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座位上的道德标准

眼睛已经近视很多年了，习惯于整天离不开眼镜，时间久了，反而觉得戴上眼镜的我多一份书生气，多了一些文雅、和蔼、自然与亲切。可是，谁也不曾想到，有一段时间，我也曾为了自己不得不整天戴上一副眼镜而困惑过，现在想来，总是令人莞尔。

记得那时，我正在参加新闻记者的理论培训，由于路程较远，所以每天都要早早地去挤公交车，总希望能找到一个后排的座位，那样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到终点站，不用再中途让座了。遗憾的是，坐在后排的我，一个星期下来，仍然几乎没有一次能安心坐下来的，因为老弱病残孕及带小孩的乘客都“喜欢”蹒跚地朝着后排迈步，所以我也不得不站起来微笑着给他们让座。

在让座的过程中，我亦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我发现，前面的那些该让座的人，有的在拨弄着手机，有的闭着眼睛听着音乐，有的眼神凝视窗外，有的尴尬地低下头——反正都是“没看见”；而有的干脆转过头来直视我疑惑的眼神，嘴角上露出同情或者不屑的微笑。

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让座在这个疯狂自我的时代是一种错误吗？是我的道德观念太古董，还是人们的道德观念太前卫？我始终不明白。我想，假如我没有眼镜，那么我就会假装看不见，也就可以不让座了。于是，我开始讨厌：为什么我要戴了一副眼镜呢？它让我的“身份”太显眼，也让我的内心世界显得太清澈，更让我为这个浑浊的世界感到不安。

直到后来，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在讨论“道德标准与法律体制”的时候，我才渐渐释然。我想，任何时候，社会文明都离不开法律这个坚强的后盾作支撑，只有当这种遵守执行成为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时，公民的整体素质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水平。

有个朋友说，美国就有这样一条法律，严厉禁止人们在公交车上随意就坐。这样的法律条款，在我们听起来似乎觉得不可思议，可在美国民众的心里，他们就是在这条法律的约束下，都已经普遍形成了一种“让座”的意识，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法令理所当然，也乐意令行禁止。

在公交车上，我们都能看到有几个用其他颜色标示的专座，那是为老弱病残孕专门设置的，只有老弱病残孕及带小孩的乘客方能就坐。在美国，为了把老弱病残孕专座与其他普通座位相区别开来，有关部门还特意用黄色标示出来并予以法律意义上的警示，所以，人们会常常看到哪怕那几个位置空空如也，公交车上的乘客也宁愿挤着站着的“怪现象”发生。

反思之，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公交车上也设有老弱病残专座，但让座，在这里仅仅只是一种纯道德的体现。试想：当人们的脸皮渐渐增厚、道德渐渐沦丧的时候，公交车上那几个象征“特权”的位置的设置又有几多意义？

记得罗素说过，“没有公民道德，社会就会灭亡；没有个人道德，他们的生存也就失去了价值”。在这个时代，这种近乎口号性质的呐喊，已经渐渐被人们所淡忘或忽视，那么像这种主动让座的道德的约束力有多少呢？值得深思。

让座，只不过是一个人一时的道德表现而已，如果这个都做不到，那么人们的道德标准又将何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