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电话

我父亲名叫石梦龙，今年六十岁了，名字听起来好，还是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去年以来，几乎每一两周他都要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我们平时好不好，孩子乖不乖，叮嘱我们带孩子出门注意安全，叫他好好学习。反正我有时忙的半个月都不给家里打电话，这要在前几年，我父亲也不会联系我们，因为他觉得不能给我们增加麻烦，而且来回浪费电话费，每当我打过去，刚说几句话，他总是着急的挂了。现在我们有了孩子，小家伙一天天长大，令人操心，父亲母亲的牵挂就越来越多，用不着我打电话，他就经常打给我们了。我粗枝大叶的，往往一接电话，自己说上半天，好几回后才意识到，父母亲是想跟他们的孙子说话呢，他们以前惦记着我们，如今又惦记着下一辈，真是操不完的心啊。

我父亲一辈子胆小谨慎，怕得罪人，不论面对亲友和邻里，总是能忍则忍，息事宁人。他对别人又是特别友好，积极为他们帮忙，他小学毕业，但是自学能力强，会算账，会电工，会修理收音机及矿上的吊车和水泵。他在村里做过保管、村长，因为公道正派，还做过村办砖厂的会计。我们和母亲始终对他有意见，认为他懦弱，很多事情做得很窝囊，虽然他的内心很自尊很争气，有困难宁肯自己克服，也不愿意求人。我伯父和我父亲、我叔叔几个当年学习都不错，可惜后来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没能继续上学，也没有招工或者当兵，都是一辈子呆在农村。所以我父亲憋着一股劲，一直鼓励和盼望我们考学出去，不要再跟他一样受穷受苦。他总是说，幸亏了国家的政策好，要不然我们家还是抬不起头，更别说想上学了。

我家当初被评为富农，我老爷和爷爷被批斗过，因此我父亲从小耳闻目睹，形成了现在的性格，既是遗传的，又有社会的原因。据我所知，我家几代都是勤劳又善良的，靠自己的辛苦劳动创造了家业。我老爷同情革命和穷人，曾经接济帮助过地下党员。我二老爷是同官县有名的医生，人称石先生，给穷人看病经常不要钱。我爷爷34岁后，还于1952年参加了解放军，守卫咸阳大桥。我三爷爷1958年于陕西师范学院毕业，在延安师范学校教书，1960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多亏毕业的早，而且在延安，远离老家。

我母亲颜玉凤，仅上到小学三年级，还是课代表，就因为家穷辍学了。那时候我大舅在成都部队担任团长，给她在部队报了名，专门回来领她，谁知自己妹妹已经跟人订婚了，否则我妈也会是城里人，不用在我家受苦一生，当然也就不会有我了。她嫁到我家就跟着我父亲下苦，熬了二十几年，艰难穷苦，都经受过。他们俩结婚后就单另开过日子，两边家里亲属基本上都帮不上忙，好在他们自己特别勤劳，苦好得很，那些年基本上一个人顶两个人用。我父亲在煤矿干电工，每天下班睡够觉就干地里活，或者去镇上街道和市上卖果子，我母亲也跟男人一样，收麦，种地，建地方挖土推土，出去卖水果，多年了落下头疼病，直到我们考学、工作、结婚，他们才算是基本熬到头了。

父亲母亲一辈子辛苦，我和我弟弟能够上学出来，也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虽然我们的路还要靠自己去走。父母像一张弓，把儿女们发射出去，自己却累得弯了腰。中国像他们这样的农民父母很多很多，为了供孩子们走向城市，他们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有些人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乐趣，他们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孩子的成长以及推着孩子向社会上层流动。这是他们的不幸？还是我们的悲哀？

每次打电话，父母对我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把国家的事认真干好，把娃管好，不要操心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