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屈和平第一次走进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感觉很神秘。

七十年代，各类媒体远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老百姓最能直接接触到的就是来自于电台的声音。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家里如果有一台日产的台式木壳两波段收音机，那就是很奢侈的了。所以，在老百姓的眼里，第一位是“广播”，第二位的才是报纸。电视在当时还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而当时的天津和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一样，只有一份市委机关党报《天津日报》。而《天津日报》大部分都是企业、厂矿、事业单位公款订阅，并且要求每个班组都要有，让每个人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大事。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屈和平经常能从广播里听到这样的声音，现在他也走进了这个让他看来有些神秘的地方，成为这里的一员。当屈和平走进有解放军站岗的电台大门的时候，望着高耸入云的发射塔，他感到了一丝骄傲和神圣。

当时电台的主要任务是“广播”，广播被认为是党的“喉舌”。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在电视尚不发达的年代，广播是最快捷的信息传播方式。那时还没有天津电视台，电视台当时还叫“电视科”，和“实验科”一起被称为电台的三大工作方向。七十年代初，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百废待兴，老百姓对电视还不了解，甚至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看过电视节目。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天津市全市的电视机也超不过二百台，并且主要集中在市委高官、涉外宾馆等单位，普通老百姓几乎从没接触过电视，在各大商场里也基本看不到。屈和平对电视并不陌生，因为在北京曙光小学上学的时候，学校礼堂里就有一台电视机。

有一天是周六，屈和平和另一个同学在学校里瞎转悠，正巧看见礼堂侧门有人出来，两人进去一看，原来有十几个师生在看电视。屈和平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主要节目是电影《红日》，但是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等到他醒来，电视节目已经结束，不多的同学们开始离场。那是屈和平第一次看电视。在他的印象里，电视不如电影好看，无论是屏幕还是伴音，显然要落后于电影。

天津广播电台内设实验科和电视科，广播是它的主项，实验是政治任务，而电视正处在等待发展的低谷。广播和电视对现代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但对“实验科”的工作内容到不甚明了，这是某一特定时期特有的产物。文革虽然结束了，但人们头脑中‘政治’还是被经常挂在嘴上，人们还习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当时的社会没有民主气氛，毛泽东还在用他一惯的方法控制着政权。各级政府仍然对外来的意识形态采取全盘否定和全面拒绝的态度，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还在行使着他们的淫威，对政治态度的敏感并没有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市的电台均设立了“实验科”。所谓的“实验科”其实就是“干扰台”，也就是用杂音或同频广播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收听敌台广播。在当时，法律还设有“偷听敌台罪”，而偷听敌台就是“反革命嫌疑”。

七十年代初，天津广播电台只有三、四百人，广播科就建在电台大院最里边的一座二层搂里。即使你第一次进入这个大院，从远处看过去就能判断出电台的位置，因为很多窗户外边飘动着长长的录音带，那些废旧的录音带从二搂的几个窗户里一直拖到地上，有的长达几十米。

和屈和平一起分到电台的学生有二十多人，男的比女的多。从气质和装束上看，真正出身于“根红苗正”的老干部家庭的并不多，很多都是工人子弟。从文革开始到现在，电台除了进过三十个天津驻军下来的复员军人之外，这是第一次进学生。略显“死气沉沉”的电台，一下子来了一帮十六七岁的学生，多少给这个大院平添了几分生气。

这三十来个中学生每天在办公搂学习，组织他们的是政治部的高主任。整个电台大院给人的感觉好像还是在学校，那些过来过去的人都显得和老师一样和蔼可亲，见了面总是对他们笑咪咪的。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那个买饭的男人就是著名播音员关山。屈和平喜欢听关山的声音，也听过这个叫关山的男人播讲《红旗谱》、《欧阳海之歌》，他浑厚的声音宏亮而具有磁性，现在自己也置身于他们中间，成了一个“新闻人”。

半个月的学习很快就过去了，在临结束学习时，高主任带着他们到电台楼参观。电台楼也有解放军战士守卫，他们走进了一间播音室，外屋放着几台台式录音机，机子上盘着一盘长长褐色的录音带，估计足有上百米，里屋是播音室，被一个大玻璃窗隔着，从录音间可以看到播音室里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两只黑色的话筒。听录音师介绍说：为了防止出现口误，电台播出的节目都采用录播的方式，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采用直播。在这半个月的学习期间，电台还组织他们到杨柳青发射台去劳动。杨柳青发射台院子很大，有大片的土地种上了红薯，屈和平他们的任务就是为红薯翻秧和除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