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形象再定义

中国人是善于“奉献”民族。但有时奉献的没有原则。这种奉献也大多是单方面的、不对称的。即，只有奉献，没有索求；只讲送出，不讲拿来。

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首先就应该属鉴真大师了。在我们以往的心目中，鉴真的正面想象是不可动摇的。习惯肯定的中国人大多一旦接触前人、众人的思想，就容易成为根深蒂固的自己的思想，并极力抵触不同的看法。很少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这种思想是否客观。而且，极端的认为，只要是好人，一切就都好。对鉴真的认识，就是这种模式的反映。

鉴真，中国唐代僧人，以六次东渡日本而闻名中日两国。在这里，人们只看到了他不怕挫折的坚强精神，赞赏他勇于传播中国文化的举动，甚至有人认为他此举是展示了我大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为之自豪。这真实一种不明智的思维。谁都知道，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不仅仅只是一种思想体系，更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综合文化体系。加之，唐代是我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度，佛教与盛唐的时代充分融合，已包含了丰富的实用内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财富，理应为我们中国人造福。而我们的鉴真大师却为了让别人享用而先后数次冒死东渡，甚至不惜由于为达不到目的焦虑过度而失去了宝贵的双眼。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东渡成功，将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精华拱手让给别人。可以想象，鉴真既然是高僧，想必是博学之人，他所带去的东西，对于当时极其落后的日本人是多么有用处！谁又能否定，日后日本的强大与鉴真东渡没有关系？这种舍己为人的思想多么高尚啊。除去时携带大量的律学典籍外，甚至连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真迹也献给了人家。当鉴真到达日本时，人家日本朝野当然盛大空前的欢迎。

当然，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本无可厚非，但这应该是有原则的，首先应该自己够用，然后才能去帮助别人。再说，也应该看清我要帮助的是谁，值不值得帮助才行。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它骨子里有一股崇强蔑弱的民族性格。你比它强大的时候，它对你顶礼膜拜、谦恭有加，等它把你的本事学到手，翅膀长硬了，就马上换上一张一本正经的脸，等到你不如它了，就更翻脸不认人，甚至毫不留情地对付你。这在历史上能够找到足够的事实来证明。公元663年，爆发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之战，此战起因于对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的争夺。当时，处于世界文明中心的大唐王朝正处于强盛的颠峰，日本则刚刚开始学习中国，自然不是对手。日军被打的大败，连统帅朴市田来津也丢了性命。但是，这场战争后，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景象，日唐之间不仅没有因为这场战争而疏远，反而往来更密切了。665年日本遣使参加泰山封禅，668年高句丽被唐军消灭，次年，日本就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长安，祝贺唐王朝在朝鲜半岛上的彻底胜利。需要说明的是，高句丽本来是日军在半岛上与大唐抗衡的潜在盟友，它的消灭对日本来说是不利的，日本对此保持沉默也就罢了，反而还要遣使庆贺，其用心何在，明眼人当不难揣测。

而此战过后二十多年才出生的鉴真，按说，应该知晓这一历史事实，且本人又是有道高僧，如何不明白日本人之后反常行为的关节。对于这样一个不敢轻易相信的民族实施支援是否妥当，大师竟然不加考虑，这着实令人费思量。或许，鉴真大师身为得道高僧，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但他也应该明白，佛讲究度有缘之人，可见，大慈大悲的佛都讲原则。在这方面，日本民族不应该算作“有缘之人”。鉴真大师为什么原则性这么淡漠？是出于什么意图（我想不会像书中标榜的那么简单吧）？我们无法回到一千多年前去当面问个究竟。但总而言之，鉴真大师的做法，作为一个凡胎肉体的中国人，我实在不敢苟同。

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身处同一个时代，同样是得到高僧，我认为玄奘大师就值得中华民族肯定。这位可敬的高僧为了为大唐求取真经，历时17年，行程5万里，历尽艰难险阻。携会回大小乘经律论6573部。不消说，这些来自异域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的库存量。

可惜，想玄奘大师这样主动“拿来”的人在历史上实在太少了，中国人自恃地大物博，不稀罕番邦蛮夷的物事。当然如果仅此也就罢了，却由此滋生出了一种特有的慷慨大方的性格，而且仅限于对外。乐于奉献、善于“送出”。历史上，今日送出王昭君，明日送走文成公主。但我却从没有听说过（恕我孤陋寡闻）哪个邻国给咱们送来几位美人表示友好。而且，牺牲物质、尊严来换取和平，尽管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大理想，但我们却一贯这样做。但是，也许我太小气，我总觉得，如果说乐善好施还算是美德的话，那么习惯送人东西就是不折不扣的冤大头了。中国这种做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对内毫不放松对自家百姓的盘剥，对外却大方的很。汉代的对匈奴的做法是个“良好”的开端。即使在无比强大的唐代也不例外。那时盛唐实力无与伦比，附属国众多。所谓臣属国即弱国。理应向强国牺牲尊严和物质利益。应该向宗主国纳供，否则征服他们还有什么意义，但我们恰恰不是这么做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却反而对臣属国有求必应，那里发生了内乱，咱们派兵相助。人家发生了饥荒，咱即使自家百姓忍饥挨饿，也得把大量的粮食送过去。人家象征性地送来一点马匹、玉器等小物件，我们就无比慷慨地回送人家上十倍、上百倍的馈赠。可能因为我们大国何等富有，怎是那些蛮夷番邦所能比拟的，既然我们富裕得多，那么怎么也得在回赠上显示出来呀。尽管这个道理在银河系也找不出先例，但我们却认为天经地义。到了软弱王朝——宋朝时更上了一个台阶。大宋王朝在打了胜仗时竟然还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送绢帛、岁币以求安定，这真是咄咄怪事。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签定《辛丑条约》，慈禧太后慷慨地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达到极致。建国初，我们自己勒紧腰带，但今天援助黑非洲（天知道，在修建坦赞铁路时就有多少中国工人抛骨在遥远的他乡），明天支援巴尔干。虽然，赢得了一片赞誉，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靠这种方式赢得国际地位，只要你经济上去了，自然“富在深山有远亲”。而在现在呢，我们仍然在沿袭着这种思想。在金融危机中，本身还并不富裕的我们又无比慷慨地送给世界一个“宽心丸”———庄严保证人民币不贬值。这话说起来好听，说一说也容易。但那意味着什么？无数的经济效益随着这句话烟消云散了，大把大把的钞票真正成了这句话的殉葬品。为什么比我们财大气粗的日本不这么做呢？是因为人家不为了一个高姿态而做亏本的买卖。的确，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国的义举拯救了世界经济，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添了光彩，如果有良心，各国对中国的感谢应该是真诚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单单只有我们自己发扬风格呢？世界又不光是我们中国一家的。谁能保证人家的感谢里没有搀杂暗自庆幸和揶揄的成分？友好交流应该是双方的，这样才对称呀！但事实是，千百年来，日本从中国合法不合法地拿走了那么多的东西，人家给我们什么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蹂躏，《马关条约》的耻辱、南京大屠杀的罪恶。我们又从人家那里主动拿来了什么？应该说什么也没有，如果说有，那也只能说从人家那里获得了几件“家用电器”和几辆车，但决不是“拿”的，而是掏钱买的！

以前，我们是走出国门去给人家“送”，现在，则要省事多了。在国内就给人家大把大把的钱———各独资企业的收入。天知道，每一天，人家从我们这里合法地拿走多少我们的血汗钱、掠夺性地使用了我们多少人力、物力资源、毁坏了我们多少环境？！而我们拿了人家多少呢？日本人从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人家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不否认，外资企业在中国存在的益处：增加就业机会、促进观念的更新、经济总体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先进文化技术的传播等等，但是，我们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应该在向他们学习足够之后，让这些在中国土地上吃包喝足了的外国佬“别了，司徒雷登先生”，让我们中国人独立撑起中国人自己经济的整片天空。

我这么说，大家不要以为我太小家子气。在民族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最好要有原则，最好不要太大方，否则，何谈爱国？爱国本身就应该允许首先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着想。朋友们，我们是文明古国，但我们的物质仓库里并不富有，我们不如自己享用或留给子孙。我们没有理由在送别人东西时太慷慨。即使送，也不能白白送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朋友们，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生存，请接受我的观点：

鉴真精神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