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非彼“信”

昙花几现 杂文 处事之道 2010-05-02 12:35 责任编辑:梦客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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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取信于人”其实很容易,只要顺着对方的思路走就可以了,但要“信任他人”则相对较难,要精明睿智地判断眼前的诸色人群并将信任毫厘不爽地分配。文章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件让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成大事者,总在“信”和“不信”之间进行取舍,最终还要归结为理性正确的判断,那才是最重要的。

孔子所说的“信”,一般指的是“取信于人”的信,是要求自己要争取被别人信任。可是我想,如果把“信”的主客体颠倒一下,也许会有别的有趣发现。此时的“信”是自己对别人的信任,这就比取信于人难得多。因为自己想得到对方的信任,只需对一个人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和措施。但如果将自己提高到主体的地位,孤立地面对各色人物对自己所采取的言行、态度,那么自己就需要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并赋予每个人不同程度的信任。这看似就是我们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却不是一般人可以游刃有余地做到的,稍有差池而将信任属之非人,那就会有一大堆的麻烦产生。就连历史上那些喑噁叱咤的人物也经常被这个问题纠缠不已。

战国秦昭王时宰相范雎,精通兵法,治国有方,曾多次攻拔他国城池,使秦国国力大增。可是自从郑安平降赵,王稽坐法受诛,他便“日益不怿”(《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下同),后来贤明的昭王便说自己正为强楚将伐秦而担忧,“欲以激励应侯(范雎封号)”,谁知范雎却“惧,不知所出”。开始的时候,我总也想不通范雎又不是小毛孩,而可以说是身经百战,权倾一国的将相,怎么越来越胆小了呢?最后才知道,那是他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导致他不能完全相信秦昭王对他的态度,甚至深深地怀疑着自己。郑安平与王稽两人都是他的救命恩人,但直至自己成了秦相后也没有明显的报答行为,当王稽言浅意深地抱怨和挖苦他时,他便有些不乐,也知道知恩不报非君子,于是他便将一个完全不适合做高级地方官员的人任命为河东太守,凭借的也完全是秦昭王对自己的信任和对王稽的感激之情。紧接着,又任命郑安平为将军,从之后他“以兵二万人降赵”的作为来看,也是人缺乏忠直勇毅的人。这样的人事安排自然不会取得好的结果,也给秦国带来了巨大损失。范雎是个聪明人,既然他们是他任命的,那么他也就有了不能知能善任的罪过,他也成了两次事件的间接造成者。在一个君权天授、君主至上、臣死其君的时代,没有政治野心的范雎便觉得秦昭王一定会不再信任自己,说不定一有机会就会把自己给杀了。于是他内心充满危机感,对君王的信任也日益下降,相伴随着的是对自己的信心的日渐消磨。所以当秦王用激将之法时,他还以为昭王是在怪罪自己,话里藏刀呢!终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应侯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紧张,越紧张越思维闭塞,越容易走向死角,这时他的雄才大略、诡计奇策应试早就被恐惧和猜疑湮没了。因此蔡泽取而代之也是必然的事了。

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洞穿人性的慧眼和探赜取幽的妙笔,将一个人在生命不能自主的社会环境下的悲剧命运描绘的淋漓尽致。也使我们看到一个人对别人、对自己的不信任将产生多么深刻和惨烈的影响。当一个人有所成就时,他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心理满足和骄傲,在短时间内会完全控制住理性,从而沉溺在这种心理陶醉之中。但一旦挫折来临他的心理就会产生“突变”,不同的人大抵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心理满足瞬间瓦解,恐惧、戒惧由然而生,对周围的人普遍地不信任,对自己也常处于怀疑之中。前文中的范雎就属于这一种。第二种人的反应是心理满足非但不降反而极度升温,疑心也得到空前加强,外界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使他血脉喷张,怒发上指,如同一头受惊的狮子。项羽,我想,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项羽确是英雄,不能说他只是一介勇夫,否则不可能成为“西楚霸王”。然而他的“谋”相对于他的“勇”来说实在是沧海一芥,起的作用很小,他的“谋”很大程度上是亚父范增给他添补的。当项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地消灭季秦后,他实际上已是中国的皇帝了,心理的满足自然也已达到了高峰,于是他也迅速地沉浸在了自我陶醉之中。当刘邦屯军霸上,项羽当即欲给以打击,经项伯调解才算平息。如果刘邦屯军霸上的事实可以说是一个误会,那么当鸿门宴请时,他的不辞而走的行为就已表明他有反心。可项羽此时尚陶陶然于胜利、富贵、权势之中,优柔寡断便成了必然。我想当他“受璧,置之坐上”(《史记•项羽本记》)时该会有一声苦笑吧!

数年之后,刘邦果然反判,项羽挥戈西向,可他身边有哪个猛将或智谋之士堪揔一军与刘邦对决呢?没有,只剩了一个深谋远虑的范增了,可他自己也岌岌可危了。从前的将相之才如英布、陈平、韩信之辈皆弃他而去了,原因就在于他疑心太重,不轻易相信别人,不能安心地将手中兵权下放,不能量能而授职。当陈平用反间计间离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时,我们也不难观照出结果如何了。项羽此刻可真的是孤家寡人了,身边既无谋臣为其画一策,又无良将为其制一方,仅仅依靠自己勇猛无畏虽能暂时取得胜利,但终究是会以一败涂地煞尾。

却又想起了中国成立后的最混乱的时期——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发生是毛泽东在晚年犯下的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可以从“信”的两个对立方面——“取信于人”和“信任他人”——来分析。

毛泽东和项羽一样,在经过了刀光火影之后,靠武力打下了一片江山。这样的成就一定时期内只有一个人才能拥有,这个人也必然会永载史册。当他老年思维能力有所下降时,必定也会为自己的成就而产生心理满足和骄傲自负。在斯大林搞偶像崇拜后,他也着实搞了一把,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口号应运而生。曾经和他并肩做战、相视如兄弟并始终正直无瑕的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成为了打击的对象,因为他们敢于反驳毛泽东的命令,于是他便将大帽子扣在了他们的头上,称他们是走资派,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此时不信任任何可能威胁他的地们和声誉的人,而且一有蛛丝马迹就会大加迫害。他信任的只是他自己还有另一些以谄媚献谗、投其所好和推波助澜的方式取得他信任的野心家。这样,一心为公、正直为民的人非但不受信任,反而遭到非人的打压,那些假公济私、残忍暴虐的阴谋家、反动分子却深受重用。曾经英明慈爱的毛泽东竟会如此的善恶不分,真是令人可叹!

所以说,取信于人其实很容易,只要顺着对方的思路走就可以了,假设刘少奇等人能放弃信仰和正直而顺从毛泽东,那么可以肯定毛泽东会像信任“四人帮”一样地信任他们。但是事实是,世上总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一种是把自己的丑恶伪装的很巧妙的人,另一种则是光明磊落,唯正义是守的人。前者不会触犯你,但在最后很可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后者可能对你会有所触犯,但一切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间接地也是为了你自己。所以要精明睿智地判断眼前的诸色人群并将信任毫厘不爽地分配该有多么得难!这就要求我们不被眼前的幻像所蒙蔽,不为暂时的利益而沉溺,不因心理的满足而孤立自己、拔高自己,而是要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一颗坚持正义与真理的心。

最后还是以范文正公的名言做为结束语:“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人生中每时每刻都有得有失,倘若一味地患得患失,那么人生还有什么快乐可言,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真诚和信任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