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苏轼和柳永

宋词的发展到宋朝中期的时候，也到了宋词高速发展和多元化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宋词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较以前的大规模突破。宋词也由民间不入流的小调，逐步走进上层社会的文人士大夫中间。大量文人士大夫的加入，不仅使得宋词在题材、格律、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有了大的飞跃，也使得宋词这一颗文学明珠在五千年的文化中独树一帜。这一时期的宋词不再是乡间流传的小曲，更多的是走向了士大夫的精神家园。改变了以往宋词中的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出现了怀古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西施》（苎萝妖艳世难偕）等。

在北宋词发展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宋词发展到晏几道、张先时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引领这一变革的第一人就是柳永。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

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寞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如描写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生活风尚，《望海潮》最为有名。它形象地描绘出钱塘江的秀美景色和繁华富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八声甘州》）、“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道出了居无定处，四海漂泊的乡思愁怀；“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雨霖铃》）、“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夜半乐》）和“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八声甘州》）中主人公颓唐的心情将秋日景象涂抹上浓重的阴影。词人的离愁别绪与冷落清秋的景物相互交融，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苏轼是苏洵的次子，1057年进士。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为人宽大如海。1080年（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哲宗即位后，曾任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追谥文忠公。

苏轼和柳永不同的地方是，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自幼就有像佛家所讲的慧根，像道学家所说的有感悟。苏轼在幼小读书时就能把儒道两家的最美好的品格和修养融合到自己的修养之中。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是苏轼成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

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他的词“俊逸精妙”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