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树

老人迎着太阳坐在一大块砂岩上，将削好的木牌放在腿上摩擦，磨去多余的木屑，又放到嘴边哈了口气，开始雕刻起来。他将记忆中的名字一遍遍念着，铭刻于木牌上。字刻得有些扭曲，好在老人臂力甚巨，每一笔画都力道十足，字迹清晰可辨。刻完后用随身带的墨水染黑字迹，最后用锥刀打孔穿上尼龙红线。

下午6点的山头上，红得妩媚不带一丝杂色的太阳正以肉眼也能察觉的速度下到山的另一边去，残留在大地的光照随后一点点敛去，将远方林立的高楼的影子拖得老长老长。夜星乍现时，群山的背影在一片黛蓝中隐没。城市里的灯火越发的清晰起来，橙黄温润的路灯在半空中结成光的河流，不计其数的车头连着车尾汇流其中。远远眺望数不清的人和车在流光溢彩的街道上穿梭不息，往各自家的方向归去，想象他们和各自的家人共进一顿温馨的晚餐，看一场缠绵悱恻的电影……老人的心像是吹皱了湖面的风，飘向看不见的远处。

四下虫鸣鸟啼，弥漫着春草的芳菲之息。老人战战巍巍地把做好的木牌都挂在白杨树上，木牌在风中相互碰撞，发出一阵怯怯的私语。他站在树下伫立良久，似乎能听懂那些语言，那是他的家人在和他说着话。

半个世纪前，老人还是小伙子，挺拔得像是笔直的竹子。那时候的他每天念完书回家，就得跟着父亲在家后的山坡上种白杨树。他记得小时候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种白杨树？父亲说，这里的风沙大得要命，春播时庄稼难以存活，到了夏天，泥石流还常常淹没房屋。白杨树能以根抓住土，还是风的屏障，而且命大，只要是草能够生长的地方，插下枝，给点水，它就能抽芽生根。

那天放学后，他正和父亲在山坡上种白杨，村支书气喘吁吁地从山下爬上来，递给父亲一封信，父亲看了，什么也没说就和支书下了山。他从山上下来回到家天已完全黑了，匆匆吃了晚饭准备回屋看书，神色肃然的父亲叫住他，说二叔在国外给他找了一所学校，他可以去那里念书，也可以帮二叔的忙。他听了以后不知如何作答。父亲看了他好一会，像是要把他看够似的。然后蹲下身子，在他的脚跟处拴上了一根红绳，拍了拍他的肩，叮嘱他出门在外要像个男人，学业完成后早日回家。母亲和妹妹坐在饭桌边上的圆凳上给他准备衣物鞋袜，煤油灯光闪闪烁烁地映照在母亲沉默的眼睛里。门外的风很大，吹得满山的白杨树叶发出阵阵呜咽。

第二天，家人送他登上了离家的车，他在心里对着故乡的方向说，只是五年而已。

这一去就是十五年。

在当时敌对的异国念书，有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压力。早两年出国的二叔带着他，微如蝼蚁寄人篱下。生活极其艰苦，他咬紧了牙关拼命读书，期望能早日读完就能早日回国。每一天晚上，在矮小的工棚里仰面睡下，看见银河烁烁垂于大地，就想银河另一端下躺着的父母，仿佛还能听到街头巷尾的家乡话，小孩子的嬉笑声，男人们的吆喝牲畜声，女人们的唱歌声，河边击打衣物的棒槌声——家乡的梦在他的脑海里铺展开来。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书信一度中断。他心急如焚，不知道父母和妹妹怎么样了。想要回国，无奈国门紧闭，归途遥遥无期。

二叔吃尽了苦头，第五年盘下一间炸酱面馆，终于在异国他乡有了自己的住处。面馆很小，好在二叔是极能吃苦之人，又为人厚道，生意还算过得去。拼搏了五年，没有大富，但好歹也在黑暗里见到了微熹的曙光。二叔在那时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更加孤独，常常抱影而坐，想家乡的白杨树，想家乡的父母妹妹，想到难以自持，就一遍遍翻看以前的书信。但越是这样，他的失落感就越重，接连几天都吃不下饭。

陆续有黑头发的中国人偷渡到大洋彼岸，他要么自己蹲守在码头向他们打听家乡的近况，要么花钱打听各方消息。直到文革第三年，他在一位相邻镇子偷渡来的老乡口里得知自己家所在的整个镇子斗争都如火如荼，很多人受到迫害，然而迫害他们的人也风光不了多久，被另外的人所迫害。总之，每天都有人成“反革命”，每天都有“批斗大会”。末了，老乡问起他家的政治成分，他不懂，就去问二叔，二叔闻之喟然长叹。

听擦身而过的异国人说异国话，他的心里一直有一种说不清的惶恐感，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直到后来回到家乡，他才幡然醒悟。站在异国风雨飘零的黄昏街头，他惶惶然举目四望，这里的哪里也没有他的位置，自己成了一件随风飘摇的物件。失望日复一日，无处不在的疲劳、漫无边际的虚脱席卷而来，劈头盖脸地包裹了他。在那般寂静的夜里，似乎听到身体里什么东西跌落碎掉。

这一年夏天，他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典礼。拍合影照时，他的心底腾地一声冒出一个念头，哪怕是再难，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回家一趟。但现实毕竟是作为现实的存在，把他牢牢困在异国他乡，他开始自我厌恶起来。厌恶自己贪图安逸，厌恶自己软弱无能，厌恶自己欲哭无泪，以至不得不在充盈着厌恶感的土地上行走，不得不呼吸陌生的空气，不得不与家人天各一方。

在这种情况下他结了婚，婚姻压抑而痛苦，与妻子在一起，只能加深他的失落感，持续了一年只好草草作罢。他又回到只身一人的境况。此时二叔已经富甲一方，开了一间大酒店，真正地在那里扎下了根。国内的斗争也逐渐偃旗息鼓，风消雨停。他把多年前收起来的念头重新翻出来，二叔也支持他回家看看，毕竟是死是活总得有个说法。

数度风雨后，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坐在飞机上，看阳光在机翼上跳跃，云朵在机翼下倏忽闪逝，飘向不可知的远方，他的心里陡然一震——惶恐感消停了，无影无踪，像从没有出现过。

走在通往家的路上，是冬末初春时节。看见银装素裹的镇子，雪上一个脚印也没有。太阳把久违的光线投在高矮不一的房屋上，投在千家万户的院落里，于是积雪消融，银辉闪烁，炫目耀眼，水声四起。雪团自树枝掉落，匝地有声。

家没了。

家的所在残垣断壁，他没了气力，颓然倒地。

醒转时，是第二天的傍晚，知情人坐在他的床沿，向他讲述他的父亲，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因为二叔和自己留洋的关系，被冠之予“里通外国”的罪名，挂在白杨树下抽脚筋，足足抽了半夜，那惨叫闻者变色。第三天被人发现脖颈插了一根10厘米长的铁钉。母亲的罪名是“地主婆”，在县里的机械加工厂仓库里关了半年，肺痨死去。至于他的妹妹，来人长叹一声，她被三个武斗头子轮奸后疯了，一丝不挂地到处游走了半年。大雪初至，赤身裸体地倒在冬夜的雪堆里。

他在村里人的带领下找到了父亲的坟，那是一座矮矮小小微微隆起的土包，上面刻有父亲的名字。母亲和妹妹没有坟，更没有留下名字，和很多人一样，被县里的尸体清理队放在一起化作了灰，仿佛从来就没有在世界上存在过。

他追问了强奸妹妹的三个人的姓名，那人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苦笑着说，三个人都没好下场，其中的两个人在某一次武斗中挨了黑刀，另外一个在文革结束后的一年被判死刑，早吃了枪子。

他听到了这些话，眼镜片上腾起了一层雾。虚脱感由下至上在全身的血脉中奔涌，意识在汹涌的虚脱感中一点点土崩瓦解，泪水从眼睛涟涟而下打湿脸颊，顺颊滴在熟悉的土地上，也有的流进唇里。接着，一种奇异的分裂感俘虏了他，一个他留在现实一端，另一个他留在过去一端。而他不知道自己应寄身于哪个方向。

他没能再说什么，谢绝了村人的邀请，独自回到“家”。在残垣断壁下一片纯正的黑暗里静坐，往事劈头盖脸地重压了过来。恍惚听见有熟悉的脚步声传来，听见有人划燃火柴，听见有人轻轻咳嗽，炉灶里传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但听见也罢不听见也罢，反正它已不留痕迹地穿过他的意识。所有的死去的人都长眠在家对面的青山上，而他们呼吸过的空气辗转又到了他的身体里，随着血液流遍全身。满天星斗闪烁，远处隐隐传来河流开冻的破裂声。他仿佛又回到异国他乡——孤身站在陌生的街头，陌生的人们，陌生的树木之间映下来的陌生的月光。那种惶恐忽然复苏，且伴有来势汹汹势不可挡的孤独。他这才明白过来，在那地方之所以感受到惶恐，感到孤独，是因为没有了“根”的存在。

他留了下来，所有人都对他的决定感到意外，甚至吃惊不小，还没有人能如此轻易的放走富贵，放下仇恨。事实上，他也不大清楚何以恨不起来，大概这里是“根”的所在，没有“恨”的场所。他想起有一次在曼谷旅游，听某高僧讲法，说起人的一生，生如夏花，逝如秋云，身体躯壳不过是意识的临时性居所而已。从生到死纯属子虚乌有，惟其子虚乌有，才被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只有日复一日，往复不休地生长的根才是大地的主宰。他想，残垣断壁也好，孤身一人也罢，豪无所谓。我要来一场真正的恋爱，要有自己真正的家庭，要有自己可爱的孩子。我将要在这里获得新生，我的根就在这里，就在脚下，就像和父亲一起种下的白杨树一样在这里生根，像阳光下盘距地表的根，像土壤里默默呼吸的根，像人世间各种各样的根。

五十年前种下的一片小白杨树如今枝叶招展，巍然成林。老人坐在林中的草地上，不用抬头就能望见银色镶金的流云在延绵无尽的群山中匆匆而过。暖簌簌的晚风，吹干了他一整天累积下的汗水。他把粗糙的双手放在紫衣阑珊的牵牛花上，手也被晚霞淡淡地着上了胭脂。老人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将整个大地的生鲜气息都吸入肺腑。转身刚要下山，看见山底下一群学童踩着夕阳放歌而归，领队的老师带着他们种值小小的白杨树苗。恍惚间，似乎整个世界只有他和白杨树存留下来，其他一切均已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