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应该有一种精神——再谈蚁族
社会矛盾不断激活,加之高速前进的步伐,使得各方面都存在着问题。教育系统亦是如此。放置在社会中,必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本身属性自然发生变化。学校,教育者,都处于浮躁的环境中。教育方针,百年大计,需要教育部门和全社会的反思和努力。
“蚁族”来源于大学,话题自然又转到了“大学教育”这个让人极端憧憬又极端无奈的字眼上。很多人屡屡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逃脱不掉“逃课”、“打游戏”这些字眼,好像大学生活就是这样被串起来的一样。
本来,大学是一个“塑造灵魂,培养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摇篮”,应该有一种“思想启蒙”的因子。
那为何,受过高等教育的曾经的“天之娇子”毕业后连一个可以糊口的饭碗都难以找到?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大学毕业生连基本的生存技能和能力都不具备?
现实是,大学课堂失去尊严。“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的“逃课”现象在大学校园里早已见怪不怪。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真正用心听讲的同学寥寥无几,即使是上座率达百分之百的课堂也显得尤为“悲壮”: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我行我素”:同桌间窃窃私语,喜笑颜开、手机铃响此起彼伏;还有的不是听音乐,就是在“梦游南国”。若再仔细一点,我们还会发现,总有那么一群人埋头为着“考证”时代的“章”和“印”伏案前行;有的仍然怀揣梦想,欲从“应试教育”的墙角“破茧而出”……
现实是,我们面对钱学森老先生发人深思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这句教育之问,无言以对。
我想,若是钱学森老先生有兴致到这些课堂去走一圈,那么他的“钱学森之问”就“迎刃而解”了,而我们所长期挂在嘴边的“素质教育”也会在相同的困惑里找到另一种答案。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一直在追求上进,而当我们面对社会的种种责难时却总是无言以对,有时甚至还觉得委屈。是我们无力“抵抗”自身的堕落,还是这象牙塔已经被“腐蚀”得面目全非?
现在的象牙塔里,课堂沦为了一种市场,社会促使学校把知识当成商品出售。作为受教育者的我们也不由自主地“疏远”了课堂,有的甚至悄然离开了这一片“净土”。我们需要怎样来平息这一种不安和躁动,驱除当代师生共同的迷茫、淡漠?
有些同学说,老师在上面照本宣科,听与不听都无所谓。事实也正是如此,四十分钟的课堂早已没有了它独特的吸引力,其价值已经等同于那些个被命名为“学分”的数字。面对这些,我们必须去想该如何主动去改变些什么——如果我们都认为现实需要改变的话。依旧是那个问题,课堂如何留住学生?
我想它起码与这片净土格格不入的功利主义不能“过从甚密”,甚至可以说课堂必须有一种能与其抗衡的力量——我将它理解为一种“精神”。
是的,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大学课堂的确需要一种精神,我们需要它的指引。
作为主体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一贯以“我行我素”作风在课上“来去自如”而课堂学习以知识为载体,我们是否缺少了对其应有的关注和尊重?课堂应该以其独特的品格和姿态来塑造人,而这首先应该体现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
课堂不同于田园牧歌似的吟唱,我们必须保持一种价值“追问”。它必须有所坚守并有所作为。在此,作为载体“知识”必须受到关注。
大学不仅是传承文明,传播既有知识的空间,也同时应该为社会创造新的知识。有人说,大学是知识分子居住的的方。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应该是大学课堂的信仰。这种信仰的作用在于它可以促使我们努力使知识发挥其作用,进行一种“能力”的转化。但老师着力的关键点不在如何将固化的书本知识灌输给自己的学生,而是引导其进行知识建构。
所以,这种关注不仅在于要对其进行“传播”和继承,更强调一种批判,一种建构(我指的是对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上的),一种生产。这是大学课堂应有的一种情怀。
知识本身是不指向我们各种各样的求学目的的,所以也就有了这么一句话,要让“知识变成文化,文化变成智慧”。事实上,这不管是对于老师,还是学生来说,不都是可能的,但那必须始终是一种目标,一个大家都为之努力的方向。
老师随随便便将课本复诉一遍,草草了事,不能生成文化;蜻蜓点水,缺乏学生参与也仍旧无所作为。
要使知识蜕变为文化,首先课堂本身必须蕴含“文化”,让学生受到感染和熏陶。这里必然充溢了自由和争辩。在这里,老师不是一枝“独秀”,我们应该造就一种“宗派林立”的争鸣局面。在这里,课堂是开放的,师生之间平等对话,而不是将学生“囚禁”在书本的思维框架里。在这里,老师可以偶尔呐喊几句,让学生习惯聆听不同的声音。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三角地”,让各种价值观念与想法既相互碰撞又能相互补充。在对书本和师者的质疑、“拒绝”中掌握知识,在思辨中收获广博和深刻,“坚持己见”却能真正得到提升。
它将上课变成了一种仪式。
在一篇论述大学的文章里,作者提到了美国有名教育家赫钦斯的一句话“假如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的隐没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
即是说,一所优秀的大学必定是多元的,它需要尊重个体,理解“个性”。1930年,臧克家先生在报考国立青岛大学时,有这样一则故事:当青岛大学考试成绩发布,20多岁的他数学零分,作文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常理,这下是肯定无法被录取。不过,他却幸运地碰上了慧眼识金的主考人闻一多先生。闻一多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他身上潜在的才气,便打破常规,破格录取了他。
这就是大学。所以,大学课堂也需要一种胸怀——对“个性”的包容,对差异的尊重。
课堂要呵护个性,这绝不等同于“我行我素”,即使那些不来上课的同学也许他正自主地在进行着适合自身的某种知识补充和“探索”。大学课堂要想让学生“不思归”,就要包容怀着“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让其满怀激情去尝试,师者也应以自己探求真知的精神去包容这种“背叛”,让这一堂课的时间生成多样的价值。
关于这课是“听”还是不“听”,我想说它起码应该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一个游戏式的选择。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得有所考虑,其最终的选择必须得对我们的目标或成长有所作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时间处置进行了孰轻孰重、有益还是无益以及其价值大小的权衡。如此,在这种意义上的“逃课”也仍然可以成为一种更为灵活的“自我塑造”路径——即使它可能是失败的。
大学课堂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来吸引学生,这精神仰望知识的情怀,是一种崇尚争辩的文化,是一种包容“多元”的宽大胸怀。
诚然,我所讲的都仅仅是一种价值追求,与现实可能格格不入。但只要我们仍然认为“改变”是必须的,并且相信总有些尝试是可以成功的。相信现实的土壤是不会拒绝这一份热情的。
这不是一种守望,它需要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