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魔瓶为谁而开

第一节人类社会的大脑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里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他起码发现了他的“敌人”的两个新型特点，一个是“学术权威”，一个是混进党里、军里、政府里和文化领域里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他的“敌人”不再是生产活动的掌控者，不再是掌握资本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建筑，而是“资本家与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学术权威”和“代表人物”；他的“敌人”不再是以物质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思想的面貌出现。

但是毛泽东没有搞清楚的是，为什么这些曾经的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科学学术的泰斗，如今要背叛无产阶级，要去为资产阶级摇旗呐喊？为什么这些曾经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同志，如今要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当他不能跳出“一分为二”这个在当时就算是最高端的哲学的圈圈的时候，他就只能认为这些人原本就是坏人，是混进无产阶级队伍里的害群之马。而在过去的革命历史中，也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投机革命，后来又背叛革命。这就为毛泽东的那种想当然的认识作了有力的注脚。

但是事实上却不是那样。事实上是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而这个“左、中、右”里的“中”是一个独立的成分，它有自己独立的立场。

它虽然有一些摇摆的特性，但是，他是不可能完全被“左”或者“右”收买的。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它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它有自己独特的赖以存在的理由。它不必要完全依赖于“左”或者“右”而存在。这个“中”，实际上就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知识阶级。

一个人，是由他的大脑和躯体这两个部分对立统一而组成的。

大脑是干什么的呢？躯体又是干什么的呢？大脑就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大脑是干开拓与创新工作的。躯体是应对事物、处理事物的。躯体是干专业与守成工作的。没有大脑收集信息、处理信息，躯体无法应对事物、处理事物；而没有躯体应对事物、处理事物，大脑也没有能量来源，也不能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大脑与躯体是分工与合作，谁也离不开谁。

而一个社会也同样，是由两个方面对立统一而组成的，是由知识阶级和产业阶级这两个阶级对立统一而组成的。知识阶级就是人类社会的大脑，是引导社会发展、调节社会平衡的；而产业阶级就是人类社会的躯体，是从事社会生产、保障社会供给的。知识阶级就是负责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需求；产业阶级就是负责人类社会物质经济的需求。知识阶级做的是生产与生活模式上的开拓与创新工作；产业阶级做的是生产与生活模式上的专业与守成工作。

正像一个单体细胞逐渐分化发展成一个人，从而有了人的大脑和躯体一样，人类社会也是由原始社会逐渐向高级社会分化发展，从而才有了知识阶级和产业阶级的明确分工的。

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大脑不是总象人脑这么高级。象蚯蚓、蚂蝗，它们的大脑就不是那么高级。而正是由于它们的大脑不是那么高级，所以价值也不大，地位也不高。蚯蚓和蚂蝗的躯体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这就是由于它们的大脑不高级，价值不大，躯体可以不依赖大脑而生存的缘故。

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完善，人类社会的结构并不像人体的结构那么高级发达。所以，人类社会的大脑——知识阶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是象人的大脑那么高级，那么有价值。而正是由于知识阶级的价值不大，地位不高，所以，人们过去对它的认识也不是那么清楚和明白。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人类就有了知识，就有了知识阶级，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大脑。

而这个大脑，由于它的功能不强，价值不大，所以地位也不高，它是屈从于产业阶级的支配之下的。它是以各种面貌分别出现于人类社会的不同领域，顽强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能，彰显着自己的价值。也在不断地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知识阶级的价值在于开拓创新，在于引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只有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发展阶段，知识阶级才能够占据高位，成为这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而一旦社会停止变革，较少创新，那么，知识阶级就没有价值，她的地位就马上跌落，她就要让位于专业守成的产业阶级。

第二节从宗教到民主

宗教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集中展现，也是人类早期文明体现价值的一种有效形式。

宗教总的来说是一种世界观，是用来解决人们心中的困惑的。她既包含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臆想，体现着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与探索，也容纳了人们的生活实践，积淀了人们过去的和现有的科学成果。

每个民族依着自己的民族特点，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形式。而宗教的功能，则都是一样的。无非是整合社会力量，统一社会意志，服务社会生产，探索科学文明。

宗教总的来说是一种文明，是属于知识的范畴。所以它是由知识阶级来担当，体现着知识阶级的价值。

而由于宗教的价值，也就有了宗教的地位，也就有了宗教人士的地位，也就是知识阶级的地位。

古代中国主持祭祀者，是“在国为君，在家为长”。而且祭祀所用的鼎，是权力的象征。可见宗教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是，主持祭祀时剥夺了专业的宗教工作者主持祭祀的权力，可见古代中国政治的专制。不过祭祀的操典还是由宗教工作者安排，这也显示宗教工作者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古代罗马的皇帝和教皇是分开的。皇帝掌握实权，但必须受教皇的册封。教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教皇拥有自己的田产，不受皇帝管辖。由此可见宗教和宗教人士也就是知识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古代乃至现代的穆斯林世界，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精神领袖可以决定政治领袖的命运。这说明穆斯林世界的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同时也说明他们的知识阶级的地位高于产业阶级的地位。

古代印度等级森严，而代表知识阶级的僧侣阶层占据第二级。其地位显示强悍。

日本和中国一样，自身宗教不很发达。但是日本有一个天皇，实际上就取代了宗教的作用。天皇就是日本民众精神的皈依。日本历史上两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社会变革“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都是藉着天皇的名义，在天皇的号召下完成的。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唯一的投降条件就是保护天皇体制不致破坏。实际上就是保护他们的精神不灭，就是维持他们的宗教体制不变

进入科学时代以来，客观唯物主义取代主观唯心主义成为了大部分人的精神家园。于是宗教的作用减弱，宗教人士的社会地位降低。但是，这并不是知识阶级的地位降低，而是知识阶级的地位提高。是知识阶级换了一种面貌，以另一种方式更强有力地参与社会生活，更强有力地显示自己的价值。

西方现代历史中的民主浪潮，就是西方知识阶级参与社会生活，彰显自身价值，提高自身地位的努力行为。当然，由于知识的价值仍然不足以满足社会需要，资本的价值仍然占据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所以，知识阶级并不能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支配知识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另一种形式。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同凡响、特立独行的民族。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华夏文明的源头《易经》，是一座气势恢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厦。我们的先人，从一开始就是在客观辩证地认识着世界，而较少地以主观唯心的方法去看待身边的事物。这也就是我们华夏宗教始终兴盛不起来的原因。

由于华夏宗教的不发达，所以，从古代开始，中国宗教以外的知识阶级就取代宗教势力，占据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秦始皇焚书坑儒，从反面证明了知识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候，由于地主阶级腐朽不堪，资产阶级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都难当拯救民族，书写历史的大任。

中国的知识阶级作为社会的中坚，民族的精英，不得不站出来，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也彰显出自己的社会价值。

应对内外压力，引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本来就是知识阶级的社会职能。

但是，知识阶级只是一个大脑而已，是只能做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工作，只能产生精神的力量；而应对事物，处理事物，必须要由产业阶级来完成，只有产业阶级才有物质的力量。知识阶级与产业阶级是分工合作的。

那么，在地主阶级腐朽不堪，资产阶级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都难当历史大任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阶级去和谁合作？去借助谁的物质力量来应对社会危机，引领社会变革呢？这个物质力量，当然还是只有到产业阶级中去寻找。

每一个社会，都是有对立统一的两个产业阶级的。封建社会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产业阶级的对立统一；资本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产业阶级的对立统一。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统称为无产阶级。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化的中国社会里，她们是并存的。

虽然无产阶级没有地主资产阶级高级，但是，在地主资产阶级让人失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物质的力量，就是知识阶级最后的合作与依靠对象了。

虽然无产阶级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种成分，但是，在中国，农民队伍要比工人队伍庞大得多，所以，拯救中国的最大的物质力量在农村，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然而，当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谁来担当新社会的领导阶级呢？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没有知识阶级这一概念，而资产阶级又被打倒，领导新社会的阶级就只能是无产阶级了。

但是，每一个生产力水平，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从而也决定着这个社会的文化形态和政治形态。

农业社会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形态，这两种社会形态就代表着两种生产力水平。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就是对土地的“开发与占有”，是粗放型生产，这决定了它的文化是“攻击性，掠夺性”；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就是对土地的“管理与挖潜”，这决定了它的文化是“统一性，协调性”。

而一个阶级之所以能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不在于它事实上有没有占有生产资料，而在于它有没有掌握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具备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思想文化。

奴隶主阶级之所以在奴隶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就在于他的文化思想上的“扩张性，攻击性”，在于他的“个性”；地主阶级之所以在封建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就在于他的文化思想上的“统一体性，协调性”，在于他的“整体性”。

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打倒了资产阶级，夺取了由资产阶级掌握的生产资料。但是，他们没有掌握和具备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利用生产资料。

当工业化生产开始之后，社会生产就由“土地生产”转向“市场生产”。“市场生产”和“土地生产”一样，也会经历“开发占有”与“统一协调”这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是两种社会形态，也是两个层次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市场生产”阶段的第一个社会形态，也是第一个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资本主义社会和奴隶社会一样，也是以“开发占有”为主，是具有“攻击性，掠夺性”的一个社会，是一个“个性”化的社会。

而无产阶级的文化特征却是“团结互助”，是“统一协调”。很显然，这种文化特征相对中国初级的“市场化生产”社会，不是落后，就是超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上所犯的错误，并不是某一个个人的失误，他是具有深厚的阶级特征的，他是一个阶级所犯的错误。

而当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工作令人忧心的时候，一些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苗头却与那种失败的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不可避免地彰显和放大了中国知识阶级与无产阶级在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从而引发双方从合作走向分歧。

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就是首先要让自己占据领导地位，不能大权旁落，在这个前提下，即使经济上差一点、慢一点也不要紧。此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知识阶级的价值观念则是要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民族的竞争力，在这个前提下，是“不管白猫花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导致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明白这个矛盾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矛盾。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典里没有知识阶级这一概念，而世界又是“一分为二”的，所以，这个矛盾只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一场大战下来，双方都是伤痕累累。但是，谁又能够明白，这是为什么呢？

第三节资本阶级之母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土地生产和市场生产两种生产形式。而不论哪种生产形式，资本阶级与劳力阶级的对立统一都是生产的核心。奴隶社会是奴隶主阶级（资本）与奴隶阶级（劳力）的对立统一；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资本）与农民阶级（劳力）的对立统一；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资本）与工人阶级（劳力）的对立统一。

在资本与劳力的对立统一中，劳力带有很大的自然属性。虽然各个社会状态中的劳力状态有所不同，但都是以人力为主，变化并不是很大。而资本则带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或者是资本的属性规定着社会的属性。每个社会中的资本由于社会状态的不同，差别很大。可以说，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就是资本进步的历史，也就是生产工具进步的历史。

那么，生产工具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怎么转化为资本，从而使它的所有者成为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的呢？

生产工具是由人发明创造出来的。而发明创造生产工具的人，显然不是资本阶级。资本阶级只是掌握和利用生产工具，进行一种专业化、程序化的生产。资本阶级做的是专业、守成的工作。而发明创造生产工具，是一种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这是知识阶级所做的工作。

那么，生产工具又是怎么从知识阶级的手中发明创造出来，又转到资本阶级的手中去的呢？

爱迪生是一个大发明家，是一个大创造家。爱迪生做的是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显然，爱迪生是属于知识阶级。

爱迪生把自己的发明成果转卖给资本家。他和资本家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由于爱迪生并不能不断地就同一种生产进行不断地发明创造。所以，一旦他的发明创造完成，并且他将他的成果转卖给了资本家，那么，他，也就是他作为一个知识阶级的价值就终结了。他的价值被转化到资本家和资本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身上。

在未来的日子里，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就因为他们所购买的价值而取得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进而取得在社会上的地位，成为一个领导阶级。而爱迪生因为不能发明出新的成果，没有新的价值，他也就没有新的地位，他只能接受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领导。

假如爱迪生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成果，不断淘汰旧的生产工具，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而使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无所适从。那么，资本阶级还怎么显示他们的价值？还怎么成为领导阶级？那么，爱迪生不就反过来领导资本家了吗？

比尔•盖茨是微软的大股东。他之所以成为微软的大股东，是因为微软是他搞出来的。也就是说，他首先是属于知识阶级，然后才转化为资产阶级。

而他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前提条件是，在这期间没有人发明出比他的微软更先进的东西。假如有人当时和他竞争，那么，他就不能安心地充当资产阶级，而必须继续留在知识阶级阵营之中，进行新的发明创造了。

知识阶级的不足及其停顿，是资本阶级产生和彰显价值的原因。在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严重对立的时候，地主阶级以其极具调和色彩的新的生产方式赢得了奴隶阶级的合作，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实际上，地主阶级是做了一件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他们这时候是产业领域里的知识阶级。但是，当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立，地主阶级仍然以他们所发明出来的那一套确立与农民阶级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开拓创新，而是专业守成了。他们就由知识阶级转化成了资本阶级。

土地生产发展到封建社会，必然发生相对土地生产的人口节余和相对农业生产的资本节余。这一部分节余的人口和资本，就集中到城市之中，形成市民和市场。市民们脱离土地和农业，进行的是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所以，他们是产业领域里的知识阶级。而当市场生产形成规模，一部分人由于有了资本而可以进行专业化，程序化的生产的时候，这些人就从知识阶级转化成了资本阶级。

资本阶级实际上就是对知识阶级的凝集和固化。是知识阶级停滞不前的一个标志。实际上，知识阶级是资本阶级之母。

第四节资本阶级的掘墓人

知识阶级是资本阶级之母。它也是资本阶级的掘墓人。

知识阶级作为资本阶级的掘墓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基础。

在上层建筑方面：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前有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有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谭嗣同慷慨赴义。知识阶级对于解放思想，打破旧的社会体制，对于引领社会潮流，确立新的社会形态，是不遗余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的。

而打破旧的，确立新的，实际上就是推翻旧的资本阶级，拥立新的社会领导者。

那么，知识阶级为什么总是要推翻旧的资本阶级，拥立新的社会领导者呢？

我们以一个家庭为例来比较和观察。

一个家庭中有夫妻，有子女。丈夫和妻子就相当于一个社会中的资本阶级和劳力阶级，子女就相当于这个社会的知识阶级。

丈夫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所以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同样，资本阶级利用它的资本，对这个社会做出了最大贡献，所以，它也成了这个社会的主宰。

妻子操持着家庭的内部事务，特别是照顾着子女的饮食起居，从感情上和孩子较为亲近。劳力阶级是生产工具的直接使用者，是资本的直接利用者。他们在直接的劳动中付出了自己的艰辛，也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给知识阶级提供了知识的来源。所有的知识都是离不开社会实践的，这就决定了知识阶级与劳力阶级的广泛联系。

孩子是由父亲供养的。而且孩子的身上承继着父亲的希望，关乎着父亲的未来。所以，父亲对孩子的态度，比对妻子的态度更好。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比母亲更高。但是，从本质上，孩子和母亲都是受父亲支配的，都是要受父亲的谩骂和毒打的。只不过程度不同，层次不同而已。

知识阶级是由资本阶级供养的。由于知识阶级的开拓创新可以给资本阶级带来更大的利益，所以，资本阶级也会给知识阶级更好的待遇。知识阶级的地位比劳力阶级的地位也要高一些。但是，知识阶级只不过是资本阶级豢养的一条狗，他同样是要被资本阶级压迫和奴役的。知识阶级和劳力阶级都是资本阶级的奴隶、奴才。只不过程度不同，层次不同而已。

所以，当一个家庭处在和平状态的时候，孩子会顺着父亲，甚至帮着父亲维持家庭的安宁。但是，一旦家庭处于真正的危机，一旦父亲的无能导致家庭关系的变化与颠倒，孩子就会义无反顾地支持母亲，反抗父亲。因为他的利益和母亲的利益是一致的。

同样，当一个社会处在和平状态的时候，知识阶级会顺着资本阶级，迎合资本阶级，甚至帮着资本阶级欺压劳力阶级。但是，一旦社会处于真正的危机，一旦资本阶级的无能导致这个社会的无序，知识阶级就会重新审时度势，提出自己的新主张。从而领导社会改变旧的，迎来新的。毕竟，开拓创新，本来就是知识阶级的拿手好戏。

虽然上层建筑的变化是因为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产生。但是，知识阶级无疑在这个变化中起到了开拓创新的引导作用。

知识阶级在社会的量变过程中是属于被领导阶级，但是，在社会的质变过程中，他是绝对的领导阶级。

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离开了知识阶级的领导，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产业阶级有社会变革的要求，但是他们没有社会变革的思维能力。因为他们的专长是物质生产，是专业守成，不是精神创造，不是开拓创新。

每一个社会变革，都是知识阶级与产业阶级的精诚合作。知识阶级提供精神力量，产业阶级提供物质力量。在量变的过程中，是物质领导精神。而在质变的过程中，是精神领导物质。

所以，知识阶级是资本阶级的掘墓人。或者说，知识阶级是资本阶级的第一掘墓人。

在经济基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地主阶级的开拓创新，促使奴隶社会的崩溃瓦解；是资产阶级的开拓创新，促使封建社会的崩溃瓦解。而每一个社会的崩溃瓦解，都标志着一个资本阶级的垮台，标志一个资本阶级走进坟墓。所以，地主阶级是奴隶主阶级的掘墓人；资产阶级是地主阶级的掘墓人。

当然，奴隶阶级在推翻奴隶主阶级的过程中起到了作用；农民阶级在推翻地主阶级的过程中起到了作用。但是，没有地主阶级提供的先进生产力，奴隶阶级的暴力对抗只能使奴隶主阶级头痛，却推翻不了奴隶主阶级；没有资产阶级提供的先进生产力，农民阶级的暴力对抗只能改朝换代，却改变不了封建社会，推翻不了地主阶级。

所以，地主阶级是奴隶主阶级的第一掘墓人，奴隶阶级是奴隶主阶级的第二掘墓人；资产阶级是地主阶级的第一掘墓人，农民阶级是地主阶级的第二掘墓人。

而地主阶级在没有推翻奴隶主阶级之前，虽然他也在进行生产。但是，他的主要特征不是生产，而是开拓创新。所以，，他这时候是知识阶级，而不是产业阶级。只有当地主阶级推翻了奴隶主阶级，成为了专业守成的生产活动的领导者，不再进行开拓创新，他才成为产业阶级。同样，资产阶级在没有推翻地主阶级之前，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开拓创新，而不是专业生产，所以，这时候他们是知识阶级，而不是产业阶级。

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发现，在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不仅有一个工人阶级，还有一个白领阶级。白领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是为资产阶级打工，是受资产阶级的领导与欺压。但是，白领阶级与工人阶级又有所不同。白领阶级使用的是脑力，是进行企业管理，做的是开拓创新的工作；而工人阶级使用的是体力，是进行工具操作，做的是专业守成的工作。

这就是说，白领阶级属于知识阶级，而工人阶级属于劳力阶级。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是明显的。但是，白领阶级才对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威胁。白领阶级才是资产阶级更危险的敌人。

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只能造成生产的暂时停顿，却不能动摇整个生产制度的根本，不能推翻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没有掌握先进的生产力，不具有生产上的先进性。

而白领阶级处于生产活动的中枢，控制着生产活动的流程，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管理模式，可以决定生产的方向。也就是说，在生产活动中，白领阶级几乎与资产阶级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力。关键的是，资产阶级凭的是资本，而白领阶级凭的是知识，凭的是他们的开拓性与创新性。资本是死的，而知识是活的。所以，总有一天，知识的价值会超过资本的价值，白领阶级的地位会超过资产阶级的地位。

目前金融领域流行的基金管理，就是白领阶级的价值必将超过资产阶级的价值的最好证明。基金管理中的管理者都是白领，不是股东。而基金的投入者，即股东，也就是资产阶级。而在基金的运营中，基金的管理者占据什么地位呢？基金的投入者又占据什么地位呢？可以说，基金的投入者只有投入与不投入的权力。而一旦投入，则基金的运营操控完全掌握在基金的运营者手里，投入者只能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白领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位对比的一个发展方向。

而白领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价值观念上又有所不同。资产阶级追求的是企业效益，也就是个人的利润，是纯粹的物质利益。而白领阶级有追求企业效益的要求，也有追求社会效益的冲动。

企业效益是物质利益，社会效益是精神利益。追求到了企业效益，可以得到老板的分红。追求到了社会效益，可以得到精神的享受。关键的是，这个社会效益不是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得来的，而是通过调剂企业分配得来的。是行使一个企业管理者的权力。

当一个企业管理者，也就是白领阶级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效益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寿命也就到头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就要瓦解了。这就是说，白领阶级是资产阶级的第一掘墓人，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第二掘墓人。

而白领阶级在没有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之前，他是属于知识阶级的。

第五节从皇上到总统

罗马初建时是一个由元老院掌握政权的共和国。公元前149年罗马消灭迦太基之后，成为了地中海没有争议的主宰者。共和国的疆域向四面八方扩展，无数的战争给共和国带来了无尽的荣耀。但是，在这种荣耀之下，在共和国的内部，却早已矛盾重重了。由于连年的战争给这个国家提供了充分的奴隶来源，贵族阶级可以在市场上极为廉价地买到奴隶为他们种地。于是这些贵族地主生产出来的粮食的价格大大低于了普通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的价格。再加上连年的战争，农民的土地本来就受到了很多损害。所以国内的农民纷纷破产，被迫涌入罗马城中乞讨或者将自己作为农奴卖给贵族。这样一来，国内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就越来越严重。罗马城中，充满了脏兮兮的破产者，到处都是贫民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当时曾经有一个改革者，叫做提比略，试图进行土地革命，缓解国内的这种矛盾，但是受到了元老院和贵族的敌视，最终在竞选连任保民官的选举现场被贵族们和元老们派杀手刺杀。提比略的死导致罗马城中出现了大量的暴动。愤怒的农民和提比略的支持者与罗马军团在城中到处发生冲突，整个国内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了，被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被统治下去了。这个时候的共和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整顿这一切。于是就出现了凯撒。

凯撒凭借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带领着他忠实的部下们攻入了罗马城，赶走了元老院中的所有元老，自封为首席执政官。后来他又击败了元老院的庞培军团，建立了独裁政权，开始大力改革国内的状况。他做出了很多损害贵族利益的改革措施。于是最终他也就和提比略一样，在一次走进元老院的时候被贵族们杀死。

凯撒的死，抑制不了帝制思想在罗马的膨胀。罗马帝国的诞生，是不可避免的。没过多久，凯撒的侄子屋大维奥古斯都，在逼死了埃及艳后占领了埃及之后登上帝位，建立了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诞生，表面上是否定了共和，肯定了专制。但是，它却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罗马的共和，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共和，不是奴隶主阶级和普通农民之间的共和。而罗马帝国的专制，是对奴隶主贵族的专制，相对罗马农民来说，就是某种程度的共和了。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夏朝之前，也是一种禅让式的共和制。而到了夏朝，大禹取消了禅让，改为世袭制的“家天下”。那么，这种“家天下”相对以前的禅让与共和，是进步呢？还是退步？为什么它能行使得通呢？

毛泽东评论《水浒》时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是的，《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这到底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呢？还是《水浒》作者对于历史的歪曲？

关键是，皇帝在这个社会中代表了什么角色？

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这不假。问题是，皇帝仅仅是地主吗？

丈夫和父亲是这个家庭中的独裁者，是妻子和儿女眼中的反动派。但是，他仅仅是一个反动派吗？在充当反动派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家长，他承担着保护妻子儿女的责任。丈夫的角色是双重的。

同样，皇帝是最大的地主，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但是，皇帝不仅仅是一个地主，不仅仅属于地主阶级。皇帝同时也是这个社会的掌控者，他肩负着维护这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责任。

地主阶级只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只关心地主阶级的利益，至于农民阶级怎么生活，那不是他的责任，也不是他所要关心的。而皇帝是站在社会整体的立场上，他不仅关心地主阶级的利益，也要关心农民阶级的死活。因为没有农民，就没有这个社会，就没有他的“家天下”。

所以，皇帝在充当着最大的地主这个角色的同时，也充当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调解人的角色，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这就是大禹的“家天下”能够行使得通的原因。

这就是说，皇帝肩负着和宗教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同样的使命。皇帝其实也是属于知识阶级的。只是，宗教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是侧重于精神方面，而皇帝和他的“家天下”是侧重于物质方面。

当然，皇帝更多的还是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最终还是要被打倒。

皇帝被打倒之后，又来了一个总统。那么，总统是属于什么阶级呢？总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统，他肯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仅仅属于资产阶级吗？

总统与资产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资产阶级只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或者一个小集团的利益。至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那不是他考虑的范围。而总统必须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关乎着国家民族的安稳与发展，而没有国家与民族，还要他这个总统干什么？

这就是说，总统和他的政府，是属于知识阶级的。只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强大，总统和他的政府不得不更多地迁就和考虑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使他的政府事实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总统和他的政府是资产阶级豢养的走狗。但是，总统和他的政府本质上还是属于知识阶级的

第六节魔瓶为谁而开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法国大革命爆发。

革命初期，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取得政权。广大群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反对革命继续发展。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吉伦特派取得政权，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和巴黎无套裤汉。

从1792年秋季起，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的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以忿激派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以恐怖手段打击敌人。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

巴黎人民于5月31日～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

雅各宾派颁布《雅各宾宪法》，废除封建所有制，但仍保持反劳工的《列•霞飞法》和《农业工人强迫劳动法》，并镇压忿激派和埃贝尔派。

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中被罗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建立热月党人统治。热月党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在法国国内维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宣誓就职，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使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便撤销和议代表，迫使革命势力妥协。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2月12日，清朝皇帝正式退位。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

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北伐军从1926年6月出师，经过近十个月的征战，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取得重大胜利。但是，蒋介石集团经过精心策划与周密部署，于1927年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进行清党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6月19日，汪精卫到徐州与蒋介石达成“清党反共”协议，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古今中外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历史告诉我们，革命从来都是联合的行动，没有哪一个革命是由哪一个阶级或者集团独立完成的。

但是，革命成功之后，没有哪一个阶级或者集团愿意和别人分享胜利的果实，进行真正的“共和”。

革命成功之后，必然是更加血腥的背后屠杀，是冷酷无情的“二次革命”。

那么，中国知识阶级在和中国无产阶级联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三座大山”之后，他们就真的愿意和无产阶级联合执政，建立“共和”吗？甚至于真的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甘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吗？

不可否认，中国的知识阶级由于历史的局限，确实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不能自觉地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但是，这并不能妨碍他们从思想感情、从行为习惯、从价值观念上把自己和无产阶级分开。

不然的话，他们何以引起毛泽东的反感与指责？何以遭受毛泽东的厌恶与仇视？难道毛泽东真的是老眼昏花，视觉模糊？难道毛泽东真的是神经错乱，意识癫狂？

“毛泽东疯了”。你信吗？

“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为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

“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二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

“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

“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譬如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接受，不然我们就没有知识分子、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新闻记者、没有艺术家。那些人就信他们的，不信我们的。”

“我说那些人叫做坏人。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崇拜死人和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外国人。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

“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从毛泽东的这些话里，我们看不出他老眼昏花，视觉模糊，看不出他神经错乱，意识癫狂。倒是看出了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某些人的思想行为由衷的不满；看出了在中国的社会上层，在中国的文化知识界大量存在着的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东西。

知识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别不是明显的吗？

如果仅仅是区别，而没有斗争，那么毛泽东也确实不必要大动干戈。但是，这符合既往的理论吗？这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吗？两个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在价值观念上大不相同的阵营和集团，可以和平共处？可以在一个院子里玩耍？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叫花子可以和花花公子一起荡秋千？

1957年6月6日上午，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伦、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镝六教授讨论时局问题。与会者认为：由于学生闹事，大字报上街，共产党面临危局，民主党派应该站出来，承担起收拾局面、平息内乱的“责任”。还是在6月2日招待法国总理的酒会上，章伯钧就曾向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

6月6日他再次提议，要史良当晚利用参加国务院会议的机会，向周恩来反映他们的想法。

第二天去国务院开会时，史良告诉章伯钧：“前一天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

于是，章伯钧在会上给周恩来写了个条子，说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在6月6日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说卢郁文“为虎作伥”。“无耻之尤”，并要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这些都是发生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事情。是的，后来的反右斗争确实是扩大化了。但是，难道当时真的没有人希望共产党垮台？真的没有人希望不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搞“民主”，应该搞“轮流坐庄”？难道真的没有人认为“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不合理的？

当然，反右斗争只不过是“小知识分子与大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而在“小知识分子与大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过后，“小知识分子”内部的斗争就更加是短兵相接了。因为这里不再是感情不感情的问题，而纯粹是价值观念的问题，是更核心、更尖锐的问题了。

一个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个是“不管白猫花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矛盾怎么能够调和呢？

于是：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

“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起立，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也不找我。62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

“引起警惕，还是廿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能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因为北京没有人办。”

“好几年，我就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敬而远之、蓄意架空、大权旁落。这就是毛泽东的感受。而权力争夺的背后，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革命”？因为这是一次思想革命，是一次灵魂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文化革命”？因为在他的身边，在他的组织里面没有多少人听他的，他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依靠真正的无产阶级。而要依靠真正的无产阶级，就必须绕过那个蓄意架空他的组织，必须利用一些特别的人对真正的无产阶级进行垂直领导，必须采取这种特别的手段。

而正是这个特别的手段，给一些特别的人以恶念滋生，野心膨胀的机会，于是，魔瓶被打开，妖魔鬼怪被放出来。

而魔瓶为谁而开？就是为那些蓄意架空毛泽东的人而开，就是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开。

而这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其实是属于知识阶级。他们所走的道路，其实不是什么“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实用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标志着中国知识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已经正式诞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知识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只是，当时的双方，都没有认清事情的性质，没有看透事物的本质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