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中医两惨案——文挚与华佗惨死之所思
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向来都是不争的事实,文挚与华佗惨死的案例就说明了这点,这既是中医药界的悲哀,也是国人的遗憾。文章从文挚与华佗惨死的故事讲开来,并分析了这两起惨案的原因,颇有见地,作者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岂止是医药界,历史上含冤而死的人不计其数,足以引起国人的重视和叹息。总体来说,文章有很深的可读性,相信能引起大家的思考和关注。
中国的中医药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正式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已有专业的“医师”,他们“聚毒药以供医事”。但在这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医的发展历尽坎坷,备受艰辛,有的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特别是千古中医两惨案——文挚与华佗的惨死,让中医界永远难以释怀,而国人至今引以为憾。
那是公元二零八年,齐闵王得了一种怪病,出现了少气懒散言、四肢倦怠乏力、不思饮食、面色蒌黄、舌淡等症状。经御医多次医治无效后,急请宋国名医文挚前来诊治。文挚来到齐闵王龙床前,通过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发现他是忧思所致的一种情志病,就对太子说,国王之病必须用中医的五行生克制化,以情治情的方法来治疗。此病虽是可以治疗的,但我不能治。太子感到很奇怪,既然能治,你为什么不给治呢?文挚说:“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意思是,如果不让国王大气一场,这种病就治不好;如果让国王大气一场,国王一定会杀我,我必死无疑。所以国王的这种病我能治,但我不能治。太子听了,一再向文挚哀求,并与王后二人作保,说以后拼死也要保全文挚的生命。在太子和王后立下保证后,文挚就开始给国王治病。文挚是用激怒法这种特殊的方法给国王治病,他先是用讥笑挑逗他,本来约好前来为为国王送药的时间又故意连续三次失约。让齐王憋了一肚子的气,后国王派人去找文挚,他又耽误了好几天才进宫。当太子将文挚领到齐王床前,他的脏鞋也不脱就跳上龙床,用脚踩齐王的龙袍、龙被,把齐王给气坏子,并说了许多使齐王非常气愤的话,就走了。齐王面对文挚的羞耻、挑逗,怒发冲冠,气得竟“哇”一声吐出胃中许多积食,症状就消失了,人也觉得经松,几天后齐王的病就完全康复。这个病例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志疗法的医案。
按理说,治好了齐王的怪病,齐王应当感恩戴德才对。谁知齐王嫉妒心极强,他并不认为这是文挚治好了他的病,反倒觉得是文挚故意羞辱他,于是就下令处死文挚。当时的太子和王后再三阻拦,并反复解释文挚是用中医相生相克的治病理论为他治病。此时昏庸无道、不懂医学的齐王一意孤行,不听劝告,强令卫士将文挚投入锅中活活煮死。齐王一手制造“以鼎生烹文挚”的骇人听闻的惨案,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特大的杀人冤案,也是中国医学史上首次让人心痛的事件。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的首例的医生被杀案。
而医术高明“妙手回春”的华佗之死,更让人唏嘘不已,扼腕长叹。《三国演义》中有关华佗的故事:曹操得了头风病,即头痛症,请华佗给他看病。华佗从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此病非同寻常,非得利斧劈开脑袋进行开颅手术不可,才能彻底根治。而曹操本来就多疑心,听说要开颅,觉得华佗的这个医疗方案暗藏杀机,是在替关羽报仇。所以,盛怒之下,把华佗关进监狱,然后杀了。
而《三国志》中《华佗传》的史书记载的内容跟《三国演义》有所不同:曹操听说华佗医术高超,就把他召入京师,常在曹操身边随侍。曹操每次头风发作,便心烦目眩,华佗为他针刺,手到病除。后来曹操亲理国政,病情很重,便叫华佗专门负责诊治。华佗说:“这个病几乎难以治愈,坚持不断治疗,可以延长寿命。”华佗长期远离家乡,想回去看看,于是便托词妻子有病,向曹操请假回家一趟。到家之后,便以妻子有病为由,数次延期不返。曹操多次写信叫他回来,又命令当地官吏催发遣送他上路。华佗仗着自已有技能,厌恶为衣食而被人役使,仍不肯上路。曹操大怒,派人前去检查,发现华佗有虚诈,结果便逮捕华佗,交付监狱审讯。经过刑讯审理,他坦白认罪。荀彧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实在高明,关系到人的性命,应该宽容赦免他。”曹操说:“不用担忧,天下难道没有这类鼠辈吗?”于是将华佗拷问处死。华佗死后,曹操头风病没有祛除。曹操说:“华佗能够治好我这个病。但他故意拖延,不予根治,借此抬高他自己,即使我不杀他,他最终也不会为我完全去掉病根。”直至后来爱子仓舒病危之时,曹操才叹惜说:“我后悔杀了华佗啊,让我这个儿子白送了性命。”
从千古中医的这两例的惨案中,让中医界创巨痛深,也引起了后人深深的思考,究其原因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经写过一篇叫《华佗论》的非常有名的文章。文中说了句有名的话,“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执柄者”就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恚”就是恨或怒。整句的意思是:掌权人的愤怒,是多么可怕啊!不管是文挚为了治病激怒齐闵王,还是华佗想家或厌恶侍候曹操不去,只要触怒了掌握生杀予夺的当权者,当权者就可以草菅民命。
有人保证,有人阻拦,有人求情,掌权者生气时的决定与行为都无法制止。即使是太子与王后作保与阻拦,还是德高望重的荀彧,都未能阻止掌权生气时的错误决定。如果说昏庸无道、暴戾恣睢的齐闵王生气时以鼎生烹文挚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是暴君所为,而雄才大略唯才是举的曹操在生气时也同样草菅人命,这真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有名的俗语:“伴君如伴虎”,此语在中国古代真是一句用鲜血凝聚而成的经典语言。
这两则惨案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医生社会地位的低下。《三国志》把华佗收入《方技传》,《后汉书》把他列入《方术传》。在中国古代,人们把医卜、星相等统称为方术,而把从事医学、天文、星象、占卜的一类人叫做方士,属于三教九流的末流。再加上华佗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正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曹操的《蒿里行》突出写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生死。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王粲亲身经历了汉末的动乱,《七哀诗》描写他当时逃难时的情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这些诗充分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深刻揭露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大灾大难后必有大疫。按理说,医学人才也是当时稀缺的宝贵人才,战乱更需要医学人才,何况华佗又是超群绝纶的难得的医学人才。而曹操视华佗为鼠辈,反映了医生当时的社会地位之低。
华佗被杀,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曹操人生历史的蜕变过程。乐于从医,乐于救人的华佗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病人,怎么只能侍候曹操一人。厌恶侍候曹操,以至托词不还,如果曹操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应该认为华佗想家不来也是情理之中。视华佗为鼠辈的曹操,肯定没有这么想过。他既没有把华佗看成人,又怎么能够把他看成一个人才,更不要说尊重华佗的选择。此时的曹操恐怕不会想到天下苍生是多么需要华佗去解除病痛救死扶伤,而只有在他自已头痛与自已的儿子病危之时才会想到华佗的重要性。至于曹操认为华佗养病自重,只不够是掩人耳目的一种托词而已。从曹操杀华佗这一事件暴露了曹操极端自私与奸诈凶残的一面,他的人生变化,也是历史上掌权者“一阔脸就变”的共同特征,他们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人生蜕变的结果。毛宗岗把曹操斥之为“一生奸伪,如鬼如蜮”,“是千古第一奸雄”,不是没有道理。当然,曹操性格是多重的,复杂的,需要认真探讨。为此,我曾经就华佗被杀写过一首《七绝•曹操头风有感》:
挟天会猎欲一统,
赤壁惊涛志未空。
佗去头风君悔晚,
可怜社稷各西东。
这两惨案,使中国的医学的发展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就华佗被杀而言,且不说《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华佗具有开颅的手术(未必真实),但《三国志》中《华佗传》记载的华佗利用“麻沸散”所做的外科腹腔手术,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例手术,也是世界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使用麻醉药品进行的成功的外科手术,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华佗被杀,不仅“麻沸散”失传了,腹腔手术的技术也随之失传,不能不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这两惨案中,作为创巨痛深的中医界,也因此在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它们历代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因而迟滞了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的阴霾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彻底飘散。
时过千年,不堪回首的这两惨案,至今让中医界仁人志士心中隐隐作痛,特别对“妙手回春”的神医华佗至今让国人仍然怀着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