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第二帝国统一乐章
统一是天定命运,历史不会去假设,凡是具有光辉灿烂文化即具有思想巨星的民族,既具有民族灵魂的民族必然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承继历史的民族,其历史的责任必然昭示民族的后人前仆后继,舍生取义。苦难也是一个民族理性思索的源泉,没有经风雨哪能见彩虹。好一曲德意志第二帝国统一乐章,任何的统一都将是和谐与共赢的人类舞台!
摘要:德意志的统一,是翰墨泼洒在世界历史长河上的壮丽画卷,是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合奏出的乐章。无论德意志人民凝重而鲜明的品格,还是伟岸的俾斯麦为他的人民和国家挥毫泼墨、铸剑耕耘。普鲁士的铁骑、条顿战车随着历史的尘烟伴着歌德的吟唱,康德、黑格尔……那一串串世界大师名号吹奏出理性的呼喊。志士仁人创造了德意志,德意志也创造了历史。
关键词:分裂、统一、普鲁士、俾斯麦、文化、影响、启示、参考文献。
前言
活跃在世界上的民族千千万万,大浪淘沙,但真正能给你鲜活生动的伟大民族屈指可数,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崇拜者,没有过多溢美之词,缅怀刚刚离我们远去的国学大师季羡林留学德国哥廷根十载、学贯中西,其对中国高层,直白的说对中国共产党灵魂巨擘的影响不言而喻,或许中国改革开放转轨,即从苏制社会主义到谋求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其德学之功吧,斯人已去,追踪其人生诉求仍对我们实现国富民强有所启迪。尼赫鲁对有声有色大国的追求放到德国的历史上再恰当不过了,历史是过去,但对我们现时代的人它意味着借鉴,大国的崛起与兴衰始终是历史的主轴,于是让我们打开伟大德意志这一乐章。弹奏一下她的统一步伐,或许对我们伟大的祖国最终实现统一愿景有所帮助吧,这也是我学习历史真实目的。
第一章德国的历史背景
1830年大文豪歌德痛苦地说:“我们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就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这样问,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也说有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说法,“纯系一个神话”,“德意志兰”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
德意志诗人席勒的一声感叹:“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德意志是一个民族分合无定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系一个徒具虚名的松散诸侯联盟,最多时全国竟分有上千个邦国;经过几百年的苦苦奋斗,德意志终于在1871年由普鲁士实现了首次民族大统一,然而却又因两次大战的失败,国家再度分裂,直至近年才重新实现统一。可以说,一部德国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或曰谋求国家统一)就成为了贯穿整个德意志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
神圣罗马帝国建立时就存在离心的因素,各公国首领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利。到12世纪皇帝卷入到与教皇的权力争夺中,其势力不断向外扩张,耗费了经略本国的精力。同时新的教俗大贵族趁机崛起,皇权开始削弱,诸侯势力得到加强,为邦国制确立奠定了基础。邦国制的确立成为德国长期分裂而不能获得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此埋下了分裂的因素。邦国制持续了六百多年,其长期的存在对德意志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日耳曼人原有的血缘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具有自由平等的传统,私有制难以侵入公社内部,在封建化的过程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十三世纪北德意志地区建立的汉萨同盟也因此不可避免的带有了邦国制的因素,自己设立了参议会和众议会,并且能够对外宣战(1367—1370年的汉萨战争)。汉萨同盟俨然一股独立的割据势力,并形成了离心力。虽然在历史上加强了德国北部地区与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的经济联系,但是,长期来看汉萨同盟经济上的分散性严重的阻碍了中世纪德意志政治统一的步伐,使得德意志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大大落后于其他西欧大陆国家,这成为阻碍德意志统一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被讥笑为“欧洲的病夫”,马克思曾经不无讽刺的评论道: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即不神圣,亦非罗马。这个“神圣罗马帝国”(ThsHoldRomanEmpire),一开始就是有名无实的。而历代欧洲强权也都一直标榜所谓“尊重德意志自古以来的自由”,对德意志民族实行分化政策,这一切直到俾斯麦的出现才结束。15世纪西欧大陆的一些国家正在向民族统一国家转型的时候,在德意志地区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由于没有强大的皇权主导在德意志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宗教派别新教和天主教,其彼此实力相当,严重对峙也阻碍了德意志国家的统一进程。从1618-1648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们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了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预而获得了胜利,却使德意志彻底衰落。作为这场残酷战争的主战场,德意志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灭,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的名义上的“国家”。根据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的胜利者法国和瑞典有权保证德意志各邦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各邦有充分权利同欧洲任何国家签定条约。这样,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就被最后确定下来。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究竟分裂到了何种程度,有这样一组数据很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在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的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领地。绝大部分的邦国版图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亚地区,每个邦国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但是所有这些邦国的君主却都很自负,无论其邦土大小都一样建立起自己整套的专制制度,国家机构健全,也拥有军队。一支军队有时只有12个士兵组成。
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民族国家普遍出现,分崩离析的德意志国家地处中欧,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陆其他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围绕如何阻挠德意志国家统一,大陆其他强国极力地延缓德意志的统一进程。所以说外部力量也是德意志长期不能获得统一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长期的内外战争致使事实上独立的封建主锻炼得十分强大,实力可与国王权力不相上下。萨克森、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都是部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各公国在德意志历史上都有部族公国之称”,这种部族公国的权力也就是公爵权的基础。阿诺尔德分析为:一,公爵是德意志王国的某一个部族长官。二,公爵是公国内的军事统帅,公爵权的本质是军事指挥权。其三,公爵是大土地占有者,拥有家族地产(自主地或采邑)堡垒和从公爵手里接受分封的扈从,他们掌握公爵法权。其四,至少自936年奥托一世登基起,公爵是一种直接效忠国王并向国王承担义务的职位主要义务是军役,而汤普逊认为9世纪后期的崛起是“德意志人民由于时代的压力而本能地、自发地团结在他们天然的、历史的部族首领周围的结果,这是由于帝国的解体古代部族意识重又萌生”。但是,不管如何,德意志立国之初“公爵的权力和职责是模糊不清的”。萨克森王朝(919—1024年)开始,历代皇帝几乎都向外扩大疆域。“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由许多发展不同的部族和部落拼凑起来的,经济基础,语言文化各不相同,构成德意志主体地域的的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巴伐利亚等地其实都是独立性质的领地。后来,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德意志又把意大利视为自己的属地,并把罗马视为自己的中心,为了罗马奉献了德意志的一切,还把法兰西和斯拉夫的一些地方作为领地。这种发展道路对于世界近代史上出现的民族统一趋向来说无疑是相悖的,这也是近代德国长期不能实现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德意志民族的神圣使命使统一一次次擦肩而过。一顶没有多少真正价值的王冠拿在教皇的手里抛来抛去却使得德意志国王们垂涎三尺。把属于本国真正的王权让一个上帝的骗子去鉴定其合法性,就因为教皇具有这一神圣的天职。亨利四世最后在这场争斗中被迫以普通教徒的身份对教皇忏悔,这一行径抹去了国王和皇帝头上长期以来罩着的神圣光环。地方封建主抓住了打击皇权的有力武器,即与教皇合作迫使皇权对地方分裂势力做出妥协和退让。同时失去了对教会和修道院的控制,失去了均衡世俗贵族的砝码,诸侯开始抗衡皇权。德意志国王追求神圣使命的过程造成了两大后果,一个是利用教会的同时壮大了教会的实力,使得在封建化过程教会也变成了能与皇帝相抗衡的诸侯,分享了原本属于皇帝独有的皇权。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在追求使命的过程中德意志国王不顾国内政治事务的稳定与否,不断牺牲中央集权造成了地方封建势力的邦国化,从而奠定了德意志长期分裂的政治基础。
1618年发生在波西米亚的“掷出窗外事件”使得双方的矛盾马上激化以战争形式出现。波希米亚危机再次引发了宗教斗争的导火线,三十年战争爆发了。德意志作为三十年战争的发生地及主战场是战争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这种破坏导致了德意志帝国经济严重的衰败,政治发展严重倒退,宗教分裂合法化、外国势力可以随便干涉德意志的事务。战争之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实际上确定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德皇加强中央集权的企图彻底破灭了。《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似乎被定为帝国后来的基本法,由战争形成的一切秩序用法律固定下来了。条约主要内容为:(1)瑞典获得西波美拉尼亚,并以帝国封地形式取得不来梅大主教区、维尔登主教区和维斯马城,从而控制了德意志的奥得河、易北河和维西河等重要河口。(2)法国得到阿尔萨斯大部,并确认其在1552年占领的麦茨、图尔、凡尔登和洛林地区。法国有权参加德意志的帝国议会。(3)德意志诸侯完全独立,享有内政、外交上的完全主权。帝位不得世袭,帝国重要事务由诸侯参加的帝国议会决定。(4)荷兰、瑞士正式独立。(5)承认战争期间各诸侯得到的新的领土。(6)实行“教随国定”的原则。条约中承认法国和瑞典有权参加帝国议会,因此获得了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的合法权利,从此德意志问题国际化了。瑞典在战后开始主导北欧的事务。法国通过战争割去了德意志许多领土奠定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霸主地位。荷兰、瑞士独立得到了国际的承认。德意志的地缘政治环境日益恶化,西部的法国凭借实力采取种种手段阻挠德意志的统一和强大,东部的俄罗斯逐渐崛起,并且在战胜瑞典后逐步向西扩张势力。德意志在削弱的时期又夹在诸强中间,从此寄皇帝来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希望已经是彻底化为泡沫了,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开始国际化了。三十年战争以后德国的统一问题就不是德国内部的简单事情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问题。,早些形成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后起的俄罗斯都不希望在欧洲大陆出现德意志统一的现象,以免对他们形成了强大的威胁。英国虽然一直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但是先行的工业国家在欧洲大陆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英国担心德意志的统一将会对英国筑起关税壁垒,“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剥削德国的市场”。①相邻的法国更是不愿意看到自己身边有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与自己争夺欧洲大陆的领导权,1848年欧洲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巴斯蒂德声言:“德意志的统一将使这个有3500万人口的民族成为这样一个强国,它会比今天的德意志更使邻国感到可畏”。②东部的俄罗斯更是力图将德意志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挑拨普鲁士与奥地利相互对立,同时又支持其它中小邦国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沙皇尼古拉一世是无论如何都要“反对分裂的德国之统一”所以阻碍德国统一的因素发展到18世纪以后已经不是单纯的内部问题了,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了。
第二章促进统一的因素
一,统一核心灵魂人物----俾斯麦
“让我们把德意志扶上马!它一定会策马奔腾!”---俾斯麦?
奥托.冯.俾斯麦,(1815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出生在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舍恩豪森庄园(自1562年起的俾斯麦家族的世袭产业),传统的容克基因和工业革命的影响,在经过充满田园气息的童年,狂野的学生时代(在大学里曾经27次与人决斗)和四处游历的青年时代后,打上家族传统与容克烙印的俾斯麦终于在32岁走向了政治并为德意志奋斗了终生。
铁血宰相登场:1862年5月6日,德国议会否决了普鲁士政府要求军事改革的全部拨款,政府和议会陷入了僵局。临危之际,9月24日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
俾斯麦在9月26日的下院演讲中坚定的对议会说道“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从此俾斯麦被冠上了“铁血首相”的外号。10月13日,在利用宪法上的“漏洞”,俾斯麦抛开了国会,强行推行了军事改革,??????俾斯麦在解决了国内矛盾后,外交上的第一轮出击就得到了沙俄的“友谊”在东线,解除了军事上的威胁,这“友谊”在后来的德意志统一中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铁血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向丹麦进攻。1863年末,丹麦合并了属德意志联邦的施勒斯维希小公国。次年初,俾斯麦联合奥地利对丹麦作战。俾斯麦之所以要联奥抗丹,原因是既解除了后顾之忧,又能共同对外。奥地利马上同意了普鲁士的要求,1864年1月16日普奥联合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随即开始战争。丹麦以4万士兵对6万敌人,结果战败。普鲁士得到了施勒斯维希。奥地利也得到了另一小公国何尔斯泰因。对于1865年8月14日普奥两国签署的“加施泰因温泉协定”。“铁血政策”的第二步,就是挑起对奥地利的战争。打败丹麦后,俾斯麦调转枪口,对准了奥地利。但打败奥地利并不象打败丹麦那样容易。于是俾斯麦先联合意大利,意大利因威尼斯地区一直受奥地利欺凌,所以马上答应了普鲁士的请求,双方结成反奥联盟。然后在1964年,俾斯麦三次亲往法国,许诺了拿破仑三世打败奥地利后让法国得到领土报酬的空头支票,而且还让拿破仑三世相信普奥战争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这样便稳住了法国。1866年普鲁士利用顽强作战和神速的运动(闪击战的传统)七周内击败奥军,拿破仑三世出面进行了调停。8月23日,双方达成协议。奥地利宣布退出德意志,并将四个邦国和一个自由市让归普鲁士。德意志迈出了统一的最重要的一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第三步,就是进行普法战争,打败法国,下好最后一步棋。拿破仑三世曾露骨地表白,“德意志不该统一,应分成三个部分,南北德国应该对立起来。这样法国才可以从中渔利。”“只有俾斯麦尊重现状,我才能保证和平;如果他把南德意志诸帮拉入北德意志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不仅拿破化三世如此,当时法国的另一位大臣梯也尔也哀叹:“奥地利的失败意味着法国400年来遭到的最大灾难。从此,失去一张阻止德国统一的王牌!”在普奥缔结和约后的几个月内,游刃于各国的矛盾之间,利用外交的圆滑和狡诈,将战争的道义抓在德国的手里。俾斯麦很快摸清了英国、沙俄和法国的底牌。英国和法国在海外殖民地上矛盾重重,自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以来英国对欧洲大陆一直奉行“光荣孤立政策”。沙俄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记忆和波兰独立上的风险,足以平衡对于普鲁士军事实力而感到的焦躁与不安。至于法国,拿破仑三世对于比利时和卢森堡有着露骨的野心。???????1870年7月19日下午,法国代办向普鲁士外交部递交了正式宣战的声明。到了此时,俾斯麦深信他的外交和军事准备已经无懈可击了。沙俄在战前保持中立;沙俄的中立也制约了奥匈帝国。至于英国,俾斯麦把珍藏了4年之久的拿破仑三世要求吞并比利时的文件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保证英国中立的最后一道保险阀打开了。军事上,早在普奥战争结束时毛奇就一直在为歼灭法国军队做准备。一支受过高度训练的普鲁士军队也使俾斯麦充满信心。五十万德意志民族军团,也开赴到了法德边境。经过色当会战,拿破仑三世、法军元帅以下的39名将军,十多万士兵全部做了普军的俘虏。1871年1月28日,普法签订《巴黎停战协定》,宣布法国投降。5月10日,双方在法兰克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法国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并赔偿50亿法郎,宣告战争结束。??????1871年,1月18日凡尔赛宫路易十四引以为骄傲的镜厅,普鲁士第一位国王加冕170周年纪念日。在72米长的镜厅中,17面曾经捕捉过太阳王风采的镜子里,如今映照着的是德意志军服和勋章的光辉。威廉国王加冕成为德意志皇帝,德国成为德意志人真正的标志。?
俾斯麦的座右铭是“只要我们在对外政策上拥有威望,我们在国内就会受到欢迎。”多么赤裸裸的外交政策驾驭国内政治理论,不得不说,老辣的俾斯麦在外交上的天赋是无与伦比的,19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外交几乎都是被俾斯麦所玩弄了,在夹缝中诞生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是多么神奇的事。
纵观俾斯麦的一身,集政治家和军人气质为一身。他懂得外交的作用,深谙政治的手段,他熟练的编排了一出德国统一的大戏,尽管他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容克的独裁权力合法化而努力的。德国历史上能出现这样一位领袖,是幸还是不幸?第二帝国覆灭于1918年,这里面是有他的巨大责任的;但是德国的概念再也没有消失,这也是他的巨大功绩。在国内,俾斯麦绝对是镇压自由,倾向专制,强调强硬的波拿巴主义“君主”,俾斯麦对内是残酷镇压自由党人,逮捕、驱逐、新闻审查、恐吓等等手段,娴熟被他运用,而另一方面,他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政策受到议会中自由主义者的好评,而他也非常重视自己的自由党敌人,比如他可以放下身段与他们达成协议。;但是在国外,又是敢于也善于打破国际战略态势的战略家外交家,这是他的铁血政策的最好表现吧。喜欢独裁,善于操纵选举和表决,以民众的支持来合法化自己的独裁。创造了一个半专制、假立宪、部分受到资产阶级和官僚政治影响的军事政体。
二,统一的作者即核心国家----普鲁士。
为什么我们讲普鲁士王国的兴起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就因为德国的统一大业最终是由普鲁士完成的。那么,身处在一个列强环伺的欧洲和一个诸侯林立的德意志中间,人口和领土原本都不算多的普鲁士,又究竟是凭借何种“神奇的力量”逐渐由弱变强,一步步壮大发展起来的呢?
(一)普鲁士名称的由来。普鲁士地区古代的居民为古普鲁士人,属波罗的海种族,与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属于同一种族。12世纪时,德国人的殖民运动进入波罗的海东岸地区。1170年,波美拉尼亚的索比斯劳公爵在普鲁士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即但泽附近的奥利瓦修道院。1224年该修道院被普鲁士人焚毁。1226年,波兰国王之子、马佐维亚公国首领康拉德公爵(条顿骑士团成员)的领地也遭到普鲁士人袭击,以此为契机,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地区发动了为时近200年的东征运动,先後建立托伦、马林堡、库尔姆、埃尔平等要塞,征服了普鲁士人居住的地区,并迫使其信奉基督教、使用德语。16世纪後,普鲁士人消亡。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普鲁士地区在名义上属于教皇领地,但教皇只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为了吸引定居者,条顿骑士团依据汉萨同盟法律,在其领土上兴建了一系列自由市。1379年条顿骑士团加入汉萨同盟。1370年波兰王室绝嗣,1386年波兰国王的女儿海德维希嫁给立陶宛大公,波兰与立陶宛联合,此後对扼守其出海口的条顿骑士团发动了一连串的进攻。在1410年7月15日的坦能堡会战中,条顿骑士团败于波兰和立陶宛联军,被迫签订第一次托伦和约,除赔款600万格罗申外,还将但泽城置于波兰主权之下。1466年条顿骑士团再度战败,在第二次托伦和约中被迫割让包括但泽和马林堡在内的西普鲁士。这些地区被称为“王室普鲁士”(RoyalPrussia)。条顿骑士团保留普鲁士的残馀领土,但被迫效忠波兰国王,成为波兰的附庸国。1512年,来自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当选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1525年他宣布改信路德宗,从而切断了与骑士团名义宗主罗马梵蒂冈的联系,随後宣布将条顿骑士团世俗化,改为普鲁士公国(DucalPrussia),阿尔伯特自任普鲁士公爵,成为臣服于波兰最高权力之下的世俗君主。阿尔伯特之子阿尔伯特·腓特烈死後无子,普鲁士公国遂由其长女之夫、勃兰登堡选侯国的约翰·西吉斯蒙德(属霍亨索伦家族)继承,建立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此举为霍亨索伦王朝日後发展奠定了基础。660年的瑞典-波兰战争中,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取消了波兰对普鲁士的宗主权,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1701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III,腓特烈·威廉之子)支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向法国波旁王朝宣战,借以换取国王称号。1月18日,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I),并从此展开了普鲁士王国200多年的显赫历史。
(二)普鲁士的军事传统。由于继承了条顿骑士团的军事专制传统,普鲁士的军队向来以纪律严明、教育素质高着称,尤其是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以骄勇善战着称。他在1740年继承王位,即位7个月之後即进攻西里西亚,从而引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通过战争,腓特烈二世树立了“军事天才”的个人荣誉,并将普鲁士变为一个军事国家。腓特烈二世同时还从伏尔泰那里接受了启蒙主义思想,改进司法和教育制度,鼓励宗教信仰自由,并扶植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到1786年腓特烈二世去世时,普鲁士已经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其行政机构的高效率和廉洁为欧洲之首。
(三)普鲁士领土扩张
普鲁士国家是靠不断扩张领土而发展起来的,统治者是霍亨索伦家族。古代普鲁士地区仅包括今日立陶宛以南、波兰东北部维斯瓦河河口以西、以但泽为中心的西普鲁士地区,以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原东普鲁士地区的领土。1295年占据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购买了波美拉尼亚和但泽地区。1308年自勃兰登堡选帝侯手中购买了纽马克地区,普鲁士同神圣罗马帝国本土接壤。15世纪时将但泽和西普鲁士割让给波兰。1618年普鲁士公国并入勃兰登堡选侯国,至1701年普鲁士王国成立的时候,其领土以普鲁士王国的首都柏林为中心,包括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纽马克和阿尔特马克,以及德意志南部的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地区。18世纪时,普鲁士先后从瑞典、波兰和奥地利获得前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等地区。三次瓜分波兰后,普鲁士获得了新东普鲁士、南普鲁士、但泽、托伦、以及波兰王国的西部和中部,包括华沙地区。1806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后,被迫割让波兰地区,法国在此成立华沙大公国。拿破仑战败后,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普鲁士失去了拜罗伊特、安斯巴赫、纳沙泰尔(加入瑞士)、东弗里斯兰、希尔德斯海姆等领地,华沙大公国除西部以波森为中心的一小块领土外都被俄国吞并。作为补偿,普鲁士获得了萨克森王国五分之二的领土,以及德意志西部的汉诺威、明斯特主教区、莱茵河东西两岸的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兰、以及萨尔路易、萨尔布吕肯等领土。19世纪,普鲁士经过战争,又先後兼并了黑森-莱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法兰克福等王国、公国和自由市。到1871年成立德意志帝国时,普鲁士王国已经拥有22个省,包含了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以外的大部分现今德国领土与西波兰及北波兰。
(四)普鲁士经济之崛起,是有其经济前提的。正是在171纪以后经济繁荣的基础上,这个国家才能强盛起来。普鲁土经济繁荣的原因,勃兰登堡的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有利。贸易航路之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虽然引起整个德意志经济衰落及停滞,但是却促进了勃兰登堡的经济繁荣。贸易航路的转移,使南德和中德的个别地区不得不向北海海岸寻找贸易出口,而勃兰登堡就成为必经之路。霍亨索伦王朝实行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普鲁土经济的发展。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选侯腓特烈·威廉在位时期(1640-1688)就开始奖励工商业发展。1685年法国政府取消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教徒纷纷逃往国外。腓特烈·威廉下令收容法国流亡者。并给予优待。至1703年大约有2万名法国胡格诺教徒和13000名其他国家的新教徒定居到兰登堡。他们主要是手艺高强的手工业者和能干的商人,因而把资本和技术带到这里。这些新来的移民建立了毛织和棉织手工工场,对丝进行加工,并生产天鹅绒、蜡烛、绢带等物品。但是在农奴制存在的条件下,自由劳动力来源非常有限。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腓特烈·威廉利用刑事犯及狱囚、流浪汉以及乞丐充当新工业的劳动力。其孙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继续实行这个政策,他特别奖励军事工业,如毛呢工业。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伴之的则是德意志民族的觉醒。法国大革命不但使欧洲进入了新的时代,而且在德国“狂飙突进”的一波波浪潮中也吹响了德国统一的号角。到;克虏伯父子在莱茵,哈耳科特在鲁尔,科克里尔兄弟在亚深创建德意志的重工业基础;北德意志关税同盟高奏凯歌,南德意志关税同盟的裹足不前……德意志不但已经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工厂、学校和军队,而且还有了做好了可以准备的一切。所以,无论政治、经济上还是民族意志上,在1860年德意志只是座等候统一待喷发的火山。
(五)普鲁士君主世系(霍亨索伦王朝)。腓特烈一世1701年-1713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年-1740年在位腓特烈二世(大帝)1740年-1786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年-1797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年-1840年在位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年-1861年在位威廉一世1861年-1888年在位腓特烈三世(百日皇帝)1888年在位威廉二世1888年-1918年在位普鲁士王位继承人威廉二世1918年-1940年威廉皇储1940年-1951年路易·斐迪南王子1951年-1994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王子1994年至今
三,统一采取的小德意志道路即普鲁士道路
特点:(一)奉行先军政治,重视国防建设新兴的普鲁士王国是个家底薄弱的小国,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普鲁士王国建国伊始,历代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由原先的7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全欧第四的位置。而且这一数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后继者威廉二世那里又增加到了23.5万人。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二)容克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并成为惟一能够担负起领导民族统一大业的阶级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其在国家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且它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开支;另一方面,当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时,德意志的手工业却仍为行会所控制,古老的法规和条例还在严格的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路径都被封建桎梏无情的堵塞。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以及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资产者在政治上对封建权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专制王权。1625年德国曾爆发了伟大的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三十年战争则彻底摧毁了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力量,地主成为农村惟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劳役的农奴制度变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这种状况在普鲁士表现的尤为突出。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业者,而且基本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个德意志都被镇压下去,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既然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无产阶级又在政治上远没有成熟,那么这一任务便历史的落在了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容克)的身上。(三)王权强大,同时在保留容克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容克经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容克地主垄断了粮食出口,同时还免付出口关税。在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则占据了所有的军官职位。普鲁士的农奴制与早期农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粮食和各种农产品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以及价格上扬,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容克地主便开始抢占农民土地,合并成大田庄,面向市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农奴制体现的只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凸显了普鲁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特色。而这一政治体制保证,对于任何一个近代欧洲强国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国如此,路易十四统辖的法国亦然,普鲁士也不例外。1848年革命失败后,尽管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维持了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在这个联盟中保持了领导地位,国王则依旧拥有无上的权威。虽然存在议会,但上院(贵族院)是由国王指定的显贵组成,而下院(众议院)又借助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保证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因此,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就打着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巩固。
普鲁士道路得以形成的原因:
(一)农奴制强化了容克的政治统治地位
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事容克地主的专制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当时因为普鲁士王国的柱石是贵族,而贵族的实力就在于占有广大的地产和对农奴的剥削。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而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二)推行重商主义,注重发展经济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奥得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地,这就使普鲁士拥有了一个发展经济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普鲁士的历代统治者也把工商业看成是一种重要财富,他们开凿运河、修桥筑路、统一币制、实行保护关税的措施来发展经济。同时普鲁士还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在1788年它就已向英国出口了1万1千多吨生铁。到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建立起三个贸易公司:地中海东部贸易公司、中国贸易公司和孟加拉贸易公司。(三)鼓励移民,收容新教徒。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新教联盟的获胜,使得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躲避宗教迫害者的人间乐土。到1703年,大约有二万名胡格诺教徒从法国迁到勃兰登堡定居,占当时这座城市居民的1/9。这些人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或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结果法国工商业因此遭受严重损失,而普鲁士却得到了好处。除法国移民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大量进入普国。据统计,到1740年普鲁士有人口240万,其中光外国移民就占去1/4,多达60万。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的重灾区,移民对它的复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鲁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更早的实现经济复苏与高涨。(四)统治者忧患意识强烈,较少陷入腐化堕落与当时欧洲王室盛行的奢靡之风迥异,几代普鲁士统治者都近乎自虐的过着清教徒式的节俭生活,以便节省下宝贵的军费与政府开支。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威廉一世(与后来同名的普皇是两个人)在位时,普鲁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龌龊“驰名”欧洲。而显赫的王室成员们,无论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国王本人,其饮食烹调拙劣,饭菜简单菲薄,几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于节俭已到了悭吝的地步,以致人们在背后叫威廉一世为“乞丐国王”。他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则更具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般的坚韧与刻苦,他以过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还号召国民勤俭节约并以身作则,绝对禁止宫廷的奢华排场。他本人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在弗里德里希逝世20年后,拿破仑在耶拿大败普军,来到波茨坦弗里德里希的墓前。拿破仑用马鞭指着墓碑对手下的将领们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五)统治阶级能够顺应潮流,及时推进各项改革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并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那样一味的因循守旧,顽固拒绝一切变革。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当然也迫于形势),并牢牢的掌控着改革的领导地位,从而既顺应了历史潮流,又免于使自己大权旁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过场的改革不同,普鲁士历代君王大多能够把改革坚持下去,而不是将前人成果半途而废,这样就既保证了普鲁士大政方针的连贯性,又使整个国家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势头。以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为例,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接连惨败,几近亡国。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一批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对旧有的封建秩序进行改革。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普鲁士开始艰难的改革。1807年10月,主持国家事务的施泰因男爵颁布了解放农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鲁士终于在从封建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但第一轮改革并不彻底,这使得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于容克继续霸占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在欧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对帝制。为了互相勾结,协调利益以便巩固政权,容克地主阶级政府于1850年3月颁布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从而最终完成了始于1807年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结果,资本家得到了发展大工业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对君主制感到满意;通过收取农奴的高额赎金,大量被割让的份地和财富迅速积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阶级也发了横财;而只有农民却纷纷破产,丧失了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沦为半无产者,进而变成了资本家工厂和容克庄园中的雇佣工人。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这一“经验”,为后来的1861年沙俄农奴制改革提供了绝佳的效仿“样板”。(六)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普鲁士的崛起,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德意志民族有一种复国兴邦的强烈愿望,这是几百年来造成的。从16世纪以来,由于分裂,德意志民族在欧洲人眼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也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受屈辱、受轻视的状况激发了德国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并使之内化为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也由于这种精神,促使他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事物,大力兴办教育。这方面普鲁士王国的成就最被后人所称道――为贯彻民族主义教育,从1717年普鲁士就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学校法规》,强制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并任命老兵为校长,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这一切都为日后普鲁士组建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军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更成为德国后来二百年的科学、文化、基数发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则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在普鲁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据统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各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国人无论在读、写、计算能力上,还是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都要领先于欧洲各国。(七)善于利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为本国谋求利益无论是早期的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后来的首相俾斯麦,他们都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机敏的外交家之一。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可谓是“背信弃义、贪狠奸诈”,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他们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难想象普鲁士能在列强环伺的欧洲得以生存和壮大。团结盟友,孤立对手,是普鲁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开始运行的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开始向它靠拢,既增强了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能力和决心,又逐渐从政治经济上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可谓是一箭双雕。关税同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欧盟,各(邦)国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来最终向统一的国家共同体迈进。普鲁士善于笼络德意志各邦国,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这些邦国从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加上它们的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水平,于是普鲁士成了这些邦国资产阶级向往的中心。这些资产者把普鲁士看作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靠山。这样,普鲁士就开始跃居德意志的领导地位。(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外力推动。1805-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据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普鲁士王国充当了了法国反英反俄的附庸。为维护和实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在对普鲁士实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也按照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模式,在当地强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会法规等等。虽然由于战争的频繁,以及反法势力的极力阻挠,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最终没能坚持下去,但此举已经对德意志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由于拿破仑猛烈荡涤着封建割据势力,扶植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才使德意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也使德意志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因此恩格斯曾说过:“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掘墓人”。综上所述,正是经由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普鲁士才能在短短百年内迅速崛起并完成了近代德国的统一,所以普鲁士有时就成为了德国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而一部“普鲁士道路”的演进史,也在某种意义上不断给予着我们警示和启迪。
五,德国的文化传统在统一中扮演的角色
德意志的诗人们用诗句探寻民族的未来;德意志的音乐家们用音符抒发抗争的激情;德意志的哲学家们,用理念激发至高无上的国家崇拜。李斯特的想法显然有些超前。从经济统一走向政治统一,这既是一个经济学家的独到眼光,更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提出这个设想的现实原因是: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受阻于分裂。
德国独特的传统政治文化,逐步衍生了德国的政治发展史。德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国家主义;浪漫主义、意识形态主义;军事主义色彩浓厚;联邦主义。政治文化,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或者说是政府存在的环境。相对于大众舆论而言,政治文化几近恒久,或变化得非常缓慢,更具体地说,它要比大众舆论变化的慢得多;诚然,政治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它要寻求合法性基础,以及维持一个政治体系的基本态度,而其潜在的基本性质会世代延续,或许能保持经历几个世纪。因此,政治文化,被誉为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它是政治学关于政治情境研究的重要视角。
国家主义:表现在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家统一问题上。德国的历史——确切地说,是民族国家建立、国家统一问题——一直是德国人忧心的话题。在德国的古典哲学家的中,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课题之一。在他们看来,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复兴的根源和力量在于发扬“民族精神”。一个民族之所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根本在于它的文化、宗教、道德和风尚等精神力量。他们甚至夸大德意志文化的成就,提出日尔曼是优秀民族,因此应当承担起领导世界责任的谬论。
浪漫主义、意识形态主义:德国人曾经一度以一种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主义的方式来思考政治问题。国家主义者抱负的失败,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的挫折感,使得他们无法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有效地参与政治,久而久之,便会逐渐形成以浪漫主义、意识形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政治生活和政治传统。德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作为德意志民族统一象征的“民间”(Volk)观念。“民间”植根于古代日尔曼部落的种族遗产,它指的是一种根本性的观念或本质(柏拉图意义上的在理念世界中的现实),是一系列类似“根源”的价值观,意味着植根于自然的精神。其意义大于个体的集合,它是决定和区分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和接近民族的“灵魂”观念的本质性的东西,与土地有一种神秘的血肉关联,意味着一个在特定土地上已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德国人用“民间”这一观念来表达对于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向往。
军事主义色彩浓厚:在德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军事的价值比其它的价值更加受到重视。军事价值所获得的吹捧也格外受到青睐。在德国思想中,军事思想占据重要地位;军事价值被置于中心地位。这样,军事力量也就可以独立于政治权力而存在并获得独特的价值;军事特权可以用作压制国内政治竞争的手段。而这一切的存在,无疑会成为宪政体制、民主政治的现实或者是潜在的对手。德国政治文化中的军事主义色彩浓重与德国自身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德国的东西边境都是极为渗透性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离心性的阻力;当边境具有高度可渗透性时,离心性的压力就会增强,对政府而言,也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尤其是当这种离心的压力成为建国的障碍时,国防和安全就会慢慢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军事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规模巨大的常备军就应运而生。后来的纳粹上台就是利用了德国的这一民族心理,因为德国政治文化中包含着对战争和军事价值的赞扬、对西方和现代主义及其价值的敌意。军事主义色彩浓重除了德国自身的地理因素之外,德国学者们在鼓吹战争的荣耀、美化战争的价值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黑格尔指出,“只有在战争状态之下,才能体现出其自身的全能状态”,“战争具有深刻意义,只有借助于此,一个国家合乎道德的健康状况才能得以保持……战争使人民免于长久的和平会带给他们的腐化”。亨利希·冯·特赖奇克认为,“战争不但具有实践的必要,而且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国家的概念也就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军事上的荣耀是所有政治上有作为的基础”。
联邦主义:德国具有强大的联邦制传统。易言之,德国具有联邦制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德意志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1661年汉诺威法院副法官鲁道夫?胡戈创造出“组合国家”一词。根据他的解释,德意志帝国不再是一种命令型组织,而被视为组合国家,即一种联邦制。1806年经过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的“莱茵邦联”,虽然是一种依附于法国的邦联制,然而在形式上具有联邦制的特征。虽然在此后的数年内各州政府拒绝由邦联制向联邦制的任何发展,然而到了1848年革命,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兰克福的预备制宪会议参照美国的模式,宣传由邦联制向联邦制的转换。而且当时的公共政治舆论已经义无返顾地拒绝“德意志联邦”。1850年之后,“德意志联邦”仅仅作为一种朦胧中的记忆而存在。?
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被视为一种带有特殊的联邦主义类型,即所谓的“霸权式的联邦主义”。除了一些邦联制的因素之外,如较大的成员国仍被赋予外交代表权,德意志帝国表现出明显的联邦制特征。联邦委员会成为联邦实体,其中普鲁士因占有大量的选票和议席而获得霸权式的支配权。各州享有宪法自治权和政策决定权。帝国的缔造者俾斯麦为了调和王朝传统与对未来议会制的信念,试图建立一种君主式的联邦制策略。随着后来扩张性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发展,单一制的主张逐渐胜过联邦制,也就是说,联邦制逐渐衰落。作为民族政治生活的心理学的政治文化,它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一般来说,比较稳定。但是,作为民族心理的民族意识,一旦有适当的时机,尤其是在关键时刻,便会似山洪暴发,势不可挡。所以,文化为推动统一起到了灵魂净化作用。
六,德意志民族性格铸造统一坚定意念。
法兰西民族崇尚理性,不列颠民族通权达变,俄罗斯民族隐忍坚定,美利坚民族冒险进取。德意志民族特性尊重权威”即高度服从形成的严格纪律性、秩序感和权威领导下的高效率。1918年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时,进攻政府大厦的起义者因看到门前草坪上竖着一块警告牌“禁止穿行”,而无一人踩踏草坪。列宁得知此事后大惑不解,他反问道“你们怎么能和那些连草坪都不愿踩一踩的人一块干革命呢”确实,这样的人难道适合造反吗起义终于失败了。二战中,一支希特勒党卫军经过一座大桥时仍整齐列队、正步前行,大桥由于发生“共振”现象而立即塌陷,保持大德国威仪的士兵亦落人水中。德国人在心理上需要权威,正是在权威的指引下他们所向无敌,俾斯麦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取得了统一德国的功业并巧妙地装饰了民主假面具。但是,必须注意,这种民族性一旦注入军国主义默武精神,便会象洪水猛兽一样袭击到国际社会.欧洲30年战争后,容克贵族充任军官,普鲁士一跃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军备成了它的基本国策。整个世纪,普鲁士几乎参加了在欧洲进行的一切战争。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更是发动了多次大型局部战争和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争机器发达,战争理论同样发达。前者的例证是使法英生畏的鲁尔区,后者的例证是被西方军界奉若神明的克劳塞维茨理论和拉采尔地缘政治学说。一战中,德国在行动上表现了令人吃惊的高效率。战略上的智慧和运筹,战术动作上的机动灵活,无不是在高度权威的集合下以罕见的高效率和凝聚力实现的。在缺乏盟国支援的情况下与协约国互相支援相反,德国军队能够牵制整个战场。他们依靠工业革命建成的国内良好的铁路交通线,在东西两向受敌的情况下两线出击,左右开弓,运用自如,鲁登道夫在一天内能够成功地指挥两个集团军的战役行为,德国在战略上的主动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战争即将结束前。二战时德国扩军速度异常的快而有效,也反映了其社会动员体制的效能。德国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从未安于现状,《大国的兴衰》作者把他们称作“修正主义者”,即总要冲破现状,改变均势。“争取生存空间”和“种族优越论”只是一种早期的理论注脚,大日耳曼主义才是无法被中断的民族情感。德国的民族情绪走向极端偏面,便会惹事生非。“大日耳曼主义”在一战后就成为纳粹德国复仇的精神支柱。每次世界大战前都产生了一位,’,心理不均衡”的“权威人物”,一战前是“精神心理不健康”的威廉二世,二战前是怪人希特勒。他们“心理上不均衡”,主张“超意志论”的精神和冲破现状的政策第一,德国人心理上的不均衡同它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共生。德意志民族从来没有完整统一过,但他们统一的愿望从不泯灭,追求和向往更多地体现在实践中。德国是后起的强国,谋求一流强国的地位成了一种不懈的努力。“大德国梦”的沉浮乃是这个民族历史的主旋律,历史上,每当德意志民族重新聚合一次时,就意味着要爆发一场战争。第二,德国人心理上的不均衡也是同它敏感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日耳曼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战后一种历史负罪感促使大多数德国人希望得到一个新的认识中民族体感和新的祖国意识一。战后“德国之父”阿登纳说过“德国分裂是不正常的,是反人类的,它破坏了自然法则”。这表达了对把德国作为国际政治中强扣人质的不满科尔也强调“德国统一是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催化剂”,并按阿登纳“德国统一在欧洲屋檐下”思想进行。
具有高度自信的民族。德国人如何看自己德国人自认为是一个谦逊朴实,甚至平凡普通的民族既不贪婪,也不寄望于不劳而获,付起帐单来更是准时准点。他们是一群简单而诚实的百姓。德国人爱做梦,总认为自己具有浪漫情调。他们自视教育底蕴深厚渊博旁人如何看德国人办事效率高、自我着迷、态度傲慢、盛气凌人———德国人希望旁人如何看自己德国人乐于因自己忠于真理、诚实可信而为人尊敬。
七,发达的教育传统为统一提供了发动机
费希特以一个忠诚的德意志民族之父的面貌出现了。他冒生命危险发表《告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志在唤醒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意识,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以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费希特把教育看作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主张兴办国民教育以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复兴。被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教育改革家洪堡本着“国家服务于教育,教育服务于理性的国家”这个方向,用“新人文主义”的理念全面改革普鲁士教育体制,形成三分轨制的中学教育制,国家承担大部分教育费用、教育成本极低的公立学校;学费昂贵、师资水平一流、培养高规模人才的人文中学;为技术高等学校提供生源、以商人和企业家子弟们为主的实验中学。合理的、科学的教育体制为高等教育打下了良好基础。洪堡还于1810年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坚持“学术自由、教研并重”的办学理念,使德意志在19世纪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公立学校与人文中学分开、普遍教育与职业教育分开、教师授课与大学生研究式学习分开是德国教育改革的成功之处。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大学教授资格的取得不是依据社会背景、口才与教学技巧,而是根据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的成果,视大学为研究科学、发展科学的场所。当时的威廉三世认为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著名的“洪堡五原则”就是将科学、教育和创造性研究融为一体的典范。借鉴德国的经验,还教育服务于科学和国家的本来面目,一方面营造有利于高素质、高水平的政府官员成长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在高校中选拔优秀学生和青年教师进人各级政府部门,形成一个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革命政治队伍。
德国通过强制命令,利用国家的人力、物力普及初等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这使德国人比欧洲人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进入19世纪,德国加快了初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许多公国先后颁布了初等义务教育法令。小学数量增加很快,初等教育网有较大扩充。洪堡就任公共教育部长后,进一步强调实行初等义务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并对初等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进行了改革。在教学内容上,减少了宗教神学课,增设了实用知识的学科,使学生能够学到较为广泛和有用的文化知识;在学科方法上,废除体罚和死记硬背,采用实物直观教学。1825年,普鲁士政府颁布法令,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度,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基本义务,7至14岁的儿童必须入校学习。1816年,普鲁士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为43,到60年代已达到97.5。在1848年革命之前,莱因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80,萨克森省达到了93%“在不到半个世纪,基本扫除了文盲。这是个重大的成就。
德国政府把教育当作振兴国家的手段,力求整个教育体系从内容到方法都与社会的近期需求及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实科学校面向中下层人民,背离旧教育的宗教目的,致力于培养现实生活中的有用人才。大规模的职业教育让大部分就业人员都得到了技术培训,为各行各业提供实用性人才。教育与经济相结合,为工业化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
德国的高等教育,首先使大学走出“象牙之塔”,不再把整理、解释和维护传统遗产作为主要任务,而是注重科学研究。洪堡在费希特的建议下,于1810年创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改变了旧大学的培养目标,把原来大学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吏和神职人员,转变成为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国家学术水平的中心。从1811一1826年,德国又相继创办了布勒斯劳大学(1811年)、波恩大学(1818年)和慕尼黑大学(1826年),这些大学均以柏林大学为榜样,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原来留存的大学,也尽力仿照新大学进行改革。到1850年时,德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提出了“到实验室去”、“到图书馆去”、“研究科学、发现真理”的口号。之外,大学更加注重科学研究为国家的未来服务,担负着推进学科研究,探索未知领域的重任。19世纪30-50年代德国创建科学院,开拓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领域。1824年尤斯图斯、利比希深感德国化学工业的落后,创办了教授有机化学的学校。普鲁士把霍夫曼从英国召回,筹建国家化学实验室,在柏林、波恩建立规模宏大的化学实验室,霍夫曼为柏林化学实验室主任。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政府支持下所创办的大学、科研机构,.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化学家等优秀人才。19世纪80年代,慕尼黑大学大约有50名研究生在冯.拜耳指导下工作。实际上,在第二次工业化来临之前,德国教育己经为未来的工业培养出数量充足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在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席卷欧美大陆时,德国的各个部门都拥有众多的新型人才,并形成科学家而不是金融家把握工业领导权的局面,新兴的工业部门充分显示出人才优势。
德国教育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思想意识的创新(教育普及化、宗教世俗化和知识科学化)、经济体制的变革(工业化)和政府作为的改变(政治民主化、法制化)首先,德国教育改革提高了国民整体素质,为早期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第二,德国教育改革为其科学进步、经济腾飞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保障;第三,德国教育改革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为其实现现代化并后来居上,迅速赶超英法等国,跃居欧洲大陆头号强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德国政府的主导作用保障了教育在振兴民族、发展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19世纪30年代,在“国家形成”、民族主义、丰富“思想宝库”的支撑、“开明君主”的领导和德意志“仁人志士”的推动下,德国国民教育体系最终确立。近代德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深深烙上了国家和民族的印记,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性与国家性。
“国家形成”的动力,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需要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人才为其服务,同时国家政权的巩固又需要向国民传播主流的民族文化,灌输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而要实现以上目标,教育是最佳的选择。教育可以为国家提供其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由于教育主要是通过观念发挥作用,因此通过教育可以传播主流文化,灌输国家意识形。
教育为民族主义的发酵提供肥沃的土壤。民族主义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它发轫于西欧,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建构而逐步形成。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早期,民族主义作为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而得以蔓延和扩展。随着民族主义的产生和不断增长,国家逐渐获得了教育的控制权。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所说,学校教育是“形成民族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教育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刺激下大力发展,而且常常在那些民族主义最强烈的国家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民族主义的热情将会更加高涨。促使德国建立一体化的国民教育体系的动力就来自于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为复兴德意志民族,威廉三世开始推动一系列教育改革,实行强迫性教育制度,创建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国民素质。历史证明了普鲁士的眼光。1870年,最终打败法国并俘虏了法国国王的德国元帅老毛奇说:“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高质量的国民教育为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丰富的“思想宝库”的支撑18世纪是一个震撼世界的启蒙运动时代。启蒙运动虽以法国为中心,但它所具有的思想感染力不仅惠及法国本土,而且还远播整个欧洲。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德意志开创了其文化光辉灿烂的时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法国国民教育的思想宝库和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思想文化为德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撑。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为泛爱教育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启蒙运动的精神传到德国焕发出勃勃生机。18世纪的整个德国社会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狂飚运动如火如荼,德意志的天空里闪耀着的是思想和艺术的群星:康德、黑格尔、费希特、歌德、席勒、贝多芬、舒伯特?.他们启蒙了人的思想,唤醒了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意识,为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开明君主”的领导和德意志“仁人志士”的推动普鲁士的国王“热衷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福祉,渴望增加国家的利益,容忍宗教,认同新的科学研究”德意志君主实行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为卢梭自然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泛爱教育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政治保障和社会氛围。以“开明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德国国民教育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位对德国国民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普鲁士国王是威廉三世。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威廉三世积极推动了教育改革。他说:“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国,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正是在威廉三世的支持下,洪堡、阿尔滕斯泰因等人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才得以有效地推行。此外,德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与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有像马丁·路德、巴西多、费希特、洪堡、阿尔滕斯泰因?.这样一批“仁人志士”的努力和推动,德国国民教育体系才最终得以建立和巩固。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尚处于君主专制统治、未曾开始工业化的普鲁士最先实现了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创造了“19世纪欧洲的奇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同时又是欧洲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的英国,反而是欧洲最后一个建立全国性公共教育体系的国家,远远落后于普鲁士大半个世纪.康德尔曾提出:“永恒的教育问题一直是‘谁应当控制儿童的教育?’”整个西方教育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教会与国家不断争夺教育权的历史。中世纪时教育由教会控制,教育成为传播宗教教义、巩固宗教信仰的工具。到了近代,随着世俗王权的强大和民族主义的觉醒,国家逐渐把教育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教育成为传播主流文化,灌输国家意识形态,增进民族凝聚力,巩固统治阶级霸权的工具。正是基于教育对于促进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这一独特价值,为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德意志民族的复兴,普鲁士以其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有效地推动了德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可以说,西方国民教育体系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建立的,它既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也是促成民族国家形成的最活跃的因素。同时伴随着国家形成,民族主义成为推动国民教育体系建立的另一重要因素。近代德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深深地烙上了国家和民族的印记,体现出了其强烈的民族性与国家性。
八,铁路建设对统一的推动
19世纪发轫于英国的铁路建设,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是人际交流时空大为缩短。当时的德国各邦政府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的考虑,也竞相加入铁路建设行业,1860年普鲁士的铁路为11520公里(全德意志19500公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所作的努力,把德意志工业化的进程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进程紧紧地结合起来,这在经济上成功地突破了这种分裂局面,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成为当时德意志工业化和统一运动的最主要的载体。铁路建设和全德铁路网的陆续建成,加快了德国统一的步伐。历史已证明,美利坚的太平洋洲际铁路,真正使美国东西结为一个整体。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将从中国割去的远东近百万土地连接,我们的民族梦在那里遥遥无期。中国呢?青藏铁路的完工,新藏、滇藏、蒙疆、川藏、、、、。
第三章统一的影响
(一)形成了面积540,766平方公里,人口41,058,792人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1919)。包括22个德意志邦、3个自由市(汉堡(Hamburg)、不来梅(Bremen)、吕贝克(Lübeck))及帝国行省阿尔萨斯-洛林(Elsaszlig-Lothringen)。
(二)建立了容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德意志的统一道路决定了国家的君主主义、容克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特征。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帝国宪法,宣告德意志帝国是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帝国元首是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有任命宰相和高级官吏、召集和解散议会、宣战、媾和的权力,同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担任,只对皇帝负责。立法权属帝国国会和联邦议会,后者由各邦政府任命的58名代表组成,普鲁士在议会中占有决定性票数,可以否决帝国国会通过的议案。帝国国会由普选产生,其预算权和立法权受联邦议会制约。帝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皇帝和宰相,容克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享有特权。统一后的德国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并进而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三)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扫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19世纪70年代,帝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案,如银行法、统一货币法、专利权法、统一关税法、统一度量衡法等。通过普法战争,从法国掠得5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和钾矿,以及接受和应用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使帝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80年代初以及1890~1893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工业和银行业的集中,9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不久,重工业生产超过英国,占欧洲第一位。
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经济版图德国姗姗来迟,结果刚一亮相就令全世界大吃一惊。因为它在人口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钢铁产量、煤产量以及铁路线里程等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法国,在欧洲仅次于称霸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英国。德意志从濒临亡国的绝境发展成一个令人瞩目的强国。从1851年到1900年,在重大科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取得的成果达到202项,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居世界第二位。直到今天,德国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大国之一。
第四章统一的启示
启示一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是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美妙之旅,在弱肉强食、竞争激烈的时代,注定要用火和剑铺就崛起之路的。
启示二从德国的兴起来源看,统治者的清廉是民族国家复兴的基石。政府的清廉是一个国家崛起、兴旺繁荣的利器。
启示三渐进性改革是国家持续繁荣稳定的发动机。为统一所做的改革努力要始终如一,不能割裂历史,继承与扬弃是社会永恒的真理,历史的财产必须珍视。
启示四在科学和教育的基石之上,俾斯麦找到了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把国家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由国家制定政策和法律引导经济运行的方向,用国家的力量建立起全世界最早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英国开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由此给一些后发国家在发展道路上,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启示五教育是立国之本普鲁士高度地重视对国民素质的培养,并以此作为它国家振兴的基础。战胜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元帅毛奇就曾经说过:“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在普鲁士,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必须的义务,而国家则必须为它的公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免费教育从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德意志统一前夕,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7.5%。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英国,但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全民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大学给德国带来了创造和发明,智力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凭借这一资源,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启示六发展需要统一稳定的环境。急速崛起的德意志是德国统一后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创造这一和平环境的,正是帝国的领航员俾斯麦。他为这个曾经被欧洲列强不断遏制的国家,争取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启示七统一是天定命运,历史不会去假设,凡是具有光辉灿烂文化即具有思想巨星的民族,既具有民族灵魂的民族必然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承继历史的民族,其历史的责任必然昭示民族的后人前仆后继,舍生取义。苦难也是一个民族理性思索的源泉,没有经风雨哪的见彩虹。历数安格鲁撒克逊、法兰西、犹太、德意志、中华民族等至今活跃在人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