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不好获

可以说，没有一个中国作家不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多年以来，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传闻、臆想和猜测，但毕竟还是有了口实。比如曾经的提名：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继续的提名：李敖、巴金、王蒙。接下来，是一串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视野的中国作家名单：莫言、北岛、史铁生、余华、陈忠实、迟子建、韩寒、贾平凹、曹乃谦、李锐等，其实更多的是进入了马悦然的视野。这位评委会中唯一的汉学家、当了二十二年评委的老马或许就是我们的希望。而他近年来提的最多的中国作家或许就是北岛、莫言和陕西作家李锐了。

但是，不是咱们觉悟低，老泼凉水。总的认为，即便再多几个像老马这样的评委，即便再加大翻译量、增加传播度，感觉依然遥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中国作家自身建设还远远不够：底子薄、无风格、人格糟。这不是打击一大片，也不是说获了诺贝尔奖就多么崇高，人格就多么高尚。仅以此表明，中国有很多作家连最起码的对社会和人性的批判与反思都做不到，只在狭隘的民族和地方的意识里构筑个人情感的窠臼，只在世俗的原野中寻求苍生的感动与慰藉。他们缺少非凡的诗意，缺少对小人物的坚韧、尊严和勤劳的描写，缺少对人类苦难经验的描述，缺少对人的本性、命运和无限性的艺术展现，缺少通过象征、形象、直觉、内在道德观把人类的爱与希望、真善美融为自己理想主义的创作能力。没有精神上的超拔，缺乏震撼力；审美趣味低下，艺术想象力匮乏；哲学思辨贫瘠，思想穿透力薄弱。

众所周知，二战以后的苏联文学，几乎是在专制的夹缝中偷生，依然涌现了那么多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阿赫拉托娃、蒲宁、肖洛霍夫、布罗茨基等，当中很多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管他们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不管是流亡还是留守。至少我们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人性的力量，看到对专制体制的抗争，对社会黑暗与腐朽的抨击，呼唤道义、公正和人性的复归。他们不仅是作家，还是战士；不仅是小说家和诗人，还是人们的代言人。

那么，再来看看亚洲获奖的作家，他们为什么能脱颖而出。首先是印度诗人泰戈尔（1913年获奖），其次是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1968年获奖），然后还是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奖）。如果以色列不划归欧洲，那么1966年获奖的阿哥农也算是一位。获奖理由如下：

泰戈尔获奖，“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川端康成获奖，“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法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大江健三郎获奖，“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不是矫情，也非一味强调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语，只是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获奖的本质。我们且不管诺贝尔奖的纯度如何，也不管究竟有无滥竽充数的嫌疑，仅就亚洲这三位获奖者而言，相信看过他们作品的读者，定会一目了然。他们优美的抒情，厚重的笔触，浓郁而富有情调的人性之旅，都是自身时代的妙曲、美语，注定成为文学的精品。

反观我们目前的文学现状，究竟有无这样潜质的作家，还是有了没被发现，还是大多数不抱什么希望，只管走自己的路。多数人乐观向上，舒适安逸。悲痛、忧郁谈不上，时代如此飞跃，没什么值得无病呻吟。更不愿触及悲剧的崇高美，因为那离灵魂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