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父亲与作家儿子

我的第一朵文学之花在初二时就绽放了。那是一首借流星托物抒情和言志的小诗。以后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有诗作在报刊角落发表。到高二时已累积了不厚不薄的一本小册子。我给小册子起了一个青春洋溢的名字《青鸟·玫瑰·梦》。我把小册子和我的作家梦一起寄给了省城一家出版社。

出版社很快就回信了。编辑说早就注意到我的文学动向，准备给我出书。这是让我高兴得找不着北的好消息。接下来编辑在信里坦言相告，由于诗集销量不好，作者要和出版社一起承担一定的风险，要我承销3000册书，先付订金5000元。这是坏消息，但比起前面的好消息来，已经不算什么了。编辑在信后补充说，书出版后，推荐我加入省作协，推荐我读大学中文系。那是一个少年出诗集有些疯狂的年代，只要能凑够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出书。虽然明知家里拿不出那个天文数字一样的订金，我还是决定告诉父母，向家里争取。

我当天就跑回家，把编辑的信递给父亲看。读着信，父亲的脸上洋溢开春风一样的笑容——十多岁出书，这是上溯到我们曾家祖宗十八代都没有过的事，足够光宗耀祖的了。那天父亲奔走相告，逢人就喜滋滋地说我要出书了。晚上，一家人围在油灯下算了一笔帐：3000册书，定价5元，除去成本，还能净赚10000元，比全家三年的收入还多，我和哥姐几个第二学期的学费就不用愁了。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跑亲戚，跑信用社，跑扶贫基金会，东挪西借，奔波了半个月，居然真的凑齐了5000块钱。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我和父亲押着这笔巨钱上了一趟省钱，把那用旧报纸包裹的厚厚一叠钱交给了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编辑。

我进入高三，书出来了。没有光滑油亮的激光铜版纸封面，没有哪些含义隽永的画面，但我已经很满足了。接下来，我成了省作协最年轻的会员，保送到湘潭大学中文系读书的事也有了眉目。

但3000册书成了全家最大的希望和困难。说希望，因为卖掉书，可以挣一大笔钱；说困难，是如何把书卖出去。我就读的中学语文组动员各班学生购买，以一本4元的价格共卖出500来本，剩下的与废弃的农具一起，堆在屋子角落，成了一堆废纸。

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父亲决定变废为宝，把剩下的书推销出去。父亲借来一辆黄板车，把书整齐地码在车上，扎牢，又在上面铺了一层塑料纸，然后推着一板车书，天刚蒙蒙亮就从乡下赶路，傍晚时分，到了100里外的县城。父亲没有钱住旅馆，和我一起挤在学生宿舍的那张单人床上。

父亲弄来一块木板，在上面写着“我儿子的书”，把木板插在板车上，就开始穿大街走小巷叫卖我的诗集。午休的时候，我跑去帮忙。骄阳如火的午后，父亲在前面拉着板车，我在后面推着板车，我们都扯开喉咙，此落彼起地吆喝着。流水一样的汗水顺着脊梁沟汩汩滔滔地往下流淌。几天下来，我和父亲的嗓子喊哑了，脚步沉重如铅，好不容易卖出几本，结果不够生活开销。最后，我和父亲咬着牙，含着泪，把剩下的书当作废纸，卖给了拾破烂的。我的第一本书就这样以倒贴3000元而告终。

92年8月，我被保送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在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我偷偷卖了家里100斤黄豆，得了93元钱。怀揣着这笔钱，我到了海南，在一家报社一边写些批评性稿件，一边拉着广告，资助在读大学的哥哥、姐姐和读中学的妹妹。

95年春节，我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故乡。昔日的老师、朋友、亲友听说我回来了，络绎不绝地跑来看我。他们的千言万语里只蕴含一个意思，那就是希望我上大学。当时家里已经有了一点好转。我躺在床上想了好几天，2月17日清早，我背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和一箱书籍重新返回校园。厚厚的一叠教科书与我已经彼此都不认识了，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就着自来水，啃着面包，翻着书页，我开始了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攻读。4个月后，我参加了高考，分数出来，超出重点钱17分。但我只选择了省城一所一般院校的中文系，我清楚，我得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了，我不能再给风雨飘摇的家庭增加麻烦和负担。

大学里，我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边搞好学习，一边笔耕不辍，不仅养活了自己，而且小有成就。现在又有两本书——言情散文集《感情通缉令》和长篇小说《欲望红唇》即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庆幸的是，这些不仅没有再要交什么订金，而且还有不菲的稿酬。爬格子挣来的稿费帮助我度过了捉襟见肘的大学生活。当我把这些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他试探性地问我要不要交订金。我说不要，而且还有稿费。电话线那头，父亲裂开嘴笑了，那是一张牙齿已经全部脱落了的嘴。六十多岁的父亲已经苍老了。

如今走出象牙塔快四年了。年初，我放弃了在广州的一份薪酬优厚的经理人工作，重返校园，开始另外的求学和写作生涯。几年来，无论对待工作，还是学习，我都不敢稍有懈怠，因为在我眼前，时刻浮现父亲推着黄板车书，穿街走巷，大声吆喝叫卖的情景。那年父亲正当壮年，牙齿还没有脱落，他吆喝起来，底气十足，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