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黄金时代》中性描写的解读

阅读王小波的小说，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在《黄金时代》中存在大量对性的描写，王小波也曾说“性是《黄金时代》的主题之一”。然而不同于一些刻意追求非议或是媚俗的作品，透过小说中的性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一个特殊年代里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

《黄金时代》的背景是文革时期，在这样一个意识错乱的年代，强大的社会运动关注的是抵制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人民的思想改造运动致力于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的观念，并建立起近似于禁欲主义的性道德观。然而正是因为“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王小波——《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中大篇幅的性描写正如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黄色小说一样，是对时代的反叛。

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下，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屈服，放弃了顺从人的本性的生存方式，也就放弃了自身的存在，只有极少数像王二这样的“恶棍”才能镇定自若、无动于衷。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从王二的角度看是婚前性行为，从陈清扬的角度看是婚外性行为，两种冲破了道德接受范围的性爱交织在一对男女的身上，在被严肃的政治空气完全笼罩的社会中发生则显得格外怪异和荒诞。小说中对性爱场面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王二受伤后到农场的荒山上养病的部分以及王陈二人共同逃到山里生活的部分。书中曾描写到王二在山中逐渐到达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没有了批斗没有了思想改造没有了帮教，作者在此时刻意加重性爱的描写似乎是对回归原始人性的一种向往，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下显得弥足珍贵的生命本能的赞美。在小说中作者除了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写王陈二人的性爱之外，还通过后文二人的交待材料将曾经出现过的性爱场景再次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反复冲击实际上是对王陈二人反叛的性行为的强调突出，作者也正是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性的反叛对文革那个使众多人丧失人性的年代提出质问，不仅促使人们从被压抑的性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性的回归，实现生存状态的重新建构。如同李银河所说，王小波“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人在走投无路，特别是精神上遇到困境的时候，往往会对生命的原始状态流露出无比的欣羡。王二不是陶渊明式的封建士大夫，他只是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一个痞子式的人物，也许他无法像知识分子那样深切地体会到思想上无法突围的痛苦，然而属于痞子的浪荡不羁同样也是对自由的渴望。因为知识局限而无法名状的精神压力也在促使着王二反击。在深山中融入自然的他，身上有着传统封建士大夫隐居的影子，但这样的感悟显然不符合人物设定性格，性的释放才是他追求生命本源的本能方式，或者说是下意识的行为。作者在他身上赋予的原始生命力与士大夫相对高洁的隐居相比，虽然粗俗，但更接近人性本身，也更具有代表性，可以推广到更多的普通的生命个体身上。

王小波笔下的性，除了反叛同样也包含了人性中软弱的一面。我认为王小波和卡夫卡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小说中对性爱的描写同样加入了荒诞、冷峻的成分。在讲述王陈二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作者对陈的态度做了以下描写：“她把我推开，自己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叠好放在一起，自己直挺挺躺在草地上”，“她一声也不吭，头枕双臂，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所以从始至终就是我一个人在表演”。女主人公的灵魂如同脱离了肉体，飘在空中以旁观者的眼光俯视另一个女人和王二做爱。这种态度让人不寒而栗。透过陈清扬的冰冷，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脆弱的个体生命在严酷的社会重压下表现出的另类的“无欲无求”，或者说是掩盖在麻木外表下的孤独和绝望。这种悲剧性的、失去自觉自省的人物与卡夫卡《变形记》中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利有着高度的相似。但是小说最后讲到，在清平山上，在王二打了陈清扬的那一刻，她感觉自己爱上了王二。爱情感的产生无论对于肉体还是精神都是一种解救，先前的隔膜和陌生被打破。更重要的是，对于二人来说，通过越轨的性，他们得到了想要的突围。回到现实中的他们也正是用爱情、婚姻的理由得到最后的解脱，当了半天的夫妻。从这个意义上看，陈清扬无疑要比格里高利幸运。然而荒唐怪诞的突围加上荒唐怪诞的社会接受方式（上午登记结婚，当天下午又办离婚）使整篇小说都蒙上了一层压抑，甚至让人欲笑无声、欲哭无泪。这也许就是王小波所说的自己与生俱来的黑色幽默气质吧。

《黄金时代》是作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那个苦难的年代进行的反思，虽然中篇小说因容量有限，制约了《黄金时代》的地位，但小说表现的主题的严肃性和沉重性却是我们不可否认、需要严谨探究的。王小波因为壮年谢世而差一步就成为了中国小说大师，但是他仍然是中国，乃至世界20世纪文坛上的奇才。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作家，他的小说是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翱翔的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