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探《尚书•尧典》中的文学思想

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所建构的文化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先秦时代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文学尚未从文化中分离出来，所以先秦文学的形态也呈现出文史哲不分、诗乐舞相结合的特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确指。先秦文学作为先秦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成为历代尊崇取法的典范。

夏商时期是先秦文学的第一阶段。夏、商两代，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他们为占卜、祭祀所创作的韵文（如甲骨卜辞）和咒语歌谣是现存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上古巫史不分，史官是另一类文化传承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职能起初也是宗教事务，后来巫史分途，史官的职掌遂偏向人事。《尚书》中保存的商代作品是历史散文最早的创作。

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里，《尚书》是第一部用文字记载的中国上古史。《尚书》对于上古史的记载，《尚书》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100篇。它记载了共和元年即公元前８４１年至公元前６８２年的历史。《尚书》也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它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文化思想、神话、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上书中的《尧典》。《尧典》是《尚书》开卷第一篇，记述尧舜执政时言论及行事。它是我国早期文艺形态和观念的珍贵记载，它的核心内容有三点：

1、主张“神人以和”，即物质的人和精神（包括宗教精神）的神相互谐和。“神人”的本义是指神和人。“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诗歌声律可以感人化神，和谐神人关系。殷商时期的文学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时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散文，也带有一定巫文化的特点和原始宗教色彩。这段节录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对后代小说，如唐传奇等异质小说有启发作用。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人文精神的萌芽。这个时期我们可称之为中国人文精神表现于具体文化之时期。在此时期中，严格说并没有多少人文思想。但是中国文化之根源形态，即在此时期中确定。此形态即为人文中心的中国后来之人文思想，亦多孕育于此时期之中国人之心灵中。此所谓人文中心，不是说此时期人之宗教性信仰不浓，亦不是说此时期之人对于自然不重视。重要者在对宗教性的大帝与对自然物之态度。人神和谐的观点受到了后代的推崇，这些观念对今天和谐教育有一定的启示。

2、“诗言志，歌咏言”等观点成为中国诗乐理论的本原。朱自清曾给予诗言志以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纲领的高度评价。《尚书•尧典》中最早纪录了“诗言志”观点。《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提出的"诗言志"，其内容始初应当与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的活动有关。它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诗歌的一种认识：作者通过诗歌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对于社会中的人和事的观点和态度，并且希望诗歌对社会，政治发生影响。“诗言志”是人们对诗歌性质，功能的认识的一种概括新的表述，对后代这方面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具有奠基作用。

诗是用语言写成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以言志为本，志是诗的本原。诗言表现为文辞，文辞言志而成诗。《尧典》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从先秦一直到今天，“诗言志”始终是中国文论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艺术表现上探究。如果说“诗言志”主要强调诗歌表现人的情志，那么“歌咏言”则强调诗歌的吟咏诵唱。“歌咏言”所强调的是对言辞的涵咏。而声依咏则是诗歌在咏唱的过程中，声调依附于歌咏。通过对声调抑扬顿挫意义的深入体会。律和声。现代音乐所谓“和声”指两个以上的音按一定的规律同时发声。古代“和声”指调和声调，协和声律。“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律和声”是说：歌咏“依声律和乐”，“正言与和声同发”。通过选用不同的诗歌体裁来抒发感情，使作者的内心意志才能充分表达，读者才能充分领会诗的思想内容，才能是著者和读者达到心灵上的共鸣，得到艺术上的和谐。

其次，文艺的教育作用的认识。诗的入乐咏唱对人来说，其作用更深刻的体现在思想感情的影响，感染，道德品德的规范，教化上，就是移易性情，所以夔教子弟学诗，以成就其直而温，宽而栗，刚而虐，简而无傲的完美人格，正是诗的种种作用的最形象的代言词。

另外，“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首次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它是我国现存古籍对文学观念的最早存录和表述，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

3，诗歌、音乐、舞蹈在当时是三位一体的。从“诗言志”到“八音克谐”再到“百兽率舞”，强调音乐与舞蹈的结合。本篇所述反映的可能是狩猎为主时期的状况。这段文字真实的记述了原始文艺的存在形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艺起源的重要历史资料。文艺起源的劳动起源说认为诗歌，音乐，舞蹈伴随着劳动而产生，其内容和形式与劳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在文艺发展初期，诗乐舞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节文字中“诗言志”的“诗”必须“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是说思想感情的表达必须与音乐相联系，与“击石拊石”的上古器乐伴奏相配合。而“百兽率舞”展示的正是原始图腾舞的原貌，简朴的变现了先民在音乐伴奏中载歌载舞的生动场面，技术了我国文艺发展早期诗乐舞三位一体这种存在形态。诗歌和音乐，舞蹈相互结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之后，还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如《诗经》中的作品都是乐歌，而其中的颂诗，是祭祀是的歌舞曲。可见，诗乐舞三者结合对诗歌方面的影响。

此外，《尚书》作为我国早期散文的先驱。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有些文诰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的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综上所述，诗言志和三位一体的文艺理论观念对我国的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先秦古籍虽然没有形成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体系，文学观念大都是片段的，零散的，理论性较弱，科学性不强，主要是一些文学家的自身的体会和观点，偏重主观意愿，主观性较强，另外由于真正理论性文字较短，缺乏具体的解释说明，语言古奥艰涩，内容较贫乏，缺乏实证，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但是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却是极其可贵的，是后代文学发展的先导，后代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先秦文学的这些理论观点。

中国古代文学沉积千年，在历史文学的浩渺夜空中，先秦文学便是这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尚书就是这上面的一颗璀璨明星，她是古代早期散文的最精准的代名词，她是儒家经典中的一座巅峰。她那些闪烁着理性、智慧的篇章，启迪了人们的思想，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如果说《尚书》是一部余味缠绵的文学典籍的话，那么《尧典》无疑是宋词中的华美篇章。

自春秋时代，中国就是一个以诗为主的国度。而奠基这个国度的基石便是先秦文学。先秦文学对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是我国宋代文学遗产中一笔极为珍贵的财富，在中国的艺术长河中大放异彩。细细品味这些光辉词篇，能使读者得到艺术上的熏陶与享受，同时也能励志激情壮怀，平添一股浩然正气。漫步在先秦文学发展的征途上，寻找中国文艺理论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