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乎？文人相重乎？

文人相轻，历来被当做文人无行的表现。文人嘛，毛诗解中这样注释：文德之人也。很明显，写文章的人互相轻视，则失文德也。既失文德，焉能称之文人也？

然而，现在我们所说的文人，则是能够写点并发表文字的人。与原解的范围，无疑扩大了不少。如果我们现在依然认为文人相轻，一概是无德无行之举，则无疑于刻舟求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同样的一个词，随着社会的发展，会赋予崭新的涵义，有时其褒贬的性质也可能发生变化。譬如，“明哲保身”的成语，本取自《中庸》：“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中庸大道。但如此“大道”，已被世人弃之如敝屣，可见，对词语的理解也应与时俱进，如果完全依凭传统经验，很有可能因为习惯而积非成是。

但并不是说“文人相轻”，已经成功实现软着陆，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文人相轻，毕竟不是什么可以大张旗鼓的事情。打个不甚妥帖的比喻：就像女人争风吃醋，固然有看不起的成分，但未必与嫉妒无关。所以，文人相轻，历来为世人所诟病，也有着一些合理的成分。

但文人未必一定相轻！虽然曹丕《典论•论文》中写到：“文人相轻，自古亦然。”似乎，文人从把文字写在龟甲竹帛上开始，就有了相互轻视的传统，这就等于说，文人天生就有互相看不起的嗜好，这当然是对文人的歪曲。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人的话也不可全信的。有人说，我们在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文人相轻的例证，但，那又能说明什么？历史上，文人惺惺相惜互相推崇的例子，不也俯拾皆是吗？所以，我们不能把部分现象当作文人的天性，那样，就有点形而上学了。

如果说文人相轻就是相互轻视，我觉得很难说过去。对于学富五车如悬河之水的才华，大家可能佩服得就差五体投地了，很少有人不知天高地厚地等闲视之。况且，即使你酒壮英雄胆轻视了人家，人家未必有闲暇来轻视你，谁认识你是谁呢！所以说，文人相轻，一定是相互的，恐怕是误写，最起码是误解。

即使文人间确实存在相轻的现象，因文相轻者却是少数。既然是文人，大概都知道一个道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谁也不敢说自己的文章空前绝后。清朝赵翼曾有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诗句。因此，即使诗文达到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文人，恐怕也未必有孤独求败之感。而且，境界越高，越会为自己的浅薄感到不安。古人曾说：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就是这个道理。记得巴金先生，就曾说过自己不能算文学家之类的话。所以，真正的文人学者，对自己的文章都未必那么自信，哪里还有轻视别人的勇气？何况，文人很少有十项全能的，诗歌写得好的，小说和散文未必俱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文人若以自己所长，轻人之短。就好像裁缝笑那些厨师做不出好的衣服一样，这种轻视会让自己的价格（价值）一路下滑，但凡有点自知之明的，不会做那样的傻事。对于用同一文体创作的，虽然有上下高低之分，仅仅文字不好，倒未必会引起文人的轻视。毕竟，真正的天才文人并不多，大多数文人是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如果有人以自己今天的成就，嘲笑那些初学者，恐属于“斯也不足畏也夫”之类。只有一瓶不满半瓶咣当的文人，才会嘲笑别人的文字，但那个比例，应该和九条牛上拔下一根毛差不多。

那么，文人相轻，究竟何为？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人品。一个人的人品不端，即使才华横溢，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明朝奸臣严嵩其实也颇有才华，不仅书法极妙，诗词也极工整清丽，却为大多数文人所不齿。当代余秋雨先生，虽然散文隽永清俊，但是，因其缺乏诚实人生态度，招来不少冷嘲热讽。反过来，有些文人文字未必“一览众山小”，但其文与其人格相得益彰，历来为世人所推崇。如陶渊明、文天祥等。从一个角度上讲，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是人品决定了文“品”。

文人相轻，还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缘故。因为文人选择的道路不尽相同，有背离知识分子立场自觉站在权力一边充当打手的，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鼓手，有不问是非只管利益的犬儒，当然也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眼里揉不得沙子，那些出卖灵魂的文人自然为其所不齿，难免就有些轻视。同样，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傻气”也被无耻文人所嘲讽。这种轻视，有时通过文章的语气和措辞，不自觉携带出来。但这并不是说，道不同一定相轻，但因为选择道路南辕北辙，最终因对立而互相轻视的可谓屡见不鲜。

当然，也不排除文人之间因为个性、素养不同而产生矛盾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这确实是真理，也是我迄今为止相信绝对的真理之一。甚至是最亲的亲人，时间久了，总会有些摩擦，总会有牙齿咬嘴唇的尴尬。所以，有些文人相轻，不排除是私人的矛盾所致。

总而言之，文人相轻，从根本上讲，还是人相轻。只不过，文人往往通过文字表达，所以才造成文人相轻的错觉。

那么，人相轻是否合理呢？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好是人人相爱的和谐关系，有句歌词说得好：只要人人充满爱，这世界就会变成温暖的人间。但是，另一方面，世界总会有些黑暗和丑陋，在一个缺少宗教氛围的国度里，只有爱，恐怕就会变成对恶的纵容。故而，这个社会还需要鞭挞和批判，才能使黑暗和丑陋不敢为所欲为。所以，鄙视那些道德的败类虽然与大爱思想不合，但爱憎分明的立场，恐怕也是现实之必须。

文人比一般人应该多一些文德，因此，即使天下人都认为理所当然，文人却未必可以如此。所以说，文人相轻遭到非议，也非完全吹毛求疵。

文人相轻固然要不得，“文人相重”倒也不用故意。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辩证法的角度说，有所重就有所轻，都一般的敬重，和都不敬重，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说，不管相重还是相轻，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何况，敬重是需要理由的。若无缘无故要人敬重，便有些不合理的成分。譬如敬重人，当然得有值得敬重的人品，如果没有令人看得起的人品，却偏偏要人相重，无疑有点强人所难。这就好像要求大家对姚文元等权力打手非要相重一样，如果对这样的权力打手相重，其实是对正义的侮辱，是名副其实的东郭先生。

其次，相重，不是单重。也就是说，我敬重你了，你也必须重视我，这似乎体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其实却违背了公正的立场。一篇字字珠玑的好文章，不用说也会得到别人的重视，但是一篇佶屈聱牙文句不通的文字，偏要人家敬重或者重视，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视这样的作者和文章，我们可以说一些鼓励的话或者委婉批评的话，但是偏说要和那些好文章一起得到重视，恐怕就有些过分了。这有点和谈恋爱相似，不能因为你单恋上别人，别人就得爱上你，那就有点一厢情愿了。

何况，这里还有如何相重的问题。文人相重，是不是互相吹捧呢？这倒是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我看很多人将文人相重，当成了相互吹捧，这就不好了。相重，就要诚心，拿出相重的理由。如果仅仅因为关系很好，或者气味相投，就要相互吹捧，我觉得这种相重很狭隘。真正的文人相重，还在于文人之间坦诚面对批评，为真理和知识相互辩诘，而不是以相重的名义，拒绝文艺批评。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把文人相轻和正常的文艺批评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某某批评了别人的文章，就把他当作文人相轻的典型。在文学批评里，难免有些不以为然的微词，或者难免存在尖锐的思想批评，这本来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一个正常批评风气缺乏的国度里，很有些人把此命名为文人相轻——那意思是：你批评我了，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就是文人相轻。这自然是歪解，不过，许多人以此为挡箭牌，这真是很好玩的事情。

由于汉语语义的模糊性，有人将相重解释为尊重，似乎人人相互尊重，那么，人人相重就有站得住脚的依据。且不说由“相轻”而来的“相重”是不是尊重的意思，即使是尊重，也只是说，写批评文章要理性，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要尊重对手的人格。而绝不是以尊重为借口，拒绝文艺批评和思想批判。

众所周知，当年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和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两人思想南辕北辙，截然对立，他们在刊物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是，当殷海光受到当局迫害时，给予殷海光物质和精神上帮助最大的是徐复观。当殷海光去世后，徐复观感叹再无可以探讨问题之人。由此可见，文人观点不同彼此争锋，恰恰是文人相重，而不是相轻。因为相轻，其实是不屑一顾的，“连眼珠子都不愿转过去”的。

有人说，是非难辨，因而知识分子不应以己是为是，不可以己非为非，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这并不是说，文人之间不可以辨别是非，不可以有思想批判。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利用自己的知识，明辨是非。如果知识分子不辨是非，恐怕就没有什么用处。就像屠夫不杀猪，医生不治病一样。当然，在辨别是非的过程中，由于人类知识的相对性，可能有许多错误。正是因为有错误，知识分子的相互辩难，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说，没有辩论和批评，就没有思想学术的发展。

事实上，文人越是相重，批评也就不会客气，也最能抓住对方的死穴，有的放矢。这点王朔的气度就很大，有朋友批评王朔，王朔不仅不以为忤，反倒认为是朋友，批评得不够激烈深刻。而我们有些所谓文人，则是称兄道弟党同伐异。特别是拥有点编辑权力的人，误以为自己站在真理的制高点上，常以自己浅薄的思想观点为尺度，同我者是，异我者非，拒绝批评拒绝辩论，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互相点精，这样的行为却要人敬重，岂可得乎？岂可得乎？

与文人相轻相比，文人相重，听起来似乎名“正”许多，但是名正未必理直！忽然想起赵简子放生的故事：晋国权臣赵简子有每年初一为斑鸠放生的习惯，以表示自己的仁慈之心。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去捉斑鸠来献礼，导致斑鸠死伤累累。打着仁义的旗号，却未必有仁义的效果。文人相重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打着文人相重的旗号，拒绝文艺批评和思想批判，和赵简子放生就没有什么两样。

假如文人相重的大旗下面，只是一群不分是非的好好先生，那么这样的文人相重，难免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同样，假若文人相轻，是指那些文艺批评和思想批判之类的，那么，我要说句在很多人看来是大不韪的话：对于那些文化败类，轻视一下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