生命力何在?还在于它有着善变的一面。这种善变是由三方面原因促成的。一是主动勾搭政治,为统治提供理论服务。古代学术与政治是有姻亲关系的,前已提及。这是学术缺乏独立性的表现,显示出善变的媚态。比如统治者为了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抬高和神化自己,就出现了一整套的所谓天子的理论,皇上是上天之子,是上天派来管你的,你不臣服就违了天意,天意岂敢违?所以皇上为所欲为,理所当然,不但不能反抗,还要忠君。这一整套的理论谁创造的?一般人不能,是为统治者提供服务的有学问的人。二是在政治挤压作用下,学术不得不变。在政治高压下,指鹿尚能为马,何况只是让你摆弄一下笔杆子,还有高官厚禄美女香车利诱,再不从还有刀架在脖子上呢,于是学术屈服了,要它变成什么,它就能像变戏法一样变成政治需要的东西。三是社会时代的需求。这种需求有为学术发展指向的作用。每个时代都有其流行的文学表现形式,也就会促进与之相应的学术的发展,当然对于某一文学表现形式的学术是带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有这些原因的作用,学术主题的善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夏、商、周有无学术,文字留存太少,证据不足,不敢妄加评论,留给智贤者或后人考证吧;春秋战国是有学术的,学派纷立,百家争鸣,本身就是学术,而且还是我国学术发展的相当活跃的成就斐然的重要时期;秦统一文字,对我国文化以及学术的发展有着巨大促进作用,但焚书坑儒事件无疑是文化及学术发展的一次灾难;汉初尊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登上政治舞台,汉武之后崇儒学,而且是独尊儒术,儒学从此一统天下,甚至具备了儒教的特征,学术只有一家之言,不能不说是学术的不幸和倒退。

我国古代学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文、史、哲交融,还兼杂一些比如医学、天文、地理等其它学科的成分,其学术主题随时代而变换,但会有所偏重。比如关于经学和子学的学术,文学、史学和哲学的内容都有;宋明时期的学术,偏重义理,称为宋明理学,其所谓的新儒学,是在儒家学说的根基之上,结合和吸收了禅宗的心性说,代表人物程、朱,把我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程朱理学对明、清朝的政界与学界的主流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就偏重于哲学;清朝学界摆脱程朱理学的影响,抛弃心学的空疏,加之政治上文字冤狱频发,学术转而走向以考据为主的朴学,学术内容向史学伸展,学术主题又偏重于对史的考证与挖掘。

但这些学术主题的变化并不能掩盖另一种现象,就是以文学为主题的研究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在中国古代,能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被称为名著的东西,大多具备文学的样式、史学的价值和哲学的内涵,以文学为学术主题的研究,符合中国学术综合性的特点。每一时代都有与这一时代相适应的当时流行的文学表现形式,那么对这一文学表现形式的学术研究或者同时兴起,或者随后跟进。汉时学术主题是以籀书行文的古文经学和以隶书行文的今文经学,以及当时流行的文学表现形式:赋和政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以建安文学为主流的文学形式;而后是唐诗、宋词、元曲及至明清时期的小说,这些都曾是我国古代官方或民间学术的主题,甚至于今天,以这些文学表现形式为主题的学术研究还在蓬勃发展。

民间学术从治经学和治子学,到其它文学表现形式,诸如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并不是突兀的和跳宕的,而是一脉相承和顺理成章的。特别是古小说的文学形式,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它所承载的信息量远远超过其它已有的文学表现形式(比如诗词),至宋元明清时,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已日渐成熟和完善,世人公认的多部名著均成书于这一时期。当然各种文学形式并没有完全清晰的朝代分界,唐朝已有小说传奇,而诗的形式贯穿于各个朝代。我们之所以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的分野,主要是依据这些文学表现形式成熟并兴盛于那一时期而言的。

至于为什么小说会在明清时期兴起,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学术课题。大概与人们对文化信息量的需求放大有关。我国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随着印刷和造纸技术的进步,书的文字承载量增加了,人们对书的获取和携带变得更为容易,人们有机会阅读更多的书,从而从书中获得大量的文化信息,而诸如诗词等文学形式本身提供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小说可以用更多的文字,更长的篇幅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这样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大的对文化信息的需求,小说这一文学表现形式随之兴起并日渐成熟。

当然,小说在明清时期兴起的原因决不会是单因素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许还会有其它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明清时期古代小说的确成就辉煌,随之而起的是对各种小说的品评、欣赏和学术的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并掀起一波浪潮。但还应该看到,小说的兴起流行只是在民间,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并不把小说、戏剧作为文学的正宗,比如在当时就已负盛名的小说、戏曲,连《四库全书》都不收录,《红楼梦》流行之初,只能在作者亲友的小圈子传阅,并通过民间逐渐扩展流传开来,甚至时常作为官方禁书受到焚毁打压,事实上,有关小说最初的学术发展也是由民间首先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