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沙子”难筑“墙”

田关山误盖一个指印，受苦受难受惩罚二十多年。苦儿小学毕业文化，本就只识得一、两千字而已，自从在龙山县城受到沉重打击之后，不仅无心参加宣传队，而且连原来能识的几个字也渐渐丢失了。为此，田关山希望苦儿择偶时能考虑到文化因素，找一个有文化的人，以求不被人用文字来欺骗她。苦儿也有此想，只是没有说出来。阿爸说了这一层，阿妮没做声，苦儿点了头。

岂知，矮檐之下只有低头，连这一个小小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有文化的人不来求，你背上门他不要，怎么办？

陈得福对苦儿有意多时，且常有非一般的表现，教苦儿练节目他最耐心，时时处处保护甚至袒护着她。苦儿也感觉到这一层，虽然陈得福大她五岁她也不在意，可是天天望他来提亲，他就是不来。

陈得福在家里多次提出要与苦儿谈婚嫁之事，父母哥嫂劝不醒他，又找七大姑八大姨众多亲戚来劝告：“这要影响你的前程，还是前程第一要紧！苦儿再漂亮，当不得衣穿，当不得饭吃，也当不得钱用！”

陈得福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接受了大家的好心劝告，就没有向苦儿提亲。为了让苦儿知道自己已完全变心，便找一个三代清白的姑娘结婚了，尽管那姑娘相貌平平，根本无法与苦儿相比。

陈得福当大队赤脚医生好几年了，因里耶区医疗卫生系统人手不够，经县革委会批准，招了一批医务人员，陈得福亦有幸被招去当了医生。

苦儿眼中，永远失去了一个泡沫。

离白果坪五里路的打虎岭有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要当兵去了。因为苦儿随宣传队到打虎岭演出过。以后凡是白果坪宣传队到周围大队去演出，这小伙子就始终暗暗跟着，目的只是偷偷地看看苦儿。现在要当兵去了，看不成苦儿了，他特地走到白果坪，找到苦儿，说了自己两年来的爱慕之心，要苦儿等他三年义务兵满，就回来提亲。

苦儿动了心，就同阿爸阿妮商量。

大家分析的结果是，军人最吃香，小伙子相貌那么英俊，或许提了官，组织上也不准他要苦儿；即使三年义务兵期满复员回家，他的父母、亲戚朋友也会照陈得福的父母亲友的样子做。因此，等他三年最终也可能是白等。

苦儿也想通了，这画饼充饥的事其实只能算个玩笑，玩笑开过就了事。

苦儿心中，永远失去了一个泡影。

在一家三口陷入深深怅惘之时，心梅关心妹妹来了。心梅给妹妹介绍了他们青草溪一个木工小伙子孙绍发。阿爸不得不放弃了找一个文化人的主张，对此取赞成态度，当然也是为了面对现实：“为人不学艺，挑断箩篼系！他有个手艺，还是好。”阿妮也点了头。

苦儿跟姐姐到了青草溪，与绍发见了面，二人互相看得起，孙绍发的父母看见苦儿一朵花，两个老人笑眯眯；于是，赓即订亲。

“左”倾思想铸成的灾难，殃及全国；文革的动乱，更是灾难重重。上层尚且多灾，何况底层。田关山更是在最底层。

在文革中，田关山经常挨批斗，说了一句“错”话，斗上一夜；干活有时太累了，歇一下，也得挨斗一天。公社不管开个什么比较大型的会议，热天就要田关山和其他五类分子去给公社食堂挑水。山路又高又陡，他累了一天，又走十里路回白果坪，夜饭也没想吃，就倒在了床上。马玉芝和苦儿母女俩，心疼得不得了！

到了冬天，公社开大型会议，田关山他们照常是刺炭的义务供应者。

年复一年，年年如此。反正苦惯了、贱惯了，一家三口也没怎么在意。同孙绍发订婚以后，心平的脸上开朗多了，有时遇到点小小的高兴事，也有了浅浅的笑容。谁知，这笑容只是一现即逝的昙花。

绍发是个木工，为生产队抓副业收入，在外做木工，每月得钱，除了交30元给生产队，评记300个工分之外，还有剩余，因此积了一点钱，不时给心平买个想要的小东小西，比如毛线、鞋袜之类，二人颇为合得来，感情也渐渐加深。绍发又是个有心人，专门打听心平一家的情况，得知心平的阿爸是个五类分子，大吃一惊：这还了得？又不敢提出悔婚，因为男方悔婚，几百元的订亲聘礼就丢进了芦毛河。

绍发也算脑瓜子灵活，他想了一招逼田家提出悔婚的“刀法”，当然也是够厉害的了。

一日，田关山到长女心梅家去走亲，必须路过绍发家岩院坝。正好在家的绍发故意走出门来，不是热情打招呼，而是两手插进裤子口袋，冷眉冷眼，闭口冷脸。一见这副尊容，田关山肝肺都气炸了，回来告诉马玉芝、田心平母女俩。三口一词：退婚！

婚是退了，又添了很多困难。幸喜绍发的聘礼，除了部分使用之外，大部分是布料之类，心平旧衣旧裳惯了，没有用那些布料，大多原物奉还，借钱还了其余聘礼所值的钱。

人们得了病，主要是眼病、心病，眼睛专门往左看，不屑右视；心病是恐惧症、恐右症，一听说与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有关的人和事，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避之不及。

有了这左视病、恐右症，田心平就惨了。乖乖一朵映山红，却没有人敢采摘。说是鲜花招蜂惹蝶，这些蜂、蝶都有深邃的眼光，不看映山红的光鲜美丽，却看到花下的土壤表面似乎黑沉沉的，于是“招”也招不上，“惹”也惹不着了；蜂也好，蝶也罢，对映山红都是止步不前、敬而远之了。

苦儿完全没有了笑容，而且患了文化健忘症，在小学学到的一点文化全退给了老师，成了一个文盲。

几场灾难，剥夺了田心平的高小文化水平，却剥夺不了她的思维。她在深感受到歧视之苦后，也准备“反击”了。

蜂蝶不来，这映山红就不要开放了吗？只要山花不谢，总有人欣赏、采摘。

田心平的同伴很多，“女儿国”里一班班二十几个，大小不过两三岁。青春的活力汇聚在一起，个个的胆子都很大，一起演出，一起游泳，还一起玩耍。心平坚决离开宣传队后，小茅棚外的河岸上，再也没有出现那个袅袅婷婷演练节目的身影。不过，除了宣传活动这件事，同伴们其它的活动她还是无一例外地去参加。只有在此时，她的青春又复活了。

白果坪大队河岸生产队办了一个砖瓦厂。一天晚上，本队一个社员朱国成与苦儿一起烧窑火、挑窑钎水。

朱国成筋筋瘦瘦，猴儿似的，是白果坪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一个导演。他与苦儿一起劳动，少不得摆家常、聊天，忽然朱国成话题一转，把苦儿的苦涩之心刺个正着：

——你和绍发的事吹了？

——吹了。

——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我长到十七岁，还没讲过一句谎话。

——我信，我信。我己经请媒人提亲了……

——你提亲，关我什么事，莫讲那些，莫怄人。

——恰恰与你相关。

——（丢了一把刺柴进窑）你提这个亲，动过脑筋没有？

——笑话，不动脑筋哪个敢提亲？

——那我就问你，你肯养我阿爸阿妮吗？

——肯。

——你不怕我阿爸头上的帽子吗？

——不怕。

朱国成比苦儿大四岁，也算同龄人，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也算青梅竹马。苦儿为了赡养父母，轻信了朱国成的话，就与朱国成订亲了，并商定实行晚婚，六年后结婚。

大队支书田心炳把朱国成找来：“你申请入党，我们正在考验你，如果你不从浑水里面走出来，支部大会就通不过。”朱国成犹豫了几天，不意喜从天降。

白果坪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龙山县数第一，远近闻名，所以常去附近公社、大队演出，别的区也派车来接请他们。

这日，宣传队到鸡头大队演出。朱国成也亲自出场，被一个寡妇看中。寡妇叫李金花，生有一子，丈夫患癌症去世。李金花虽然姿色较差，但身高体壮，且胆大、果敢。她请一个既熟悉自己也认得朱国成的人，待演出一结束就把朱国成请到家里。介绍人把双方大致情况一介绍，自己就回家休息了，让他俩自己谈。二人谈得很投机，谈了一个通夜。

第二天，朱国成走到田关山家，带点愧疚地说：“伯伯，对不起，苦儿另找婆家吧！鸡头大队那个李金花和我说好了，今天就去办结婚证！”说完，掉头就走。

过夫嫂，连夜跑。当天，朱国成、李金花就结了婚。

苦儿不留恋朱国成，但也免不了怅恨、伤心。

这文化大革命，把世道完全搞颠倒了！

本来嘛，苦儿一只金丝雀、一株映山红，配他孙绍发也好，朱国成也好，都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只有男方占强的。

可是，这年头，“牛粪”金贵了，鲜花贬值了，跌价了，跌得够惨，贬得够惨！

一连好几天，苦儿怕出门，又不得不出门，不然，工分谁去挣？苦儿怕见人，可是出了门就见人，一味躲躲闪闪也不是办法，只好一个苦果咽下肚，装着一个没事人。

好在苦儿没得罪过人，大家只在背后议论，当面谁也不提令她和她阿妮心痛的事，还故意多夸她干活展劲，肯拼命，又使苦儿心里好受一点。

一场又一场灾难，把苦儿压痛了，也压醒了。

但是，她没有垮。苦难使她坚强了起来，她慢慢看开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除了南方有北方。沙子，难道真的筑不得墙吗？女儿，难道真的养不得娘吗？

她不甘心。她又看到她的好友、桃花坪的田心翠同浙江一个弹花匠到温州结婚去了。她也要远走高飞。

但是，她不能像田心翠那样飞到几千里之外，田心翠是孤女，没有父母，而苦儿呢，有阿爸、有阿妮！

可恨那个三姨娘马三妹，居心出苦儿的丑。她要把苦儿介绍到八面山二岩上骡子坪去，对象又是一个黑大汉。

阿妮看得起那个黑大汉厚道，不怕山高坡陡，带着苦儿去看了家。苦儿一看，虽说这骡子坪人有饭吃，但是包谷饭吃了，十辈人不洗一次鼎罐，她看不惯。再看那山上，不是岩坎，就是悬崖，吓死人；上坡下坡，没得一脚平路。

黑大汉呢？牛高马大，出口成“脏”，一顿能吃五碗包谷饭，挑担能挑两百斤；不识字，不会讲话，只会笑，一笑就露出一排金黄的牙齿，苦儿看了就恶心。苦儿自己的两排牙齿，却是两排人见人爱的玉石！她常在镜子里为自己的两排玉石陶醉。

下得骡子坪来，苦儿连路骂三姨：“三姨，你这是坏良心。我这么矮小，到盖上怎么讨得到吃？我苦儿就这么不中用，不值钱，给介绍这么一个人！”

阿妮就骂苦儿：“没得老，没得少，你三姨一片好心，你还骂人家？”

苦儿向阿爸诉苦，阿爸心疼她：“你莫伤心了，等到时来运转，自有好人家来求！”

于是，苦儿咬着牙，发了铁誓：“在龙山县境内，不嫁；湘西几个县，不嫁！要嫁，就出县出省！”

从此，周围的媒人不敢上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