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集团的派系之争

在那群雄逐鹿的时代，魏、蜀、吴三个相对弱小的集团最终笑傲群雄，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特殊时期，然而在明争暗斗了几十年后，蜀国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蜀国的灭亡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蜀国政权中的派系之争恐怕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之一，也是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

赤壁之战以前，蜀汉集团中的派系还是不明显的。毕竟在这之前，刘备手上并没有多少势力，也没有几个人才，因此也就不存在派系产生的条件。但自从赤壁之战后，蜀汉集团迅速占领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四处漂泊的生活，并且又将一大批荆州人才收归旗下，势力有了较大的增长。自刘备取得益州和汉中并称汉中王以后，蜀汉集团的派系问题那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在蜀汉集团刘备称帝之后，蜀汉集团派系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派系：

北方派系——跟刘备时间最长的元老级别，又可以说是元老派或者旧班派系，以关羽、张飞、赵云、魏延、糜竺、孙乾、简雍、陈震等人为代表，人数不多，但能力高性格也有致命弱点；荆州派系——人数虽不多，但像诸葛亮、庞统、蒋琬、费祎、董允、伊籍、马良、刘巴马谡、向朗、向宠、霍峻、冯习、张南、傅彤、刘贤……可谓是精英云集，在刘备定蜀后，几乎“全家总动员”迁入益州；属于本土派系的法正、孟达、李严为代表的益州派系和黄权为代表的东州派系，这个派系人数众多，但他们对蜀国政权的忠心度也是最低的；马超、马岱为代表的，人数最少的凉州派系。

马超、马岱为代表的凉州派系因势单力孤，且缺乏与其它派系的联系，因而对蜀汉政局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另外三方则都举足轻重了。刘备称汉中王后，为照顾各方面利益，在大封群臣时可谓缴尽脑汁：一方面，以关羽为首的老人派是自己的绝对嫡系，故而他们大多位高权重，军权大部分掌握在这一派手中；另一方面，因为诸葛亮也参与了封赏方案的设计，而作为当仁不让的荆州派代表的他，自然也不会让自己的派系吃亏，他们把持了蜀汉大部分的中央政权，并也掌握着蜀汉的部分主力部队；而作为蜀汉统治中心益州的以法正为代表的本土势力，则也受到了安抚，地方政权大多把持在他们手中，并且在中央也有着不小的势力。这个方案看似不错，但实际上各个派系都不能满足的，只是一时的稳定，各个派系的领军人物只是在暗中争斗罢了。

刘备建立的蜀汉集团之后，其政治中心是在益州，所以必须依靠益州士族的支持。但由于刘备是外来入侵政权，使其对益州士族缺乏信任；再者内部集团派系的士族利益必须进行分摊，蜀汉集团政治利益分摊的天枰又是倾向荆州派系，大大损害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诸葛亮掌政后又持续压制，没有很好的发挥。所以他们对蜀国政权的忠心度也是最低的，对于他们来讲，效忠蜀国和效忠魏国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否得到应得的政治利益。由此矛盾的激化点就暴露出来了。

荆州是实现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立足之本，蜀汉集团既有“军事基地”——荆州又有“政治基地”——益州，以此才有可能成就统一全国的终极目标。但是元老派的代表关羽败走麦城，丢了身家性命不说，不仅打破蜀吴同盟关系、又打破三国的新形式、又打破“隆中对”政策。更是使蜀汉困守益州，出入蜀地十分艰难，形式被动——为魏吴二国所围，无论讨伐谁都成效甚小。那荆州派系看到自己的家园落入他人之手，那自然也是不干的了，自然兴师伐吴是势在必行的了。

然而夷陵之战蜀汉集团大败而归，败军退至白帝城，刘备已知大限将至了，不得不考虑身后之事了。然而后主刘禅不成器，而此时元老派也所剩无几了。但幸运的是此战虽败但荆州派的势力也损失不小除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等为数不多的几人外其他人几乎都死了，益州派和元老派联合也勉强能和荆州派抗衡了。于是刘备在白帝城上演了托孤的好戏——就荆州派领袖诸葛亮和益州派首领李严托孤。一方面，大肆勉励诸葛亮，甚至直言若刘禅无能，诸葛亮可取而代之，并命刘禅以父礼事诸葛亮；另一方面，又任命李严为尚书令，以牵制诸葛亮。然而李严终不是诸葛亮的对手，被逐渐排挤出中央，荆州派已成一家独大之势。至此，诸葛亮内外军政大权一把抓，开始六伐中原，来转移蜀汉集团中激化的派系之争。然而，数度北伐的失败，则是加剧了蜀汉的灭亡——打仗是要钱的，胜了争到地、有人口，就可以收税挣回；败了，还继续打，又继续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等到钟会、邓艾伐蜀之时，蜀汉政权所能依靠的也仅仅只有荆州派和姜维、周仓等外来势力了。而益州本土势力，在这场旨在灭亡蜀汉的战争中并没有进行太坚决的抵抗，以至于邓艾缺衣少食的2万人就途经700余里几乎毫无抵抗的突进到了成都城下，此时，尽管城内尚有数万大军，但也没人愿为蜀汉分忧了，最终，刘禅不战而降，蜀汉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