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建设与圈地运动
盲目扩建,城市的土地储存限度遭到挑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盲目建设,不被利益冲昏头脑,始终为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文章思维迁移,将“圈地运动”及其历史影响阐述得细致,论据充分。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出错的比如“……。”!
前写日子我坐车去市里办事,在车上,无意间听到邻座一对老年夫妻的谈话,老大娘说,“你看,这一片,又不知道要建什么,好好的地都快占完了!”,老大爷说,“管他建什么,怎么说也得赔钱”,“赔点钱,够干啥?好几家都不愿意,嫌赔的少”,“那他们能愿意?”,“搁得住村里的、镇里的一帮子人嘿吼?大道理都在人家那里呢!”,老大爷再也没有说什么。
我的目光投向车外,在公路旁原本绿油油的麦地里,用砖墙围了大一片,里面乱七八糟的,还正在建设,看样应该是在建一个小厂子。车在继续开着,前面也有一大块地,没有围墙,只是倒了一片煤矸石,也有好长时间了吧,在矸石的周围是正在返青的麦苗。这些我不是没有看到过,因为这条路每月也要走上几次,有时是匆匆忙忙,有时也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在看到大卡车往地里倒矸石,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不能等麦子收了再建?’,那时地里面已经长满了麦苗,直觉得心疼。但听到老年夫妇的谈话后,对于我的心灵触动很大,我觉得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在今年第3期的《杂文选刊》上看到这样一张图片,一个板凳上放着3个碗,一碗盛着黄沙,一碗盛着石头蛋子,一碗泥土,旁边的注文这样讲到:广东省同庆镇农民“煮锄头吃泥土”抗议当地政府的租地。面对强权,我们除了悲哀、绝望、无奈,便只剩下这含泪的“行为艺术”了!看到这里后,对我的触动更大,不由得使我再次深思。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土地日益成为一个焦点问题。亿万农民的生存靠什么?也必然是土地。经济建设建在什么地方?必然要占用土地。经济建设越是发展,就越要占用土地。这就形成一个矛盾,也可以说是一个可悲的社会现象,经济建设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蚕食农民的命根子--土地!
这里为什么要用惊人的速度呢?其实也无须看什么新闻,要什么数据,看看周围就知道了。前两年,我被迫离开了家乡,去到山西工作了两年,两年我没有回过老家一次。当我去年回来后,坐在车里情不自禁地透过车窗,看着熟悉的路途和乡村,我发现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化得也让我有些吃惊。这才走了两年呀!在公路两旁建起了好些个厂房,大都是一些小厂子。我已经很难看到过去那种一望无边地田野了,也看不到站在田野里劳作地人们。当时只是觉得变化,而没有想到这变化后面的问题。一路上只是和司机聊着变化。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只觉得自己相信了眼睛,而忘记了自己脑子。我不可节制地想到了“圈地运动”。
15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贵族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这种情况在英、德、法、荷、丹等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而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所谓圈地,即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15世纪末叶、16世纪初叶,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往往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的耕地。英国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地主贵族最初圈占公有地,后来圈占小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在宗教改革中,国王把没收的教会领地赐给亲信宠臣,或卖给乡绅、土地投机家、市民、商人和工场主。他们变成新贵族,也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根据1630年和1631年的调查报告,莱斯特郡在两年内圈地10万英亩,约占该郡土地2%。大部圈占地变成牧场。主要的圈占者是乡绅。1485~1550年他们在莱斯特郡圈地的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60%。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到处流浪,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t.莫尔在《乌托邦》(1516)中,辛辣地指责这是“羊吃人”。
圈地运动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536和1537年,林肯郡和约克郡先后爆发农民起义。1549年又爆发凯德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圈地运动有所收敛。都铎王朝与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考虑到兵源、财政和社会治安诸因素,基本上采取反圈地政策。1489年,亨利七世下令禁止圈占20英亩以上的农庄。1515年亨利八世限令在一年之内将改为牧场的耕地复原,但这些法令均没有实施,形同虚文。为压服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政府一方面颁布“血腥立法”,禁止流浪,用监禁以至死刑强迫农民充当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规定各地教区开征济贫税,规定只有在教区居住一定年限并曾从事劳动的失业者,才能领取救济金。目的在于以点滴的救济金来涣散失业贫民的反抗情绪和把他们束缚在一定地区,以便资本家雇佣。
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初叶,英国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市场对谷物、肉类的需求大大增加。于是,圈地运动又重新加强。1593年议会废除反地法令,引起圈地狂潮,大量耕地改为牧场。1597年虽因连续4年歉收而恢复反圈地法令,但在都铎王朝最后一次议会(1601)中,剥削阶级的舆论已倾向于最后废除反圈地法令。1607年中部各郡反圈地起义又迫使统治阶级继续采取反圈地措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剥削阶级已不再反对圈地。从1688年起,大地主掌权的政府逐渐改变政策,公开支持圈地。到18世纪开始的时候,英格兰3/5以上的耕地仍未圈围而处于敞地制下,其余约2/5的耕地虽被圈者数量有限,但旧的共耕制的村庄公社已被摧毁。
18世纪初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城市工业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因此,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地主贵族为了生产肉类和商品粮以供应城市的需要,扩大投资,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加速进行圈地。资产阶级则大力鼓励圈地。政府通过议会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地主贵族依靠国家机器,强迫农民服从圈地法案。农民无力负担圈地费用,或因失去公有地使用权而无法维持生产和生活,被迫出卖土地。随着1701年条播机的发明,开始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于是生产关系的革命就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深入开展。18和19世纪,英国议会通过4763件有关圈地的法案,共批准圈占269万公顷共耕地和公有地。1845年以后,圈地运动已近尾声。1876年公布的禁止非法圈地的法案虽只应用于公有地,但圈地作为一种运动业已结束。
欧洲大陆的圈地运动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德意志、法国、俄国和丹麦的圈地运动主要是通过政府法令实行的。捷克和波兰在1918年以后也出现过圈地运动。
在圈地运动中,以农民的血肉和尸骨换来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到19世纪末,约曼虽有6万多户,但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失。大部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农村阶级结构已由大地主、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组成。k.马克思高度地概括圈地运动的后果是:“自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
这就是在欧洲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也是在中学课本里读到的圈地运动,也深深烙在年轻的心中。如今再翻阅,细细回味,总觉得和现在的盲目建设有着莫名地相似,就像国外的失业,我们曾经美其名曰:下岗。
现实社会中,各级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经济、实现富裕的本能欲望,而且被这种欲望的本能所牵制,也蒙蔽了双眼,却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让每个人都生活得幸福和尊严的社会目标,背道而驰。
在现实的面前,大量的农民工走出家门,离开曾经依靠生存的土地,来到城市打工。短期上看,农民的收益在提高,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一旦遇到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他们就又被迫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回到家乡,面临的是什么?是更严峻的问题,土地数量在减少,所能在土地上的收获也在减少。这时他们被迫重新离开土地,来到城市打工,或沦为雇佣工。在这个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益频发的时代,他们最终要回到原来的土地,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只有一个结果,大批农民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
起先被圈占的都是什么土地呢?大都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因为这里人气旺,生意好做,而这些地区往往是人口密集的地区,也是耕地匮乏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只在0.5亩左右。而在一些并不发达的地区和省份,人均耕地面积才高一些。目前我们的现实是,可耕种土地面积与人口的比例很低,国土面积虽然跟美国一样大,但只有10%是可耕种土地。中国的人均可耕面积是欧洲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印度的一半,只比日本多一倍。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排110位以后,耕地面积排在126位以后。
目前已经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18亿亩。在占用的土地里,占用的大都分是一些好地。在农民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什么地地势好、土壤肥沃,适宜耕种,生长出来的庄稼产量高,而地势不好的地方大都是一些荒地,不得势、不适宜生长,收成也往往不好。一般商人投资,厂房建设都会选择地势好、交通方便的地方,这和农民选地种地一个道理,结果是土地流失的大都是一些好地。耕地在减少!人口在增加!
农民依靠土地生存这是妇孺皆知的,但就农民依靠生存的土地到底做主的是谁?看似简单的问题,一旦深究起来,也是耐人寻味的话题。农民看似守着自己的土地,耕种收获,其实也就是种地的权力。要不怎么就在强行占用土地的时候,态度十分强硬,振振有词呢?土地归根结底是国家的,不是农民的,在需要征地的时候,就是依法办事,给补偿就是了。行也得行,不行也行。在这种大的政策下,是不是有人或者地方政府,打着经济建设的旗号捞取了政绩、中饱私囊呢?而另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变本加厉,继续获取最大的利益呢?
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一起来,这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将直接导致耕地的流失,侵害农民的利益,迫使他们继续处在这个社会的地层。
经济发展是好的,但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让每个人都生活得幸福和尊严!
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哪里?我看到即使社会在快速发展,但付出的代价也是高的。比如就拿煤矿来说吧,有些外国人是不愿意买中国的煤炭的,因为中国的煤炭是带血的。这话不假,每年煤炭行业都会发生好几起大事故,其悲惨是撼动人心的。记得在2004年11月28日陈家山煤矿,一次爆炸死了二百多人,这不是公开的数据。我曾经去过这个煤矿,也去过这个地方安全教育基地,也是要铭记那死去的矿工。那时温家宝总理也去了,至今在那个矿的墙壁上还留有他挥手的影像。但我觉得此次温家宝总理的出现,在当地政府官员的心里,比死去的人重要多了。其实那个事故是不该出现的,就是因为赶着建局四十周年大庆,迫使该矿井赶产量,事故谁都不想出,但出来了就一定有原因。我也看到二百多个家庭的破碎,至今这种破碎,还活在那些人心中,并且存在着。那么每年死去的矿工有多少呢?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003年6683人、2004年6027人、2005年5930人、2006年4746人。我想这个数字无法真实统计,即使像统计的几千人,也是世界遥遥领先,而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死亡人数,小到只有几十人,连国内隐藏的零头都不到!英国煤矿每年死亡的矿工人数为零。干煤矿我太了解里面的内情,经我参与处理的死亡事故也有好几个,都是赔钱,不上报,上报地方政府,那么这个煤矿必然是要停产整顿,必然是更高额的罚款。地方政府呢,也有上级单位,也不愿意做出正面处理,因为它也是有责任的,也要受到上级处罚。所以私了,那些矿工的家属得到二十万,在一个贫困家庭来看是值的,也会保持沉默的。有时也是能得到更高的赔偿,我记得在2008年8月7日这一天,在我工作的那个矿发生了工亡事故,那时正值北京奥运会要开幕,那死者家属就获得了70多万的赔偿金。我感觉到中国的煤炭行业存在许多弊病,节制死亡的关键还是管理,政府缺乏更为严厉的政策和法规,至少缺乏的是决心和责任感。
说这些,有点跑题,似乎和土地联系不上,我想道理是相同的,第一,工人和农民都是社会的地层。第二,他们都在为经济建设付出艰辛的劳动。第三,他们不是经济建设成果的受益者,反而受到潜移默化的伤害。第四,作为政府官员,为百姓服务的公仆,都存在着好大喜功的思想。
现在的经济的发展,也是靠着极大的牺牲。例如煤矿的开采也会造成耕地的流失,煤矿塌陷区就是一个问题。随着煤矿开采,塌区日益蚕食农民的土地。我看到大片、大片的村民搬迁,一块块良田都变成了水洼。企业一方面用煤矿工人的生命作为牺牲品,另一面也慢慢侵吞农民的命根子。尔后国家再拿出巨额资金治理塌陷区。这种恶劣的循环什么时候结束呢?随着开采的深入,矿工冒着更大的危险作业,耕地也走向了一个枯死的境地。煤层开采完了留下什么?枯死色矿井那黑黑的井口,就像一个失去双眼的人瞪着这个世界!农民哪里去?子子孙孙靠什么生存?靠残剩的荒地?靠出外打工?那么农民的意义在哪里?
我记得前些年,是要退耕还林,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是否也预示着退厂还耕呢?
社会经济归根结底要回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让每个人都生活得幸福和尊严目标上来。但怎么来实现呢?
这就要各级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盲目建设,不被利益冲昏头脑,不被政绩所困惑,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经济发展,不损害农民的利益,不以损害更多人的利益为前提!搞经济建设不要光看增长点,要看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要考虑到为了子子孙孙,要谋求国家更长远更持久的繁荣和昌盛!耕地事关农民的命根子,也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没有足够的储备粮食了,一旦国家遇到的大得自然灾害,数亿人哪里找粮食?而足够的储备粮食保障,是要足够的耕地来保障。有了足够得土地,也要有人来种啊!谁来耕种?年轻力壮的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农村里留守一些老人和孩子,是他们来种吗?怎样获得粮食的高产、稳产?怎样鼓励年轻人来种地?如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和占用土地的问题?如何是节约耕地、低耗发展?
这都是需要深刻思考得问题,也是摆在国人面前得一件大事和难题!需要政府出来作为,制定适应新形势发展的政策和法规,稳定农心,稳定人心,稳定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毫不讳言:“今后几年,道路依然不平坦,甚至充满“荆棘”的现实。而这些“荆棘”中,既有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瓶颈,也必然包括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可能遇到的阻力。只有披荆斩棘,才能实现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每一个角落的伟大目标。”
是的,温总理的话多么感人!也让老百姓看到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只愿所有的官员都这样想就好了,也不必要老百姓处在一个艰难和困惑的风口浪尖上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