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与神学的较量

在中国哲学史上，按西方关于哲学分类的规范，仅有道家才属于严格意义的哲学范畴。但我这里所说的道学却并非纯粹意义上的道家学说，也不是谈哲学，说通俗点，就是纲常名教。中国的哲学家们从宋朝开始，逐渐把儒，释，道三派的学说进行有机的糅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纲常名教。在这种"糅合"的过程中，总会发生一些有趣的现象：较量与融合。道学容不得神学，所以较量；但又离不开神学，所以融合。道学原本守旧，可与神学一碰撞，道学就显得有点进步了。

最初的时候，中国正统的道学家们对神学是抱着赶尽杀绝的心态的，我读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书的时候，就差一点喷饭。有的时候是道士不待见和尚，儒生瞧不起道士；有的时候是儒生道士共同对付和尚，当真是兄弟霓墙，一致对外了。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成了正统，儒生们再也不愿意与和尚道士们一般见识了，任凭和尚道士打得天昏地暗，只在一旁窃笑。释道的争斗一直延续到了李世民时代，有了政治的干预才渐渐平息下来。道学（道家学说）到底是沾了姓李的光，和尚们再不敢与其争锋。儒生道士之间如果少了和尚这个"第三者"，还不知道要发展到何处去呢？《宋史·道学传序》说：“道学之名，古无是也。”诚然，没有三教的大较量大融合，哪儿来的道学或者叫宋明理学呢？

儒家道家与释家的较量，在当时看来是在保护中国本土文化，是进步的.但是如果没有释家的东来，三教合一的文化繁荣就不会出现，所以，儒家道家的行为同时也是守旧的。进步和守旧在许多时候的距离就那么一丁点儿，而且还是相对而言的。宋江率领梁山好汉征讨方腊，宋江就代表了纲常名教的势力，方腊就成了神学的代言人了，所以，宋江似乎注定是胜利的一方。可是，宋江接受朝廷招安，从农民起义军沦为封建王朝的走狗，这好象不是什么进步；方腊以"摩尼教"聚集农民造反，分田地，均富贵，相对于北宋王朝的统治就是一种进步。宋江遭遇方腊，则道学从守旧走向了进步，神学从进步蜕变为守旧，于是，宋江胜，方腊败。可见，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并非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

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学说的。作为神权政治的对立面，人道主义与神权政治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中国纲常名教的核心还是以人为本和天人合一，与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类似，却没有发挥相同的作用。同西方相比，中国的纲常名教是落后的，但它比起神学却又是进步的。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得很清楚，"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清朝的时候，爆发了许多次道学与神学的大较量，最后都是以道学的胜利而告终的。广东武学家黄飞鸿与白莲教的对峙，黄飞鸿代表守旧的清廷道学，白莲教无疑就是神学，黄飞鸿成了英雄。义和拳运动是个怪胎，本来与神学无关，偏偏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最终被道学利用并消灭了。太平天国洪秀全曾得到那么多人民拥戴，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推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差点儿灭了大清。可是太平军最后却越打越少，越打越不能打。再看看曾国藩的三位一体，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道学与神学的大较量在两个"三位一体"上进行了势均力敌的殊死搏斗。若不是太平天国发生了洪杨内讧而分裂，曾国藩要消灭之，也不是那么容易。

道学的根本在于人在于"人治"，神学的根本在于神在于"神治"。人总是在进步和守旧中徘徊的，神亦如此。道学与神学的较量，就是人与神的较量，其间的是是非非需要一分为二地看。神学斗不过道学，是因为道学背后的人的胜利。而道学所强调的人和人治，在今天的法和法治面前，却无半点的进步可言，其间的较量，谁胜谁负，就很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