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思想的新曙光

余虹之死，若按世俗的中国文化来看，是难以理解的。中国文化重现实，讲功利；重物质，轻精神。余虹长期致力于研究中西比较文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和死亡美学研究。从西方“精神文化”这一视域来看，也许能揭示余虹自杀的冰山一角。

我向哲学系的一位研究生讨论过余虹自杀的原因。在他看来，王菁菁比余虹大十来岁，暗恋一个比自己大十来岁的“美女哲学家”，几乎是不可能。但事实却奇迹般地发生在余虹身上。

首先要明确的是王菁菁与余虹之间绝对不是爱情。因为这与中国所言的爱情毫不搭界。那么这是什么情？我把它定位于“超越之情”。这种超越之情不受年龄、性别与地位的约束，它是非功利的，不计回报的。这种超越之情在西方有久远的历史。西方哲学的始祖柏拉图，不仅一生从未结婚生子，而且从未谈过恋爱，但却发表了不少关于爱情的真知灼见。这就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的来历。“柏拉图式的爱情”已经成了一个专门术语，专指精神之恋，与物质之爱（包括身体）毫不粘边。在西方文本中，这种精神之恋不胜枚举。兹举两例。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与少女贝亚特丽斯只见过一面，后来但丁听说贝亚特丽斯死了，伤心欲绝，写了一部诗集《新生》。卡夫卡在某处见过一女孩，不知道她何处人氏，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回到家里就在写情书，并且从来没有送去。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以机器来剖析卡夫卡的作品，认为卡夫卡的文学机器有三大部件：情书——是发动机，是机器运转的动力；短篇小说——动物之变；长篇小说——机能性配置，永远没有完成。

柏拉图、但丁、卡夫卡在精神之恋中，使其思想达到了他们所在时期的巅峰状态。这种超越之情在古希腊就有其传统，到了康德那里，他挥舞铁锤，毫不留情地砍向功利主义，提出了“审美无利害说”。到了19世纪末，王尔德将超功利说，推至唯美主义。

据称，王菁菁就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余虹在《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中写道：

有一天上午，我找菁菁有点事。事先未给她电话就去了她家里。她家的保姆刚好开了门，我就径直走了进去。当时菁菁正在书房的电脑上打字，见到我来，感到非常不安，不断对我解释说，她早上起来后因忙于发一些急件而没有收拾，一切都太乱。她的目光转向了别处，但她的面容却没法逃出我的视线。那是一张疲惫、松驰、暗然而有些陌生的面孔。这是菁菁吗？是那从来光彩照人、美不胜收的菁菁吗？我不断地对她说没关系，但实际上我能接受这个菁菁吗？那时菁菁大概四十有八了。我忘不了这个事实，不，是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菁菁本人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美是她的生命。记得有一次，菁菁因治疗颈脊椎病吃药时间过长导致了全身发胖。我见面便冲口而出：‘你怎么这个样子？我不想见到你这个样子’我当时只是开玩笑，但也是无意的表达。我要美的菁菁，而菁菁也要美的菁菁，后来她竟然停药了。

余虹的这段话，至少可以折射这样一些信息：第一，王菁菁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美是她的生命。然而完美只是一种境界，一种向往的目标，只能无限趋近，而无法抵达。抵达完美之时，也就是生命的消失。作为历史上最杰出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不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么？第二，王菁菁太在于余虹的印象和评价.她以生命在余虹的心坎里留下了完美的印象，余虹一句无意识的话，竟然导致她停药。第三，王菁菁那光彩照人、美不胜收的形象在余虹的心里刻骨铭心，充溢了他的整个心胸，以至于成名后的余虹对不少女教师射来的丘比特之箭视而不见。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心里只有王菁菁——美的象征，完美的化身。余虹在给学生上课时公开说，他暗恋王菁菁。后来他虽然与张维芳结婚了，并生了儿子。但他的爱情是分离的，是灵与肉或者说是精神之爱与物质之爱的分离。他与张维芳所拥有的只是物质之爱，而精神之爱却在王菁菁那里。物质是有生有灭的，短暂的，而唯有艺术才能永恒，精神才能长存。正因为如此，他与张维芳的离婚就不可避免。到了人民大学后，余虹虽然与北京的孙淑娟教授结婚，但只生活两年就分手了，其道理是一样的。这就像一只装满水的杯子，再加水就会溢出来。精神情感也不例外。这不能说张维芳、孙淑娟不好，不优秀。她们两人都是大学教授，且在学术上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因为余虹的思维里有一种先入之见，王菁菁是完美的化身，因此，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后二者。

德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过审美距离说。距离产生美。距离太远，无从生美；距离太近，也不能生美。美产生于适当的距离。余虹与张维芳、孙淑娟作为夫妻是近距离的接触，是显微镜式的细察。再优秀的人，拿到显微镜下，也能察出问题来。王菁菁与余虹只是精神上的朋友，王菁菁那光彩照人的形象在余虹的心里不但不会消弥，相反，一旦与后二者相比照，会历久弥香，更加完美。这无疑催化了他的悲剧。

王菁菁死后，余虹泪水横流，生命仿佛被抽成真空。两度离婚，家没了，七十多岁的母亲在四川，儿子在美国。他变得更加孤僻，常常足不出户，封闭在书斋里读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成天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生天地间，靠精神而支撑。现在他的精神导师先他而去，精神支柱塌陷了。2007年12月5日，余虹潇洒地纵身一跃，拥吻在大地母亲的怀抱。

换一种角度思考，如果张维芳或孙淑娟先他而去，余虹会不会有如此潇洒一跃的行为？其答案可能因人而异，但是可以说，几率是微乎其微的。

余虹曾于9月13日在最后一篇博客《一个人的百年》中写道：“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在他看来，选择自杀，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象生命。他之选择自杀，虽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一个没有精神支撑的人，即使做一个长命百岁的寿星，于人于已何益？余虹从一个农村伙子，一路披荆斩棘，到人大的博导，全国文艺理论协会副会长。王菁菁的帮助是不可或缺乏的。更为重要的是，王菁菁犹如一匹马达，使“余虹机器”不停地运转，鞭笞余虹一路高歌奋进。其实余虹压根儿就不应当结婚，更不应当再婚。这样不仅会免却两位女人的婚姻悲剧，也会免却他自己的精神郁闷。从这一点来看，他还无法超越世俗的一面。因此，他不得不在物质之爱与精神之爱、世俗与崇高之间彷徨挣扎。正因为如此，他的精神之爱还没有达到柏拉图、卡夫卡那样的高度，因此也就成就不了原创型的世界级学术大师、思想大师。

中国的学术向来以博名世，以博大精深为至境，强调“融汇”，中西合鐾。五四时期，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远涉重洋，他们在国内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又留洋学习西学，从而诞生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如陈寅格、王国维、冯友兰、钱钟书、朱光潜等。但在我看来，“融汇”与原创不可同日而语。融汇中西，通过努力，很多人都可以达到。但原创却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是常人无法企及的。思想的裂变是一个凤凰涅磐、金蝉脱壳的过程。所以大凡创造性的思想都产生于孤寂之中。喧闹和浮华只能产生肤浅和庸俗。唯其如此，卡夫卡独身终生（德勒兹称之为独身的机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结果自己却成了疯子，海明威用猎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川端康成自己用煤气窒息自己。

余虹长期在西方思想，尤其在海德格尔死亡哲学的边界上挣扎，这是一个痛苦的思想裂变过程。就学术的原创度而言，他虽然尚未达到世界级大师的境界，但是毕竟趋近了。因此，余虹之死，在占山为王、喧闹浮华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昭示了一道亮丽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