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与生存的背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技的进步，湘潭农村到处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三条腿”走路（农忙时种田、平日里规模养殖、农闲时出外打工）的农民兄弟，早已告别了传统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他们在盼富、求富、致富的道路上演绎着自己崭新的人生。在致富路上，他们的确少了许多体力劳动的艰辛，少了许多忧虑，多了许多机会（当然，也多了许多风险），同时也多了许多笑容与悠闲。一幢幢漂亮的楼房拔地而起，电灯、电话、电视和家庭影院接踵飞入寻常农民家，使得农民兄弟的脸上堆满了幸福的笑容；手机、摩托乃至私人轿车，对他们来说已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稀罕物；卡拉OK、扑克、麻将的阵阵喧哗伴随着“我们天天像过年”的感叹也不绝入耳。然而，笔者却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我国南方农村潜在着几大隐患，如不防患于未然，及时采取科学的对策，必将酿成严重恶果，并祸及子孙。

水质令人忧，渴盼卫生安全水

农村改水改厕，是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保证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小康目标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农村经济发展和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市大部分农村，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用各种形式解决农民的饮用水问题，有的乡镇建起了自来水厂，不少散居农户也开始告别直接饮用塘河溪坝水，用起了小孔压泵井水。农户家的厕所也再不像过去那样“两块木板一个坑，蚊叮蛆翻臭哄哄”，人畜粪便在农户中也有了比较普遍的综合利用。据有关报表统计，全市改水累计受益人口为201万，占农村人口的99.16％；改厕37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73.38％。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农村，由于农民广泛应用农药、化肥种菜，养鱼户也普遍施放人畜粪便和混合饲料喂养鱼类，农村的池塘、水坝的天然蓄水几乎无法饮用。守着山塘无水喝，靠着水库无水用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农村，只有山青而无水秀，只能求助于小孔压泵井水，而小孔压泵井水的水质又十分令人担忧。

据有关部门对我市一个农村地区的56口水泵井进行的水质调查，检测有关常规项目，其中，细菌总数超标的有50口井，含大肠菌群的有53口，分别占总井数的90.9％和94.68％。此外，还有2口含铅超标，1口含砷超标。这样的压泵井水，看上去清澈透明，无色无味，实际上却隐藏着潜在的危害。用行家的话说是：我市农村饮用的水还只能说是清洁水而不是卫生安全水。加之小孔压泵井所汲取的水仅只是很小范围内的循环水，往往又毗邻农田、厨房和厕所，重复污染和积淀，形成恶性循环，显然，不宜长期饮用。

再者，长期饮用压泵井水，要提防地方病的发生。据有关方面对我市茶恩寺镇和响塘乡的地方甲状腺肿（简称地甲病）和地方性氟中毒（简称地氟病）的调查表明：茶恩寺镇由于上个世纪50年代山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水土严重流失，将相当活泼的稀有元素碘元素带走，而引发该地区动植物和水中含碘量显著偏低。卫生防疫部门通过近20年的努力，采用以投服碘盐为主、药物治疗为辅的防治办法，才将该地区甲状腺肿的患病率由1979年的16.95％降到1986年的4％左右，现在已基本得到控制。

响塘乡长安村地区的农民，因长期摄入含氟量高的饮水或食物，引发氟斑牙和氟骨症。有资料表明，长安村985人中，患氟斑牙和氟骨症的竟有169人和10人，氟中毒患病率高达18.17％！尤其是8－15岁的儿童少年受害更深，194名儿童9年中有112人患有氟斑牙，患病率为59.79％。因及时诊治，此现象至今已有较大改观。

滥用添加剂，禽畜疯长实害人

家住雨湖区城正街的杨女士恐怕这一辈子也难以摆脱“恐猪症”——怕吃猪肉！去年年底，杨女士顺利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婴，全家老少都为此乐开了怀。鸡、肉、鱼餐餐不断，发奶的猪脚一盆又一盆，开始有奶可哺，没料，一个月后竟滴奶全无，两个小宝贝一个月就被“断了奶”。望着儿媳涨鼓鼓的乳房却挤不出半点奶和哭嘤嘤的两个小孙女，杨女士的母亲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急忙忙来到防疫站一位熟悉的医生那里寻医问诊。医生一席话，让她老人家如梦方醒：有谁知道，这竟是雌性猪肉惹的祸！

禽畜，是人类摄取所需蛋白质、脂肪、无机盐、微量元素、维生素等营养的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我市农村各地饲养户普遍应用饲料添加剂和混合饲料技术，禽畜生长速度比传统喂养方法快了2至4倍。“猪不吃草，猪不吃菜”早已不是天方夜谭，有的不法厂家和商人更是把一些含类固醇激素药和安眠药等有害物质的饲料添加剂掺入混合饲料中。现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严厉打击的“瘦肉精”等，都属于这类违禁药品。

据一些饲养户反映，现时的混合饲料一般由饲料添加剂、玉米粉、鱼粉、双灰粉等混合而成，猪吃了长得特别快。而传统方法喂养一头猪大概要喂养8个月至1年，现在3至4个月就可出栏宰杀。猪是怎样飞快地长大的，养殖户大多“心知肚明”。难怪笔者在调查中竟不难发现，有的农户将用传统饲养方法喂养的猪留给自家宰杀享用，“饲料猪”则一只不留卖出去。这就像养殖水鱼喂避孕药一样，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同时，笔者还了解到：现在由于生猪成长速度太快，养猪户一般不对雌性肉猪进行骟割，即阉割掉雌猪的卵巢，而雄性猪则在仔猪时就摘去了睾丸。因此，雌性猪刚好到发情期或就要到发情期时便被宰杀。按此下去，人们所食用的猪肉中，50％的含有动物雌激素（即雌性肉），从此，自古以来人类动物食源中的性平衡被人为打破。也就是说，人如果长期食用含有动物雌激素的食物，就会导致许多危害。如：引起人体血钙、血磷水平下降，导致女性分娩后少奶或缩奶，引起女孩体内雌激素水平增高较快而导致性早熟，诱发一些其他疾病等等。真可谓，此患不除，贻害无穷。

忽视生态平衡，酿成苦果自己吞

当今农村忽视生态环境，违背科学规律，应作为而不作为的现象并不鲜见。主要表现有：

麻雀不见了，虫害接踵来。笔者从小在农村长大，见惯了铺天盖地、黑压压的麻雀群，但现在下乡，却很难相信眼前的事实：在广阔的农村，自古以来就与农民为伴的麻雀却成了罕见之物。麻雀，繁殖能力强，数量多，成群结队，活动范围广，适应能力强，与人类关系之密切，堪称所有鸟类的佼佼者。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粮食紧张，它因“涉嫌”与人类抢“口粮”，曾一度被打入“四害”之列，与老鼠一样同遭厄运，但真正的农民却知道，麻雀是虫害的天敌。尤其是捕食越冬害虫的本领更是其它鸟类所不及。后来，毛泽东给它“平反昭雪”，是人类尊重科学的必然选择。

为什么过去多而又多、数不胜数的麻雀，现在少而又少、难见踪影了呢？究其原因，据笔者调查，大概不外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大面积的塑料薄膜覆盖育秧。麻雀偷食稻谷一般是在农民播种育秧时期，此时的虫害尚未成气候，饥不择食的麻雀“偷食”一点谷粒，也属“迫不得已”。但真正到了粮食大面积成熟或病虫害猖獗肆虐之时，麻雀才真正施展它的“看家本领”，以日食数以千计的虫、蛾为己任。如今普遍实行薄膜覆盖育秧，麻雀找不到食源，自然难度“春荒”。二是农药污染和老鼠的猖獗，造成麻雀的濒临灭迹。当前农村防治病虫时大量使用剧毒农药，被毒死的害虫又被麻雀吞食，造成第二次中毒，麻雀与害虫同死于农药之下，这个生物链由此而中断。加上弱小的麻雀在天敌老鼠面前无招架之力，一窝雀蛋还抵不上老鼠的一顿早餐。弱肉强食，麻雀的灭绝又使我市农村生态再一次受到冲击和破坏。我市农村近年来病虫害显著增加，除开各种虫害抗药性增强外，少了麻雀这个农民的挚友、害虫的天敌，大概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蛇作盘中餐，人财损失多。到乡下农村采访，有两大“危险”基本可以排除，那就是虎豹豺狼和毒蛇的侵犯。现时的山村，家蛇山蛇基本绝迹，家鼠山鼠却到处为害，山塘水坝、稻田农庄处处能见到它们的踪影。蛇的自然生长速度缓慢，繁殖能力也很弱，尤其没有多少逃脱天敌（主要是人）捕捉的本领，而蛇对自己的洞巢，也不作任何掩饰，为许多农民挖寻蛇提供了方便。蛇是鼠的最大天敌，可吃洞外鼠，更可钻进鼠洞里将一窝鼠仔吃光。如今，城市里蛇肉餐馆林立，口味蛇、特色蛇的招牌挂得到处都是，导致捕蛇的人、吃蛇的人越来越多。然而，人们在挣钱和饱口福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有毒（有的蛇并无毒）无害（蛇从不主动攻击人）的蛇类的减少，农村鼠害却越来越严重。有资料显示，现时我市农村鼠害已构成对人类巨大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一、直接偷吃大量的粮食，破坏农作物。以一只老鼠每天偷吃粮食100克计算，一年要吞吃掉粮食36.5公斤。一窝老鼠，少则十几只，多则数十只。所有的老鼠合起来，一年吞食的粮食数量就惊人了，恐怕少说也会上100亿公斤。二、直接破坏家中物品和塘坝水库，造成家庭财物损坏和塘基库基溃崩。三、污染人类食品，传染鼠疫、钩体、流行性出血热等人鼠共患的多种传染病。如果以一条蛇一年捕食掉300只老鼠计算，蛇要为人类挽救多少粮食和财物，杜绝多少污染源呢？因此，有识之士认为：一定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面禁止捕蛇、食蛇，同时希望那些鼠目寸光的人为人类，也为自己，不要贪图几个钱和口腹的享受而捕捉和吃掉人类的朋友——蛇。

引进“革命草”，埋下生态患。在农村调查时不少农民反映，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市农村普遍引进了一种学名为水花生的固钾植物，并作为猪、牛、羊、鱼都喜爱吃的饲料草加以推广，当时被人誉为“革命草”。但时过境迁，“革命草”不“革命”了，反倒被农民称之为“反革命草”。究其原因，一是该草适应能力特强，尤其是在我国南方潮湿地带几乎到了“疯长”的地步。它的每一个根节都能自然繁殖生长，依着力又特强，根深叶茂，发蔸迅速，一二年内就能长满整个池塘和稻田。二是猪、牛、羊、鱼并不爱吃这种草，用来肥田固碘农民又掌握不好方法（主要方法是将其收割、晒干、轧碎、再发酵作肥），农民兄弟只好将它锄掉或喷射除草剂。对这些，它好像都无动于衷，第二年又蓬蓬勃勃、枝繁叶茂。面对如此顽劣的“革命草”和它那与农作物抢夺肥料并不同程度地抑制农作物正常生长的“本领”，农民兄弟真有点望草兴叹，无可奈何。

丘陵林柴茂，潜伏大火患。如今，农民兄弟已改变生活习惯，过去那种烧柴做饭、燃茅煮潲的传统炊事方式早已被烧煤和液化气、沼气所取代，过去冬烧茅草、春烧枯枝、夏烧枝柴、秋烧杂木的疏理式山林维护已没人提起，用柴量大大减少，以致山林树木茂密，柴草丛生，枯枝烂叶遍地，极容易引发火灾。二是靠山不护山的现象大为增加。山间小道也很少有人和牲畜走动，偶尔进了也难辟一条路。如果发生山火，不是被这里绊倒，就是那里被缠住，逃离都毫无办法。而森林与森林之间、森林与农民住宅之间没有天然防火屏障，一旦发生山火，往往容易从小火酿成大火，这山烧到那山，从山上烧到山下，除大面积森林被毁外，还直接殃及农民生命财产安全。

死人占了活人地，水泥墓穴害无穷

现在，我市大部分农村仍实行土葬，真正实行火葬的极少极少。而且用水泥、红砖、沙石等材料造墓建坟的越来越多，邻里之间、同宗之间相互攀比、摆阔赛阔已成为一种时尚。就是城里人，死后虽然进行了火化，但有的又将骨灰盒送到乡下的亲朋戚友处安葬。一个个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的水泥墓穴，弄得许多乡村“坟墓如市”。有的还在山林中建起了“活人墓”。一座水泥坟墓，最少也要花耗千元以上资金，如果“豪华”点，动辄上万。资金浪费且不说，但一个死人永远占住了活人的一块土地，却着实是一大隐患。在我市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8亩，人口与耕地矛盾日趋突出的今天，一年内至少要因土葬失去2917亩土地，“保得方寸地，留给后人耕”就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了。笔者认为，根据当前我市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如果实行火化的确有困难，不应排除推行简单土葬法。这样做，毕竟若干年后，随着尸体的腐化、棺木的风化，还能还坟于土、“落叶归根”。但必须严令禁止建水泥坟墓，禁止在可耕地上筑坟，禁止强制火化区人员火化后再进行土葬，不能让死人永远挤占活人的生存空间。

结束语

当前，我市农村存在的这几大隐患，确实令人为之忧虑，由此引发了笔者的四点思考——

思考之一：地面水受污染的地方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对那些“污染大户”企业，应采取关、停、并、转，既不让其污染城市，也不让其危害农村，因为农村是城市生命营养的供给地，不能让城市污染反过来又从农村包围城市。有关部门要花大力气教育农民兄弟从饮用清洁水到饮用卫生健康安全水，在政府的扶持下继续抓好改水改厕工作。就目前而言，卫生防疫部门有必要定期对农村井水进行监测普查，排除一些水质不合格有可能引发各种疾病的水井。

思考之二：政府有关部门应严格加强对进口饲料添加剂的管理，严禁类固醇激素药和安眠药等有害化学物质掺入饲料添加剂。国内饲料添加技术标准应当重新审定，并进行有效的、长期的监测，以免出现反复。政府要敦促有关部门尽快研制和推广无公害饲料；在农村和饲养基地，彻底取消向禽畜喂养含有激素等药物的饲料添加剂和混合饲料。基层政府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办法，对饲养的肉猪（包括雌性和雄性）实行全面阉割。

思考之三：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调研，对那些“杀鸡取卵”，不顾生态平衡而目前看来似乎有“优势”的正在推广的项目，更应小心谨慎地进行跟踪调研，该“忍痛割爱”的，决不能心慈手软——因为我们无权用后人的生存环境作为我们今天“繁荣”的“赌注”。

思考之四：森林防火要走向规范化，林业部门对各地森林火灾的隐患要有切实可行的防范方案。目前，我市农村丘陵地带可采用“分割式”无森林防火带，即要求各林场、村委会及村民小组在一定宽度的林木间隙地种植经济作物，青茶、花生、蔬菜等可为首选。这样，不仅能将山与山、林与林自然隔开，同时还能为农民兄弟增加可观的经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同时，森林部门要适当鼓励农民烧茅柴和枝柴，疏通森林防火中的人身通道，也有利于森林正材的自然生长。环境保护部门要花大力气保护农村的生态平衡，呆在城市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麻雀、青蛙、蛇类少了，老鼠、蚊虫、病虫害多了，必然并正在破坏本已脆弱的生态平衡，再也不能小觑和少作为了。这些道理，肯定有关部门要比我们懂得多，也见识得多。但愿笔者不是“杞人忧天”，那才是最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