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文革”再回首

第一节奴性中国

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洛甫）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着克服困难的优良的条件，这就是：……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的威信。”

王明也在发言中指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

大约从1940年12月29日开始，周恩来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把“毛主席”放在了“中央书记处”的前面。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了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和精简问题。刘少奇提出：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毛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其中讲道：“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不可否认，毛泽东在中共建国之前的历史中是做出了比一般人较为突出的贡献。然而，随之而来的个人崇拜以致因个人崇拜而导致的组织原则的破坏，使后来的毛泽东拥有了极大的威权。这是导致“文化大革命”无法避免的组织上的和社会心理上的原因。

后来的人们大多倾向于指责毛泽东的威权思想和个人专断，甚至于诋毁毛泽东的人格，诅咒其灵魂的“阴暗”，而不注意检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奴性思想，而不注意揭露中国知识阶级内部先天性的缺憾，这证明了中国知识阶级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中国知识阶级还远没有成熟，远没有达到象人脑一样可以控制自己也控制整个躯体、控制整个中国社会的高级程度。

其实，诋毁毛泽东的人格，恰恰证明了这些人自己没有人格；诅咒毛泽东灵魂“阴暗”，恰恰证明这些人自己灵魂阴暗。

政治游戏本来就是个无规则的游戏，本来就是个不择手段的游戏。毛泽东有此威权而不用，那他还是一个政治家吗？他能够发挥个人专断而不专断，那他还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吗？在他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总有一个要胜出，总有一个要失败，难道还可能出现两人“共和”的局面吗？难道他还可能放着自己的有利条件而不用，就等着失败吗？

关键是：毛泽东的威权是怎么来的？

其实，在关于个人崇拜和威权方面，就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来说，是具有否定与肯定的两种悖论的。

毛泽东肯定对他的个人崇拜，只发生在他与王明斗争的延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因为和王明斗争的时候，他在党内的地位并不稳固，而王明又有共产国际的背景，这个时候他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来把王明压下去；而“文化大革命”前期他被刘少奇等人架空了，只剩下思想单纯的群众了，如果不搞点个人崇拜，他还真斗不过刘少奇一班人。

而除了这两个时期之外，毛泽东是很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奴性社会，是很注意克服个人影响对于中国民主文化的消极作用的。

1943年4月，党内有人提出为毛泽东祝贺50周岁生日，并大力宣传毛泽东的思想。4月22日，毛泽东复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何凯丰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4年3月，周扬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为此，毛泽东于4月2日致信周扬：“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指出：“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到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

从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正反悖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政治家。他深知个人崇拜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不利影响，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要倡导民主，反对个人崇拜。但是，他也深知道个人崇拜对于个人威望的重要作用，所以当他处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的时候，他就自觉不自觉地要利用个人崇拜，来加强自己的威权，以提高自己的胜算。

这是一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决择，是一种原则与利益之间的无奈博弈。矛盾的根源在于，他虽然是一个思想家，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而在思想与政治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他只能火烧眉睫顾眼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提英国的一位著名政治家丘吉尔了。丘吉尔在德国纳粹势力急剧膨胀、战争危机日益严重情况下，不断提醒政府和公众注意英国国防实力有被德国超过的危险，反对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谴责《慕尼黑协定》，主张加强军备，建立以英法联盟为核心包括苏联在内的反德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保守党下院领袖，迅即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法国投降，英国孤军奋战的危难时刻，他以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领导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迫使希特勒放弃进攻英国的企图，使英国成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大本营和解放欧洲的反攻基地。他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借助美国的实力重返欧洲大陆，彻底击败了轴心国。战争结束以后，根据英国宪法，战时内阁必须解散。但丘吉尔信心满满、认为凭借自己在战争中的功劳定能顺利当选为新的首相。却不料他和他所在的保守党在大选中遭遇了惨败。因为工党提出的建设福利国家的目标对战后一贫如洗的英国社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带领英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丘吉尔，在硝烟尚未散尽，炮声犹使耳鸣的时刻，就被他的国家和人民无情地抛弃了。面对如此结果，他只好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丘吉尔难道不想在大选中胜出吗？他难道不想利用自己的功劳搞点个人崇拜吗？他难道不想利用威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关键是，他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所在的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个社会，没有个人崇拜的土壤，没有给他制造威权的机会。

而在中国，这样的机会是大把的。

“文革”结束以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过去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就反对过，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之上。”

然而，中国的悲哀就是，中国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家，中国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人，同时也是最容易受人崇拜和最需要个人崇拜的人。

“小平您好！”“小平您好！”这到底是人民群众对于领袖的感谢之辞，还是新形势下的个人崇拜？

其实，群众对于领袖的感谢与崇拜，都不至于对国家和时局发生明显和迅速的影响。而奴才对于主子的恭顺与服从，则是立竿见影的。

“八九学潮”之中，“六•四事件”之前。在对学潮的处理方案中，开始是五个人表决。其中两人赞成动武，两人反对动武，一人弃权。争执不下，第二天到邓小平家中再次表决，结果四人赞成动武，一人反对。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评判当时关于动武与不动武的对与错。关键是，为什么要到邓小平家中去表决？又为什么到邓小平家中去表决，就由二比二变成了四比一？

谁是主子？谁是奴才？这里可都是我们国家一等一的最高领导人啊！是掌握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人啊！在这样命运攸关的时刻，弃权？！在这样需要我们的领导人拿出领导人的气魄明正决断的时刻，见风使舵？！

威权是怎么产生的？威权就是这样产生的！！！

没有奴才，就没有威权。

威权是一种政治。

而奴才，则是一种心态，是一种文化。

政治家玩的就是政治，政治家没有推广文化的责任。虽然政治家需要尊重民主，但是，民主不是政治。政治不可能推动民主。政治家没有推广和发扬民主的责任。

民主不是政治，而是文化。民主是由这个社会营造的，民主的舞台是由这个社会构成的，民主的规则是由这个社会制订的。

从奴才到民主，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这段路能否走通，关键就看中国的知识阶级能否自我解剖，关键就看中国的文化阶层能否以身作则。

其实，中国的政治家们是明智的，中国的政党也是明智的。毛泽东是极力推崇民主的，邓小平也提倡民主，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地改进自身的民主建设，不断地改进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问题是，身在政治场上，他们的利益诉求与民主要求形成了一个悖论。面对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他们能逾越自我的身份，而自毁前程吗？

民主是一种氛围，而这种氛围，主要靠文化人士来营造。所以文化人士要以身作则。可是，我们的文化人士有多少能够以身作则？又有多少文化人士能够真正地理解民主？发扬民主？

对毛泽东恶意指责，无端诋毁，而全然不顾广大下层民众对于伟人的无限怀念，全然不顾一波又一波的“毛泽东热”的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话语霸权？不是威权思想的另一种表达？这难道还能说得出民主来？

幸亏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只是掌握了话语权，而没有掌握政权。不然的话，他们不知道要比共产党极权多少倍！

那么，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的威权思想是怎么来的呢？难道，他们的手下也有奴才吗？

他们的手下没有奴才，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奴才。

奴才思想，本质上就是一种自卑思想。而自卑与自傲是一对连体婴儿，有自卑必然有自傲。当一个奴才面对主子奴颜婢膝之后，反过来他必然又是另一个人的主子，必然又从另一个人的身上发泄做奴才的屈辱，得到做主子的快感。而当这一个人不服他的时候，他的极权思想就表现出来了。

而正是这一个一个的极权思想形成的一个一个的宗派充斥于我们的社会，就使我们的民主窒息于这宗派斗争之中。宗派只讲自我，不讲原则；只有利益，没有信仰；只有小我，没有大我。这就是中国知识阶级的现实，是中国文化的现实，也是中国民主的现实。

奴性中国，就是宗派中国。（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