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难忘的二十三年

八.第一次探亲

六六年年底，连里让我写大字标语[这时运输班已划给连里]，所以我上班就在连办公室。写的标语是全营用的。所以写了好几天。一天办公室来了二个学生，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北京第二中学的学生，是来串联的，并告诉大家；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走资派。他们是在团部点了火后来到这里的。不一会，他们就被班里的人拉去了。他们在班里作了演讲。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从这时在我们这里燃烧了起来。各班纷纷活动了起来，大字标语，大字报也相继出现。这时，原来我班里的一个上海青年被批准回家探亲。我就委托他去我家代看望一下父母。这边，群众性组织正在筹建，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听和看为主，没有参与任何组织。不久，家里来了电报‘父病危，速回。’父亲本来就有肺病，这下把我急坏了，立即找到领导，要求回家探亲。这次与我同时被批准探亲的有好几个。于是我就和他们结伴一起到团部开了通行证同回上海。这年冬天不知怎么的，天特别冷，有好几个人的耳朵被冻得大如手掌，又大又红又亮，还直往下滴水。在回家的路上，就看到几个这样的耳朵。在从阿克苏去吐鲁番的路上，我们坐的车后面还带了个拖车，一辆从后面上来的车告诉我们；‘有一个车轮掉在了后面的路上。’好险啊！驾驶员立即将车停靠在路边，还好是拖车上的轮子，他立即返回找回轮子，这才重新起程。到了吐鲁番，我们几个派出代表去买火车票，其他的人忙于找地方吃饭。第二天，大家总于踏上了回上海的火车。一路上全是串联的学生，车上很拥挤，每到一个车站都有爬车的，敲窗的，从人身上爬上来的。一路上只听到争吵声。所以，这一路火车误点很厉害，等到了上海，全程误点了42个小时。为了想能在上海多呆一天，我们还让列车长开了一个误点42小时的证明。这才离开火车站向家里奔去。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走在弄堂里，总感到这弄堂怎么又短又窄？这时情绪也格外激动，心跳也在加快。三年啦！终于能见到亲人了！不知父亲到底怎么啦？想到这里，眼泪也拥上了眼眶。此时，只有凌晨四点，只有弄堂口的点心店已在生火忙碌。整个弄堂还是那么安静，脚下的步子不知不觉的加快了，走到家门口，我环顾了一下四周，依然是那么的熟悉，我激动地看了一会，这才对着母亲的房间大叫；‘妈妈！’这一叫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妈妈的头从窗口伸出问；‘谁呀？’我回答说；‘是我’。这时，内心已无法压抑，激动的泪水已从眼眶里拥了出来，家里的灯亮了，楼梯声响了，门开了。爸爸，妈妈都起来了。接着几个妹妹也起来了。望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大家对视着，谁也不知此时说什么最好。母亲的泪水已挂在了脸上，还是父亲先开了口；‘把东西快放下。没吃吧？快给他烧点吃的。’这时电报的内容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忙转身看着父亲问；‘你怎么啦？好点没有？’三年前父亲的病我是知道的。他那时已病得骨瘦如柴。三年后的今天病情到底怎样呢？我焦急万分。这时母亲过来告诉了我实情；‘你同事来看我们时，你父亲正病倒在床，他看到后于心不忍，就让我们发个电报给你；‘就说是父病危，这样就好回来，要不然就不会放他回来。于是，我们就按他的意思给你发了电报。’。原来是这样。我的心一下就平了下来。但想到这三年多来，自己没能为家里担起担子，心里一阵难过，一种羞愧感顿时从心里升起。借着这激动的场面正好掩饰自己羞愧的心里。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此时，上海的文革运动已开展得很激烈。回来后，除了帮家里做点事外，每天没有事就出去看大字报，此时，上海柴油机厂的群众组织“上柴联司”和“东方红”两大派对立得很厉害。直接影响了整个上海滩，造成社会两派观念十分严厉，直接涉及到了每个家庭，在一个家庭里都会有两个对立面。为了不同的两种观念，父子对立，夫妻离婚的时而出现。这两大派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出动汽车，在人民广场用高音喇叭向对方进攻。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只能做个消遥派，看看热闹。所以，我每天都要去人民广场两边听听。有时为了不同的两个观点还会打起来。有一天，他们中‘东方红’借助公检法的力量强行攻下了对方‘联司’。伤亡惨重。这件事轰动了整个上海。大街小巷都在议论着强攻时的情景。白天，我没事就去新疆同事家玩，聊聊天，下下棋。有一天，我的扁桃腺发炎了，睡在家里没出去，这时，一起回来的同事来找我出去玩，母亲和他们说我病了，不肯去医院，于是，他们就硬拉着我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诊断完后，我就站队付款买药，让他们在边上等我，谁知，我刚站了没多久，就感到头有些晕，眼前开始模糊，我刚想举手叫他们过来替我站一会时，就不省人事了。在我前后的人发出了惊叫声，他们听到叫声立即过来，一看我已倒在地上，马上把我送到了刚才给我看病的医生那里。在半路上我就醒来了，医生又给我作了第二次诊断。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晕眩。

在我回来不久，小时候从楼上摔下来的六妹身体感到不舒。于是就和母亲一起陪她去医院，经医生检查为风湿性心脏病。需要住院，家中又没有钱。母亲就到父亲单位找了领导说了情况，由单位出了张证明，这才把六妹送进了医院。这年她才十二岁。就此，每天下午四点是看望病人的时间，就成了我不可忘记的时刻。因为每天的这个时候，六妹就会在病房的阳台上向下眺望，竭力地在来往的人群里寻找着我的身影。为此，我每次一走进医院也就习惯地仰起头向上望，每次都能见到她那瘦小的身影站在那不大的阳台上，当她一见到我时，就挥动着她那只细长的小手，在那里又叫又跳，显得格外高兴。我每次去都要给她带点菜和好吃的送去。她一看到我就会告诉我病房里的事。她依然是那么天真，活泼。我们兄妹情深似海。就这样，我一直陪伴到她出院。看到她，我心里总有一种难言之痛！就会想到那年从楼上摔下来的情景。心里就会感到很内疚，至今没能为父母分忧解愁、分担重任。实在是太无能了……

在上海期间，我的另一个生活内容；就是常去自己的叔叔家，大叔叔是双职工，去的次数不是很多，小叔叔家的婶婶刚生好小孩，我就经常去帮着做点杂事。婶婶娘家在浦东，有时她要回娘家，我就帮着抱抱小孩送她回去。婶婶的爸爸对我特别好，见我去了，就让我在那玩几天。我没事也帮着做点事，老人家狠不得帮我找个对象让我在那落户，由于我的户口在外地，又没有工作，一时就没能实现。就在这时，他们就想到了给我哥哥介绍对象，让我从中帮忙牵线，一天，特让我去看了那位姑娘。这时哥哥已从南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退学回来，在做临时工，我从浦东回来后，就把这事告诉了家里，哥哥听了也同意去看看，就这样，最后那位姑娘就成了我嫂子。

文革的混乱使我无法准时回去，自己也想能不回去多好。但在家待久了，心里总有股压力。整天逛街，走亲访友，要不就和几个一起回来的男女在已也不是办法。于是，就和一同回来的同事陈某商量，想一起做生意。因他会理发，就决定一起走街串巷去给人理发。我们带好了一套理发工具，两人一起出发了。先是在走街串巷，一开始我还有些腼腆，他很自然。但一个生意也没做到。我们就到郊区、农村，边走边不断地问；‘理发吗？’几乎就每人理会我们，只有几个小孩朝着我们笑。走了好多路，去了好多地方，两条腿走得酸胀，脚下也打起了泡，依然没有做到一个生意。回到家，天已很黑了，还不愿告诉父母，自己去了那里。从我回来后，父母也从来没管过我。所以，他们也没追问。第二天再也没勇气出去了。一天，有人来报信说，舅舅过世了，就是母亲从小被送到‘陆’家的舅舅，母亲那时天天接送他上学，所以这个舅舅工作后与母亲关系很好，平时休息天也常来看望母亲，临回去时，母亲总要烧点菜让他带回去。听到这突然的噩耗，母亲一下愣住了，母亲让我陪着一起去吊唁，这才知道；他前天晚上开会开到很晚，妻子那天做晚班，回来后吃了点饭就睡了，女儿这时才十岁，只听见爸爸半夜叹气把手放在了她身上，她就把爸爸的手拿开了，早上起来见爸爸还在睡，就上学去了。放学回来爸爸还在睡，就放了书包出去玩了。妻子晚班下班后，就在单位洗了个澡，又和同事聊了好久，回来比平时也晚了点。发现舅舅还在睡，就过去叫他，只才感到不对，就立即叫救命车，车来了说；人早已死了。这才告知亲友。对他的突发性死亡，所有人都没能想通。总感到他去的七窍。平时就没有听他说有哪里不舒服。在舅舅家等了一会，殡仪馆的车来了，说人已有些僵硬，让家属帮着为他穿衣，谁也不敢去帮这个忙，我只好自告奋勇地去办了这个忙。由他与母亲的关系，由他给我留下的良好影响，决定了我这样去做。在帮他穿衣时，确实有些僵硬。因为舅舅是文革中第一批被解放的干部，又身为街道党委书记，为此，单位对他的突发性死亡也同样存有疑意，所以，就提议对他的突发性死亡，除了对那天晚上吃的东西进行化验外，还要对他进行验尸。征求家属意见，母亲辈的几个大人和他妻子一起商量后，同意了单位的意见。几天后，验尸报告出来了，舅舅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这才解除了所有人的疑惑。

由于没有工作，家境又如此贫困，这样长期的待在上海靠父母养着，仅管父母从不说什么，但自己心里很过意不去啊！自己也没有一技之长，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所以，到了第二年夏天，正好上海各地区在做动员工作，让新疆回来探亲的知青，早日回去投入生产。有困难的人，上海方面可以帮助解决回去的盘缠。于是，我就联系了自己团里的四、五个人，一起向各自所在街道提出了回去的要求，并道出了我们的具体困难。于是，由街道为我们准备了回程的火车票，同时，又向家里亲人所在单位申请了补助。这样一来，回去的盘缠也就解决了。家里也没有了任何压力。我们拿到了火车票，又一次踏上了长途跋涉的里程。为了不让父母过分的难过，我不让他们送了。这次来送的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尽管我们都很年青，但当火车鸣笛时，依然无法控制难分难舍的泪，我们四、五个人登上了回去的列车，离别的感觉从心头升起，我们再次含泪挥手向亲人告别，再见了——我们的父老兄弟！再次含泪挥手向我们的家乡告别！再见了——上海！我的心再次随着车轮的滚动而起伏不平！

九.重返新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加上途中有伴，所以在火车上比第一次要自然得多，没有了那么多的好奇。我们几个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牌，时间过得到也很快。只是下了火车转坐汽车时，遇到了一些麻烦，汽车刚开出不到半天，就下起了雨，天山上的雨水直向下冲来，把公路都淹没了。我们的车就在水里开，驾驶员就凭着自己的经验在慢慢地摸索着向前开，突然，车身一侧，汽车的前轮掉进了水坑，大家随着这一侧身子大晃了几下，吓得都乱叫，不得不相互搀扶着。驾驶员踏足油门连冲了几下，还是冲不出来。驾驶员只好让大家下车。车下一片汪洋大海，男同志就脱了鞋袜，淌水走到高地，女同志就由男同志背上淌水来到高地，车上留下了两个人看行李，其余都上了高地。此时，真是上不见天，下不着地，四周一片荒凉，远处是光脱脱的天山，脚下是一片汪洋大海，这时，有人看到；在不远处有一间养路队的临时房，此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于是，我们就都去了那间临时房避寒。外面已伸手不见五指，初夏的夜晚依然有着几分寒气，饥饿还在不断地威胁着我们，肚子真的饿了，什么吃的也没有。我们几个找了半天，只找到几颗糖，于是，就用这几颗糖来充饥，到了半夜就更冷更饿了，加上瞌睡也涌了上来，人就感到更难受了。用聊天、跺脚、就地蹦跳来消磨这难熬的一夜。总于熬到了天亮。这时驾驶员就帮着拦车，分别让我们搭车去前面一站－－－－库车，让大家在那里等他。到了库车，大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饥饿问题，吃饱了肚子，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暖和了。到了下午三点多，我们的车才来，这才再次回到车上继续前进。后面的里程总算顺利。到了阿克苏，又转车去团场，在车即将开到了团场时，我们看到了有好几个人，理了阴阳头，戴着高帽，挂着牌，被人押着在路上走。这时团场的文革正处于高潮，进入了大楸斗时期。见到这种场景，心里未免有些紧张，也后悔不该此时回来。但已到了家，只有听之顺之了。

下了车，也不知去哪里好，离开一年多了，还不知怎么变化？正在团部开会的营教导员这时看见了我们，就给各单位打了电话，让他们来接我们，大家这才回到自己的单位。回来后，我被分配到一个新班，班里有许多人我不认识，原来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被子、铺盖被保管在库房里，床板，劳动工具都没有了。只好在地上铺些草先睡了。第二天，要上班了，连个砍土曼也没有，我就去营教导员家，借了一把坎土曼，这才能去上班。由于对现状一点不熟，所以，做什么事都随大流。为了和班里人搞好关系，把从上海带来的挂面就和大家一起吃。所以，带来的东西很快就吃完了。在我这慷慨之举下，张三给了我一块窄铺板，李四给了我一块窄铺板，这才把床给支了起来。由于他们给的都是他们不要的板，所以，我的床睡在上面会咯吱、咯吱的响。也不去讲究这么多了，比睡在地上强。为了能过平静的生活，我很少说话。也不参加任何组织，过着消遥的生活。但祸会从天降，有一天，‘专政队’来找我谈话，让我老实交代罪行，我一时被弄糊涂了，我有什么罪啊？他们让我好好想想。这天中午，连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揭发材料让我看，上面写着‘揭发现行反革命分子XXX。’罪行是；说我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毛主席像章叫‘大头像’，‘大头像’是国民党对袁世凯的叫法。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下面是；揭发人方某。看了后我傻了，这人是我原来运输班的，我从没与他有过不快之事，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实在不知道里面的原因。我于是就向连长说；‘这叫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上海工人阶级都在这样叫，我学来的。和我一起回来的王某，现在是团部‘专政队’队长，你们可以去问他。如上海工人阶级不是这样叫，我甘愿受专政。’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先把这事搁了下来。

这次回来帮上海的邻居胡某带了一个照相机，他父母想通过照片进一步了解新疆。当我把照相机交给胡某后，没过几天，他被按‘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罪名楸了出来[因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然而，就为了那只照相机，‘专政队’又找了我好几次，要我交代带照相机的动机和目的。我很清楚；我的每一句话都关联着胡某，再说我哪来什么动机，目的就是帮邻居一个忙。其他我什麽都不知道呀！每次找我，我能说的就这些。几次谈话他们都没能得到什麽结果，也就这样不来找我了，胡某依然被专政了。被专政的人都集中在一起，理了光头，由专人看管。干的是最重的活，隔三、五天还得接受一次批斗，在台上挂着牌，低着头站半天，还有人隔一会就来把你的头向下狠狠地按一下，隔一会就来向你吼几声。还不停地喊着；‘打倒XXX’的口号，还要让你喊打倒自己的口号。一不小心还会挨打。会场的气氛总是那么激烈、那么紧张、那么让人提心吊胆。运动再次推向高潮，各级领导也逐一被楸了出来，特别是国民党投诚的在职干部，一个也跑不了。不管谁被楸出来，‘专政’的人都要陪斗。这时的生活气氛特别紧张，心里的那根弦绷得那么紧，谁都不知下次该论到楸谁了？一听到要开大会，心里就紧张。有的正在和大家一起开会，被楸了出来。有的做晚班正在睡觉，也会被从床上楸起来了成为‘专政’对象。还有的从上海刚回来，还没下汽车就被楸了出来。当时，我心里也格外紧张，因为我曾被人揭发过，每次开会我的心就七上八下，总感到这次会挨到我了。直到会议结束，那颗绷紧的心，才松弛下来。大家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下生活着。谁都不敢乱说话，整天挂在嘴上的就是毛主席语录。食堂打饭要先讲毛主席语录才给打饭，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每做一件事都要说毛主席语录。生活过得是那么的奇特！还没人敢说，说得不好就要被楸出来。总觉得生活得古古怪怪的，那么不自在，那么的别扭。时而还要开‘忆苦思甜’大会，吃‘忆苦’饭，所谓的‘忆苦’饭，就是把兔子吃的苦苦菜烧给我们吃，很难吃，很苦很涩。那些有家的，就吃个样子，回家重吃。那些被‘专政’的为了少挨打不得不就拼命吃，那些激进分子吃了还装微笑表现自己。真是一个复杂的人群。一次运动剥去了许多人的外衣，让人流露出了内心的丑恶。有些人为了伪装、表现自己，不惜出卖朋友、出卖灵魂。

有一天，早晨上班时，一个平时工具也懒得拿的人，这天，不但拿了工具，还扛了块‘语录牌’[是带到工地做上工前请示用的]，我当时就和他开了个玩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啊！多拿了样东西啊！’当时有好多人在，他调皮地对我一笑。就这样大家上工去了。没想到就我这句话，有人揭发我，说我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毛主席的像，说成‘东西’，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一个多么荒唐的揭发！这些人到底为了什么？一张像不是物又是什么呢？难道真是人吗？到底是谁诬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倒真想不通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又能与谁理论呢？我们的排长是一个刚退伍的军人，他见我很不服气，就对我说；‘算了，现在没法评理，你就多写几张检查，多给自己扣几顶帽子，少谈原则问题就行了。’于是，我就按排长意思写起了检查，每天交一张，不断地作自我检查，也不知写了多少张？也不知交了多少天？团支部召开了团员大会（没让我参加），会议内容是；提出要开除我的团籍。这要求同时遭到了另一部分人的反对，表决数不到半数，故也就不能开除我的团籍了。最后决定；由团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找我谈话。我抱着一肚子委曲，接受了他们的谈话。我向他们叙述了我的一生，让他们从中去寻找我的反革命思想的根子。可见，这次谈话也就不了了之。但我作好了最坏打算；写了封信给上海，告诉了父母，一旦我被楸出来，怎样和我联系等等。事后，虽没被楸出来，但已是一个‘监外执行’者了，为了不再找麻烦，我每天上班比别人早，下班比别人晚，工具比别人带得多，抢重活比别人跑得快，说话比别人少，几乎已没了话，整天和哑巴一样。经常干得腰酸背疼，也不啃一声。这时的我与劳改犯已没有了两样。仿佛在以此赎罪。检查还在不停地写。直到后来消毁黑材料时，我才知道自己写的检查叠在一起已有一、二寸厚。对着这厚厚的检查我只能苦笑……。

抱着紧张和惧怕的心情，忍受着无比的劳累，在一天天地生活着。一天，我正在割麦，连指导员派人来叫我回去。我一下心又跳到了嗓门紧张了起来，不知又犯了什麽错？心里胡乱猜了起来。回到连里，指导员让我带上行李和笔，马上派车送我去团里报到。心想这下完了！把问题弄到团里去了。不知该受什么处置了？抱着横竖横的心理，带着行李随车来到了团部。刚下车，就碰到了团组织科科长，他就是我初来新疆所在连的指导员，现在被调到组织科任科长。他一见我就告诉我；‘让你来和另二个上海青年一起，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写一些标语和路牌。’他这一说把我悬挂着的心一下给落实了。同时感到一阵轻松，终于从那紧张、惧怕的生活中解脱了出来。我很快找到了另二个上海青年，团里把我们安排住在一间小屋里。三个人就此生活，工作在一起，我们相处得很好，工作上分工又协作，由于他们的字比我写得好，所以，我就划线打格写些小标语，正面标语都由他们来写。整个团部的路牌，托儿所，招待所，办公楼，食堂，商店的墙上，都写上了毛主席语录。由于要在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完成，我们后期也经常加晚班。由于晚上灯光不好，有时还得提着马灯写，晚上加班比较累。也没有夜宵供应。所以能不加班我们尽量不加班。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那天，我们为会场布置写下了最后一批标语和口号。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们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了。做了二天收尾工作后，就各自回了连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