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大返城

1976年冬天，大招工开始了。

先是村里那十多个“老三届”返城，然后就是我们这帮后来的知青。“老三届”在村里有着八年的辉煌历史，给村里办过好多实事，感情与当地村民深厚也紧密，走时就恋恋不舍，村里人也不想让他们离开。欢送会那天，大队主任红着眼窝宣读送别词，就像念悼词一样中间几次停顿，念得泣不成声。

轮到我们回城，村里恨不能一下把我们全部攉拉走。我们这帮知青，因了那几个常年偷鸡摸狗的家伙而名声狼藉，所以招工指标再下来，大队竟先让他们填表，于是那几个哥们乐滋滋地在我们面前很是炫耀了一番。对此，大家意见纷纷，就找大队革委会，质问队干部，“回城论劳动表现。他们几个为啥就先走？”队干部无奈地摇着头说，“他们再呆两年，村里就没有会下蛋的鸡了。”

村里看人有时也势利，招工时坐小汽车的一进村，队干部就主动迎出，低头哈腰地给车上的人点烟。车上的人丢下一瓶酒，撂下两条烟，就敢指名道姓走后门了。看到这招灵验，坐小车的人就日渐增多，后来有的知青家长为了孩子能够回城，干脆求人借车带了礼品到村里摆谱作样。

那时城市小汽车不多，吉普车就是身份和地位，县团以上的单位最多配置两辆北京212吉普车。

我们宿舍的二娃，他爹在单位是烧茶炉的，也学着赶时髦，从单位领导那儿借了一辆吉普车，穿上新买的蓝色制服，气气派派地上山来。村里队干部就问，“首长你是管甚的？”他脱口道，“管水的。”单位司机脑袋机灵，赶紧圆场，“我们首长是管水利的。”队干部一听顿然高兴不已，“给俺村打两眼井吧。”

他爹不假思索，就一连的全部应承下来。

这一弄，二娃反而没走成，村里硬是让他多呆了半年，知道他爹确实吹牛确实无权才放他回来。

那时，看到别人送礼我就焦急，索性斗胆找了大队革委主任。我说自己没钱也没人，论插队年头已经够了，论表现还是个五好社员，比我晚来的填了表，劳动表现不好的也填了表，为甚不让我填表。主任就说，让你走是革命的需要，不让你走也是革命的需要。我不和主任强词夺理，又去找他那个容易说话的夫人。

她看我哭得如此伤心，眼睛也隐隐红了，就宽慰我说，“娃呀，你放心吧，我让那老东西给你弄一张纸填上。”

第二天，她扭着大队主任的耳朵，硬是为我争取到一张返城推荐表。她嗓门好大也好亮，在村里的大喇叭里震耳欲聋地呼唤我，通知我到大队部填表。

走时，知青们就像大撤退一样，屋里翻了个底朝天，能带的和不带的都拿上了。有的人连床板也抬到车上，让知青带队干部发现强行抽下来。也有的知青把所有的东西都送了人，只携带了那把使用过两年多的铁锹留作纪念。

收拾完行李，我在村里村外走了一遭，然后独自爬到山梁上。这时，远处的落日正在缓缓下沉，余辉映红了山顶，映红了那面平整倾斜的土坡。土坡上的树杈披了一层菊黄色，修大寨田移土时留下的土垒，如同探出的老人头一样孤独地矗立在那里沉思。

这瞬间，时光定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