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毛泽东其人
第一节毛泽东的哲学底蕴
1925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表现了存在决定意识，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客观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
1927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表现了格物以致用（认识事物以便于使用）的哲学思维。
1930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防止和反对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实际情况相结合。这篇著作所孕育的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哲学思维的特色，就是客观、致用、自我。
1937年，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矛盾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揭露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全党能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新的斗争，这两篇著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标志着毛泽东开始自觉地以哲学为武器来武装自己，武装同志。
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敌我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表达了毛泽东一分为二的哲学思维。
毛泽东虽然没有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毛泽东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早已被中外的学者所公认。把中国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决定了毛泽东思想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中国哲学的批判与改造，显示了他及其强烈的个人特色，那就是自我、反叛、致用。
但是，毛泽东显然是一个革命的实践家，而不是一个理论研究家。虽然他读了很多的书，但是他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致用，是为了实践，而不是为了理论研究。所以，虽然他的哲学成就很高，但是他的这些成就大多是他在斗争的实践中有感而发，而不是他在书房中专业研究而来。所以，毛泽东读书也就不是很“专心”，特别是对哲学的研究不是很专心，不是很专业。
以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气概，他肯定是读过《易经》的，至于连中国小孩子都知道的《八卦》，他更不会陌生。但是，毛泽东读懂了《易经》吗？他理解了《八卦》吗？显然是没有。
如果他读懂了《易经》，理解了《八卦》，那么他就不会坚持“一分为二”，不会绝对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了。
因为，事物原本可以“一分为二”，但是，事物也可以“一分为三”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从全局的观点看，“敌我矛盾”只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和上升。
大家都知道，《易经》是华夏文化的源头，是中国的哲学。但是，古往今来，有谁敢宣称，自己把《易经》完全搞懂了呢？别人不懂，毛泽东也不懂。
其实笔者也不多懂。但是，笔者自信比毛泽东懂得多一点，所以，这里姑且来教训一下比自己懂得少一点的毛泽东。
《八卦》是由八个单卦组成的象阵。
《八卦》的每个单卦都是由上、中、下三个位置组成。每个位置上各有一个（或双横或单横的）符号。双横符号表示阴，单横符号表示阳。那么，这上、中、下三个位置和阴、阳两个符号各表示什么意思呢？它们合起来又表示什么意思呢？
上、中、下三个位置，就是表示一个事物之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和由这两个方面所组成的事物整体以及整体的中枢机关。
其中上位表示相对为强者，支配者，为向外界代表整个事物的一方；下位表示相对为弱者，被支配者，为事物内部客观存在却又被强势者遮蔽不为人知的一方；中位表示事物整体及其中枢机关。
阴、阳符号就表示各方相对的变化状态。阴性符号表示相对为量变，可以理解为相对没有变化；阳性符号表示相对为质变，可以理解为相对在变化。整个上、中、下三个位置及其阴、阳符号合起来就表示一个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变化运动状态。
举例来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一个家庭。男人变化成了丈夫，女人变化成了妻子。然后这个家庭就有夫妻共同的财产和共同的儿女。
那么在一个经济社会里，养家糊口的男人以及丈夫就是《八卦》里的上位；相夫教子的女人以及妻子就是《八卦》里的下位；财产和儿女就是《八卦》里的中位。因为养家糊口比相夫教子重要，所以丈夫在上，妻子在下。
如果上位为阴，就表示男人以及丈夫的地位状态没有变化：或者是他仍然只是一个男人，没有变成丈夫；或者是他维持着丈夫的强势地位没有变；或者是他丧失强势地位的状态没有变。
如果上位为阳，就表示男人以及丈夫的地位状态发生了变化：或者是他由男人变成了丈夫；或者是他由强势丈夫变成了弱势丈夫；‘甚至是由丈夫变成了男人（离婚了）。
如果下位为阴，就表示女人以及妻子的地位状态没有变化：或者是她仍然只是一个女人，没有变成妻子；或者是她维持着妻子的弱势地位没有变；或者是她取得强势地位的状态没有变；
如果下位为阳，就表示女人以及妻子的地位状态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她由女人变成了妻子；或者是她由弱势妻子变成了强势妻子；或者是她由妻子变成了女人（离婚了）。
如果中位为阴，就表示家庭整体没有变化：或者是家庭没有产生；或者是家庭中夫妻之间的地位关系没有变化；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地位关系仍然维持着变化发展的状态；或者是家庭相对社会环境没有变化。
如果中位为阳，就表示家庭整体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家庭产生；或者是家庭破裂；或者是家庭中夫妻之间的地位关系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家庭相对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
在这里，一个家庭本来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可是，由于共同财产的产生，由于儿女的出世，这个家庭就不可以“一分为二”了，只能“一分为三”。
男人为什么要变成丈夫？他不是因为女人需要自己而变成丈夫，而是因为自己需要女人而变成丈夫；
女人为什么要变成妻子？她不是因为男人需要自己而变成妻子，而是因为自己需要男人而变成妻子。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为自己而存在，为自己而追求，是为了自己的追求而去团结，去联合，去显示价值、承担责任。
那么丈夫和妻子的共同财产、共同儿女，它们是因为家庭而产生的，它们是因为夫妻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而产生的，它们就因为家庭而存在，它们就因为夫妻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而存在吗？
不，它们同样是为自己而存在，是为自己而追求，是为了自己而去团结，去联合，去显示价值、承担责任。只不过，因为它们是由家庭而产生的，它们是因为夫妻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而产生的。家庭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它们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联合，更愿意显示价值，承担责任。
在这里，丈夫、妻子、儿女都对家庭有所求，所以都愿意为家庭显示价值、承担责任。
但是，丈夫和妻子原本就是一个男人或女人，原本就是一种存在。他们之所以成为丈夫或妻子，只是希望比原来存在得更好。如果他们对家庭承担的责任使他们的存在状态还不如原来，那么他们就不愿意。他们就情愿恢复成原来男人或女人的状态。
而儿女没有原来的状态，它们只能维持现在的状态。所以，他们只能尽力地显示价值、承担责任。但是，他们会因此而改变自我的立场，完全地投靠哪一方——父亲或者母亲吗？
不，他们是家庭中一股平衡的力量，它们只能或左或右，但不可能取消自己的立场完全地投靠哪一方。自我的存在，才是它们心底的最爱。
这就是“一分为三”。
涉足过《易经》的人都知道“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无极，就是没有形成极端，没有形成“对立统一”。就是男人没有变成丈夫，女人没有变成妻子；
太极，就是形成了极端，形成了“对立统一”。就是男人变成了丈夫，女人变成了妻子；
“无极生太极”，就是男人变成丈夫，女人变成妻子。就是一个“对立统一”产生了。
两仪，就是两个模式。两个什么模式呢？是存在模式与运动模式。而存在与运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模式与运动模式的产生，就表示一个事物的产生，表示一个家庭的产生。而每个家庭都是有夫妻共同的财产，共同的儿女的。家庭的产生，就表示共同财产与共同儿女的产生。
“太极生两仪”，就是“对立统一”产生了一个新的事物，产生了一个新的存在与运动，产生了一个新的家庭，产生了一个新的成分——共同财产与儿女。
四象，就是四个图像。哪四个图像呢？就是《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这四个图像是《易经》的核心，是经典中的经典。
“两仪生四象”，就是一个新事物的产生、一个新的“存在模式”与“运动模式”的产生，就产生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产生了《易经》，产生了《易经》中的四个经典图像。
《八卦》就不用介绍了。“四象生八卦”，就是由四个经典图像产生了《八卦》。其实，不止《八卦》，《六十四卦》、《天干地支》都是由四象产生的。
从“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这句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对立统一”中的第三方，也就是家庭中的共同财产与共同儿女在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中的作用。它们是事物发展的方向，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是事物发展的未来。但是，它们不是一个极端，不是一个对立，至少在事物发展的开始，它们不是。它们是新事物中的合作者，是新事物中的平衡者，是新事物中的粘合剂。它们为了新事物的存在，是哪一方弱势，就向哪一方倾斜。但是它们绝不会偏离自己的立场，模糊自己的角色，把自己等同于对立中的任何一方。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事物，它也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存在，也是在“对立统一”中有第三方的。那么，谁是人类社会这个“对立统一”中的第三方呢？知识阶级。
知识阶级是由产业阶级（即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扶养的，专门为产业阶级探索道路，开拓局面的一个阶级。
知识阶级总体上来说，是不从事社会生产的。社会生产是产业阶级的工作。在生产活动中，知识阶级没有自己的直接利益，他们不是生产活动中对立统一的哪一方，他们是第三方。
而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社会的平衡发展，它们必然要对社会生产中出现的对立统一有一个态度，要向某一方倾斜。
当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被打倒之后，地主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被空悬起来。但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超越这一历史阶段，地主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必须要有人去完成。
谁来接替地主资产阶级，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呢？富裕中农。只有富裕中农才有能力接替地主资产阶级，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而毛泽东们和刘少奇们的分歧点，就在于对富裕中农的认识与态度，进而转化到对对方的认识与态度。
刘少奇认为，扶持富裕中农，是适应生产形势，提高社会生产力，是实事求是；毛泽东认为，扶持富裕中农，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实际上，刘少奇就是站在知识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而毛泽东是站在无产阶级或者是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他们都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还有一个知识阶级。这就是历史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的哲学底蕴，不足以支撑他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不能让他看到他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的本质。这应该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节毛泽东的政治权谋
毛泽东4岁的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跟他们逗着玩，故意板着脸，翘着胡子，吓唬他们说：“不许你们在这儿玩，我要割掉你们的耳朵！”小伙伴们听了，都吓得跑掉了，只有毛泽东站在那儿不动。白胡子老头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跑呢？你不怕我割你的耳朵？”毛泽东反问道：“老阿公！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老头觉得这个孩子挺有意思，一本正经地说：“我要割下你的耳朵做下酒菜！”毛泽东也一本正经地说：“一个人做事要讲道理。老阿公，你讲不讲道理？你如果有道理，我的耳朵就给你吃；你要是没道理，我就扯掉你的胡子。”毛泽东边说边笑咪咪地望着白胡子老头，还把风帽的扣子解开，把耳朵露在外面。
毛泽东6岁就开始跟着大人干活。他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放牛。小孩子贪玩，不是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就是牛吃不饱。怎么才能让牛吃得饱，大家又玩得好呢？毛泽东想了一个办法：把伙伴们组织起来，一伙人放牛，一伙人采野果，割青草。然后，把牛拴起来，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小伙伴们就可以专心地玩了。
毛泽东7岁的时候，在邹春培老先生的私塾念书。老先生对孩子们出名的严厉，经常打手板、打屁股、揪耳朵、罚站、罚跪。可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挨过板子。邹老先生挺喜欢他的聪明好学，可就是不喜欢他的倔劲。老先生让毛泽东背书，按规矩，背书要站起来。可毛泽东说什么也不站起来，就要坐着背。他说："先生坐着，我也坐着！"
毛泽东10岁的时候，因为带头顶撞老师而逃学，也不敢回家，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家里的人找到了。他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他的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他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温和一些了。他的反抗行为所得到的效果，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的父亲性情暴躁，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毛泽东他们闲着。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使用高压手段，常常打他和他的两个弟弟。这使毛泽东对父亲的反抗情绪非常强烈。到了十三岁的时候，毛泽东发现了一个同他父亲斗争的有效方法，那就是引经据典地反驳他。父亲喜欢责备他不孝和懒惰，他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还说：“等我到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你勤快得多。”有一次，父亲设酒席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吩咐毛泽东帮着招待客人。毛泽东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和父亲当着客人的面争执起来。父亲骂他，他反骂父亲，并负气出走。母亲追上他，竭力劝他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他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们再走近一步，就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妥协。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他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打他，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他从这件事情认识到，他如果公开反抗，他父亲就软了下来；如果他温顺驯服，父亲反而打骂得更厉害。
1911年四月27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毛泽东为了表示同清政府决裂，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且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了。
1927年7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会议，委托毛泽东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并且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筹划在湖南举行秋收起义。9月9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本来就很薄弱的工农革命军进攻的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在经过重大挫折之后，毛泽东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但是许多干部不同意他的意见，幸好总指挥卢德铭支持他，才使部队按照他的意愿撤退。
但是很不幸，卢德铭随后牺牲了。接下来的最高军事长官余洒度，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不仅不听命令，擅自行动，还同他发生激烈争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刚介绍完情况，余洒度立即表示反对：“前番说去湘南，一本正经决议下来，这会儿又说要去宁冈，简直是朝秦暮楚，让人无所适从！”其他军官也对他夹攻责难。虽然在毛泽东的坚持下，部队还是向宁冈进军，但是余洒度后来不辞而别，一些高级军官还谋划带领部队逃跑。
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使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不满，提出“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等许多问题，与毛泽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就此提出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最后还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自下而上地落选了原本由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的职务。
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共后，中央苏区的领导层很快发生了变动。毛泽东担任的红军中党的、军队的领导职务全部被剥夺，只让他到瑞金中央政府任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管政府工作。1934年1月中旬，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让毛泽东参加。会上还大批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是“富农路线”。后来，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政府的实权进一步被架空。毛泽东自失去兵权后一直到长征开始至遵义会议前，再没有回到军队中任职。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毛泽东实际上失去了在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和发言权。
从历次的党内挫折与失败中，毛泽东认识到：任何政治家都必须重视多数。换言之，真理最终会赢得人的支持，但一位政治家不注意，或不善于团结大多数，即便握有真理也会被当成谬误来批判。所以，毛泽东在红军进行长征的前夕，公开反对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军团中去。正是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长征初期的朝夕相处，为毛泽东赢得了遵义会议上的多数，从而赢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使他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
1936年6月，四川懋功，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终于会师了，但是在欢迎的酒宴上。热闹的谈笑背后，双方都在有意地回避着一些问题。对于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而当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使张国焘有了一些“腾云驾雾”的感觉，也使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他一生的最黑暗之夜。因为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偷偷给他送来了一份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报中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不得不立即逃跑。1935年9月10日夜晚，乌云密布，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20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竟然走了6个小时。天亮时，国民党的飞机来了，部队只好躲进一座大山之中。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小村庄，弄到了很少的一点粮食，毛泽东和他的官兵们用水调了一点青稞面，喝下去。此刻，即使与先行离开的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会师，不但没给他壮大实力，反而让他亏大了。当然，历史最后还是选择了毛泽东。由于毛泽东没有将红军总司令和中央总书记的职位让给张国焘，张国焘虽然仗着实力搞分裂，成立了伪中央，但名不正言不顺，在后来遭遇挫折之后，还是服从了毛泽东，再后来又逃出延安，投靠了蒋介石。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到延安。在王明提议下，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然而，王明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毛泽东却有党内崇高的威望，有实权在手。共产国际对中共有影响力，中共也对共产国际有反弹力。这次会议后，王明到武汉任长江局书记。但是，他在武汉仍然坚持自己的那一套，不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行他的右倾投降路线，发表了许多与中央精神相对抗的宣言、决议和文章。王明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说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在“最高统帅（指蒋介石）和军委会的统一指挥下”，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要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年9月底到1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撤销了王明长江局书记的职务。1940年，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兜售他的“左”倾教条主义观点。1942年，全党开始整风，主要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思想上清算王明的“左”倾，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但是，王明态度很恶劣，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参加整风运动，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1944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的“左”倾错误作了全面的论述。王明被迫表示同意这个决议。
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与他同时进京的，还有邓小平等四人，而以他的风头最劲，这就是所谓的“五马进京、一马领先”。在1953年6月－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和饶漱石杜撰所谓的“军党论”，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还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会后高岗又私下活动，表示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警告。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解决高、饶的问题。但高岗、饶漱石不服。高岗竖起眉毛大声质问：“你们对我这么搞就对吗？符合四中全会精神吗？决议说要团结，要治病救人，不要夸大人的缺点、错误，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抓住不放，一棍子打死吗？”“又是骄傲自满，又是野心家，又是张国焘、李国焘、王国焘，还有分裂党中央。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把我往死里整！开始说不搞对任何同志的批判，会后又紧接着开座谈会，发动人们揭我批我，使斗争升级，看来，政治上是不给我活路了……这么个整我法，今后我还怎么见人，我这个高主席还怎干！”。
高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底气向刘、周发难，又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抗当时对他的处置方式呢？应该说，这与新民主主义问题有关，与毛、刘之间的意见分歧有关。
进京之后，刘少奇一直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努力，他认为，“社会主义”固然是要搞的，但正式搞起来，却是比较遥远的事情，过快地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将会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中国产生灾难。而毛泽东欲提前终结“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恰好高岗也和毛泽东思想接近，对刘少奇不满，于是毛泽东提携高岗。1952年10月，高岗进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与周恩来分权，此举就有以高岗之力向刘、周施压的政治意味。
但是高岗的作为，显然是“非组织活动”的行为，影响是恶劣的。
可名为增强团结的会议，开成了斗争与孤立的会议。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高岗在住处进行了第一次自杀（触电未遂），中央随即对他采取管制措施。
接下来，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同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在这之前，高岗进行了第二次自杀，而且成功了。
高岗1952年11月进入北京，1954年2月就垮台。高岗之死，开创了中共党史上高级干部自杀的先河，也为后来的中共曲折埋下了一道沉重的伏笔。
而高岗之死，是畏罪？是辩罪？还是谢罪？颇值得人们玩味。
应该说，毛泽东首先只是一个出色的革命家，他最擅长的还是对敌斗争。而对于自己阵营内部的斗争，由于他的个性太强，脾气不好，他开始是并不得人心的。可以说，在党内斗争中，他开始只是一个门外汉。但是，由于他在对敌斗争中的突出才能，使他在阵营内部跌而不倒，愈挫愈坚，于是，他的政治权谋，也就在这一次又一次有惊无险的历练中，变得炉火纯青了。
毛泽东的权谋较之其他政治家的权谋，一个最为独特的手法，就是“群众路线”。虽然毛泽东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上的大人物，他却有一个饱受压迫的小人物的心态，有一股天生的化不开、挥不去的造反情结。这种心态和情结，促使他站在小人物的立场上，看到了小人物的价值。于是，他把对小人物的利用演绎得出神入化。从农民运动到群众运动、从“常委扩大会”到“政治局扩大会”、到“七千人大会”，这些都是一个历史巨人与小人物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奇妙结合。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那么热衷于对小人物的利用？而且他又百用百灵，百试不爽呢？当然首先是他对小人物有感情。其次，小人物也可以为他所利用。
小人物从下面上来，根本不熟悉上面的情况，却可以无知而勇地乱“放炮”，可以举手表决抢票数。那么，小人物“放炮”一般会向着谁呢？他的票数一般会投给谁呢？当然是他们的偶像，他们所崇拜的人了。而这个人，只能是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在常委中通不过的决定，可以在常委扩大会通过；在政治局通不过的决定，可以在政治局扩大会通过；在中央通不过的决定，可以在“七千人大会”通过；在社会上层通不过的决定，可以在“群众运动”中通过。这是只有毛泽东才能使用的法宝。
当然，这里就不得不又牵扯出一个“个人崇拜”来。“个人崇拜”本来是毛泽东所讨厌的东西。但是，当自己大权旁落，在上面指使不动的时候。“个人崇拜”又成了好东西。假如没有个人崇拜，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还搞不搞得起来。
而搞“文化大革命”，要利用群众的“个人崇拜”，就不得不要有一个“文革小组”。“文革小组”就是毛泽东与群众的“个人崇拜”的纽带。有人认为，“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东厂”，是毛泽东的“军机处”，这种比喻并不确切。因为“东厂”、“军机处”只是对皇帝权力的一种延伸，其功能是单一的。而“文革小组”并不是权力的延伸，是对权力的抢夺。更重要的是，“文革小组”在抢夺上面和指挥下面的同时，还肩负着制造文化，宣扬意识的功能。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抢夺政治权，更要抢夺话语权，在文化领域进行一场争夺战。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指责林彪用自己的老婆做秘书，而他用自己的老婆做了比秘书更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知道江青不行，却利用江青；毛泽东早就发现林彪有野心，却利用林彪；毛泽东根本不信任周恩来，却利用周恩来。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事业当成他个人的事业，而不是他和同志们共同追求的事业。他把所有的“好人”“坏人”都当成他所利用的工具，搞个人奋战。结果，在本质上，他就成了一个皇帝。他的天下，就成了一个“家天下”。而他，就是“家长”。
毛泽东也会使用威权，也会霸王硬上弓；也会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合理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当然，他也会风趣诙谐，妙趣横生地谈笑；也会慈祥体贴，善解人意地闲聊。
不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毛泽东的一大败笔，但在政治权谋的表现上，毛泽东是愈见炉火纯青了。虽然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真正目的，没有建设成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他同天斗不行，同地斗不行，但是，他同人斗，还是行的。
毛泽东有才。
第三节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如果说毛泽东的政治权谋是他在斗争的历练中逐步形成，那么，在军事上他就真的是堪称天才了。他的战略战术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那么高超，那么不同凡响，从而为他赢得人心，为他赢得在中共政治军事中的地位帮了大忙。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第一次领导军事斗争。在秋收起义的谋划过程中，毛泽东力主起义不能光靠农民武装，而要以一两个正规团作为暴动的核心，而且秋收起义不能在全省展开，只能在湘南小部分地方先行发动。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最接近实际的，只是毛泽东依然没有把敌强我弱的状况估计得那么充分。当起义在事实上已经失败之后，毛泽东又力主向罗霄山脉转移，寻找落脚点，以保存力量，再图发展。而毛泽东的这个决定，不仅挽救了秋收起义留下来的星星之火，而且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面对袁文才王佐的婉拒态度，有人主张消灭这支土匪武装，而毛泽东则采取了打消疑虑，精诚团结的办法，为部队赢得了第一块根据地。后来，在“左倾”路线的指挥下，袁文才王佐被杀。结果，井冈山根据地马上就丢失了。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战术，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起第一次"围剿"。当时，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面对强敌进攻，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东渡赣江，退至苏区中心，使急于与红军主力决战的国军一再扑空，在红军和游击队不断袭扰，苏区群众坚壁清野的情况下，疲劳沮丧，弱点不断暴露。12月30日，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了冒进的敌军主力第18师，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接着，又于1931年1月3日，全歼敌第50师1个旅。使其他各路敌军狼狈溃退。
4月，蒋介石又纠集了18个多师共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分进合击，互相策应”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发起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退至苏区前部持重待机。随后，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5月16日至5月30日，由西向东横扫，在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5个胜仗，转战700余里，歼敌3万人，缴枪2.2万枝，粉碎了国军的第二次"围剿"。
7月，蒋介石调集了23个师3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再次以"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远离苏区的闽西、闽赣边界地区分兵开展群众工作，尚未收缩兵力和进行必要的休整补充，这给反"围剿"战争带来极大困难。得知敌人进攻后，临时总前委决定仍以"诱敌深入"为指导方针，主力迅速回师苏区，集中兵力，寻机歼敌。红军一路挥汗急行，于28日到达赣江东岸的兴国高兴圩地区，完成千里回师任务。在此前后，红7军也奉命转战至中央苏区，参加反"围剿"斗争。长驱直入的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后，以9个多师的兵力包围过来。红军被敌人压缩在高兴圩地区数十里狭小地区。临时总前委临危不乱，派少量兵力西向赣江佯动诱敌，率主力于8月5日夜晚从东面敌军阵地间20公里的缝隙中秘密穿越，将敌人抛在身后。尔后乘敌不备，从6日至11日，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3个胜仗，从被动中夺得主动，随后转至君埠集结。当敌人又以8个师兵力向君埠包围过来时，临时总前委以红12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面佯动吸引敌人，主力2万余人向西南方向突围。15日夜，红军摸黑从东进入敌军阵地结合部10公里间隙的崇山中，大胆穿越，再次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于兴国境内休整。被红12军牵着鼻子转了半个月的敌军，发现上当再回头时，已精疲力竭，成了强弩之末。而休整了半个月的红军正严阵以待。就在此时，两广军阀发动了反蒋战争，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红军抓住机会再次反攻，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
由于“左倾”路线的猖獗，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但是他的战略战术仍然得到了很好的发扬，所以，第四次反“围剿”仍然取得了胜利。
但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军事指挥权落到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被完全排斥，所以，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尽管当时局面及其凶险和困难，但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还是通过四渡赤水、强渡乌江、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战役，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从而挽救了革命。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没有具体指挥某一次战役，但他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原则，以及研究和指导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且经受了战争实践的考验。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特别是辽沈战役中他与林彪的分歧，更显示了一个战略家的气魄与缜密。
对于辽沈战役，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首先强攻锦州，关门打狗，就是下决心用差不多相同的兵力一举吃掉敌人的四十多万大军。
而林彪一开始就不想打锦州，他顾虑打锦州会受到锦西和沈阳之敌的合围攻击。他更多的是从东北的局部战场出发，而不是从全国的战场形势出发。
但毛泽东是从全国考虑问题。他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胜利，而是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他需要的也不是东北一个战场上的胜利，而是不使敌军入关增加华北或淮海战场上的压力，是要全歼东北之敌进而围歼华北之敌和夺取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
为此，毛泽东先后发了二十多封电报，一再说服林彪，严令其暂撤对长春的重兵围困，除留以1个纵队和7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外，以6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营围攻锦州，另以2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3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山、彰武地区，分别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救援锦州的敌军，务必全歼锦州之敌。
10月10日，毛泽东又给林彪发去了电报，再一次强调了强攻锦州的必要性和进一步坚定林彪的决心。电报最后说：“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月14日，林彪在毛泽东的二十多次电令下，终于下令强攻锦州，从而为辽沈战役的全胜奠定了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曾经命令林彪派兵守住营口，不使敌人从海上逃脱，但是林彪以没有发现敌人要从营口逃跑的迹象为由，将派出的部队又调往它用。结果使一万多敌人从营口逃脱了。虽然相对那么样一场大仗来说，一万多敌人逃脱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也反映了毛泽东与林彪在战略思维上的高下。
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而对于“文革”，他也是经过了周密的战略谋划的。
其实，从中共逐步取得大陆政权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一班人的分歧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进京之后，刘少奇一直在为确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努力。山西省委要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使其生长出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他斥之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此前，他也这样批评过东北的高岗，因此和心高气傲的高岗结怨。
但是，毛泽东却对刘少奇等人表示，要支持山西省。毛泽东还绕过中央政治局，让陈伯达主持农业互助合作工作。是年9月，陈伯达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该决议草案经过修改后印发，毛泽东为此亲自草拟通知，要求各地“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各地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在这期间，本就对刘少奇不满的高岗发现自己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不谋而合，便赶紧给毛泽东送来《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
毛泽东对高岗的报告十分欣赏，批给刘少奇周恩来参阅，同时指令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毛泽东还代表中央起草了批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1952年9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自己的“过渡思想：“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1952年10月，高岗进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有“经济内阁”之称。与高岗一同被调入京还有邓小平等四人，这就是所谓的“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1953年春，毛泽东针对薄一波的“新税制”问题，大反“分散主义”。对周恩来，撤消了其主持的政府党组干事会，令政府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针对刘少奇“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分散主义”行径，毛泽东两次作出书面批评，称“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1953年夏天的财经会议之初，毛泽东特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讲话，首次点明“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即刘、周诸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
萌芽于1951年的山西问题和东北问题之争，中经1953年的反击党内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终至1955年的批判邓子恢的右倾保守思想而告一段落。在三年之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
但是，党内对于合作化问题的看法，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看法，却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真正统一。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以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动力量，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说，凡是办得到和能够办的都要争取办，并要争取多、争取快、争取好。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思想。根据上述精神，《人民日报》于1956年元旦发表题为《为全面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明确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任务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1956年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所造成的后果已经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刘、周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采取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以求平衡的应急措施。
然而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提出后，“大跃进”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８月１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纠正“左”倾错误。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１９５８年的经验教训；另一种则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
7月１４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也就是那封著名的“万言书”，陈述了他对１９５８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７月１６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成员进行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会议因此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本来已经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毛泽东忽然改变主意，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刘少奇。四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计划重新提出，收回了包产到户和准备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把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的议案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撤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职。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1961年11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开幕。
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
但是，田家英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还是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1964年5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他同外国党领导人谈话时认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就是党内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人。
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刘少奇则认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主张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刘少奇径自插话表示不同意见，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逐渐明朗化、情绪化的同时，党外知识阶层与党内对立情绪的合作与呼应，使毛泽东更加感到问题的严重。
毛泽东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洋人死人，我们的国家要亡的。
“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为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
“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在毛泽东对文艺界一再提出严厉批评的情况下，康生提出>的要害是“罢官”。江青向毛泽东进言：>有问题，要批判。这使毛泽东产生了灵感。
于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很显然，进京之后他与刘少奇等人在思想路线上的不同，是根本的原因。他感到“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不仅要夺实权，还要夺虚权，要夺话语权，要掌握文化阵地，荡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文化，发扬社会主义文化。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回过头来我们再想一想“高、饶事件”，想一想“庐山会议”彭德怀罢官，林彪上台，就很容易明白，这些都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警觉与防范的结果。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其实就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怀疑与敲打。只不过，这是一个政治家素有的敏感与机智，是一着有意与无意的“闲棋”，并不代表毛泽东此时就已经对刘、周他们失望了。这时候的刘、周虽然在思想上和毛泽东有距离，但在意志上对毛泽东还很顺从，使毛泽东还看不出什么危险。而高、饶把毛泽东对刘、周的不满估计得过大，所以在利欲熏心之下胆大妄为，结果反致身败名裂。
彭德怀罢官，并不是因为他写了“万言书”，更不是什么和毛泽东有宿怨。真正的原因是林彪这时候必须上来，充当高岗曾经充当过的角色，对刘少奇形成掣肘。当然，这又是一着“闲棋”。
其实，彭德怀和毛泽东都是个性极强的人，只不过毛泽东多了一些狡黠，彭德怀多了一些直率。所以，毛泽东不仅理解彭德怀，甚至还是惺惺相惜的。至于私人恩怨，就更加谈不上。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大家，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他的政治目标而展开的。如果毛泽东真的和彭德怀有什么私人恩怨的话，那他就不会在“文革”即将开始的时候，不顾彭德怀的情绪，执意要彭德怀到“大三线”去工作了。此举明显是想保护彭德怀不受“文革”的冲击。至于后来彭德怀还是被抓回北京挨整，那就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事了。毕竟“文革”中很多人都需要他毛泽东的保护，他都没有保护了。何况一个被他亲自打倒，已经很臭的彭德怀呢？
彭德怀要下，林彪要上。那么，为什么彭德怀要下，林彪要上呢？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彭德怀与林彪的不同之处就是，彭德怀是一个直肠子，这样的人打仗可以，但搞不了政治；而林彪的弯心眼多，虽然比不了高岗，但是在没有高岗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用一用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和刘少奇的态度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而刘少奇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
毛泽东当时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而对刘少奇，当时则是“心里憋着一肚子气”，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跑到广州去了。5年后，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毛泽东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之前，他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他为什么会在1959年就安排林彪顶替彭德怀，从而掣肘刘少奇呢？这和高岗进京的道理是一样的。毛泽东在“文革”中谈到“一线、二线”问题时说，让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一是想对他锻炼一下，二是想拭他一下，结果，拭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始终对思想上和自己有距离的“接班人”保持着一个政治家的高度警惕
虽然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刘少奇仍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意志，但是他的思想始终和毛泽东是不在一条道上的，而且党内党外刘少奇这样的思想是越来越严重，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心，他不能不有所防范。
当然，“大跃进”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可能导致的党内分裂，促使毛泽东要拿彭德怀开刀，以整肃精神，阻止分裂，也是促使彭德怀下台，林彪上台的一个原因。
还有，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除庐山会议之外的好多次斗争，打倒和撤职了好些人，这都是对刘少奇的敲打与警告，但刘少奇不为所动，而且愈行愈远，甚至发展到对毛泽东背后架空，当面抵触的地步，这就不能不促使毛泽东决心拿掉刘少奇，更换“接班人”了。
当然，拿掉刘少奇，更换接班人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和人员安排的更换，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刘少奇一类的思想必须在党内党外得到根除。所以，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起动手。这就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和设立“文革领导小组”。
毛泽东是讲究策略的。设立“文革小组”领导“文化革命”，他首先使用的是刘少奇的死党彭真。然后以领导不力为由撤换他们，换上自己真正要用的人。这样就不引起刘少奇等人的警觉，从而减少了文革小组成立时的阻碍。然后逐步添油，提高“文革小组”的地位，扩大“文革小组”的权力。而“文革小组”除了直接在中央夺权之外，它的最大功能就是发挥宣传领导作用，鼓动群众造反，把秩序搞乱，乱中夺权。换句话说，如果不乱，不仅“造反派“夺不了地方上的权，“文革小组”也夺不了中央的权。因为中央和地方都是组织机构，机构内外联系紧密，你想先动哪一点都很困难。只有打乱秩序，解除它们之间的联系，才能各个击破，分别夺权。
毛泽东通过“文革小组”，通过“造反派”乱中夺权，然后，又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又把被打倒的老干部们扶持起来，搞“老中青三结合”。他的目的不是要打倒老干部，而是要以激烈的方式触动老干部们的神经，使他们放弃“民主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的预想从组织上来说，是基本上成功了。
只是，在斗争中出现了林彪，江青两个新的麻烦。所以，“文化大革命”又多搞了几年。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发现林彪的问题的呢？应该是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发现了。林彪打倒罗瑞卿，毛泽东是不同意的。罗瑞卿在抗日时期就跟毛泽东关系密切，解放后担任公安部长，一直直接负责保卫毛泽东。毛泽东对他是信任的。但是林彪执意要打倒他，这就暴露出了问题。但是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在酝酿“文化大革命”，需要用到林彪了，所以他只好先稳住林彪。这样，罗瑞卿就被打倒了。
“文革”从“大乱走向大治”之后，毛泽东就开始收拾林彪了。这样违逆自己的意愿，公然剪除异己，建立自己地下王国的人，不和高岗是一样的吗？这还能要吗？
毛泽东以不设国家主席为由，引蛇出洞。实际上，不设国家主席是没有道理的。而设立国家主席，就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来担任。由毛泽东担任，可以实现党、政、军三位一体，保证局面稳定；由林彪担任，可以顺利交班，实现权力平稳过渡。但是从培养接班人，信任接班人的角度，应该由林彪担任为好。
然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这显然是表示对林彪的不信任，是对林彪的一种表态。这就看林彪怎么反应了。
果然，庐山会议上，林彪以及他的班子有所反应了。陈伯达，黄永胜等人大闹庐山，斗争张春桥。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于是他立即反击，先搞掉陈伯达，再看林彪的反应。
林彪不反击，也不投降。于是，毛泽东出京南巡，到处吹风，继续逼林彪出牌。这时候，林彪是无牌可出了。他在军事上不如毛泽东，在政治上更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也许温都尔汗的折戟沉沙是一个意外，但是，罗瑞卿的被打倒，就注定了林彪的穷途末路。
实际上，林彪并不是毛泽东的心腹大患，真正让毛泽东不放心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本来和刘少奇一样，是应该被打倒的。但是，这个人太圆滑，总是贴着毛泽东，让毛泽东一直要利用他，又抓不住他的把柄。但是，他的思想明显和刘少奇是一路的，和毛泽东是不同心的。所以，林彪死后，毛泽东一直想把周恩来搞掉，但总是没有机会，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使毛泽东对周恩来由思想分歧转化为真正的个人仇恨。周恩来是毛泽东唯一没有被制服的对手。从毛泽东拒不参加周恩来的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就可以看出他对周恩来的仇恨有多深。
但是，老天还是向着一贯地“同天斗、同地斗”的毛泽东，让周恩来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不然，不知道毛泽东还会搞出什么样的大手笔。
其实，到这个时候，身后的事会怎么样，毛泽东也无可奈何了。这个一生都在“战天斗地”的历史巨人，最后也不得不“听天由命”。只是，他不能容忍权力最后落在周恩来这样的人的手里。他宁可选择邓小平，也不会让周恩来得逞。邓小平虽然也和他见地不同，但是，邓小平有性格，邓小平来得明白。邓小平搞阳谋，不象周恩来总是藏着掖着，搞“阴谋”。叶剑英也是，搞阳谋，不搞阴谋。叶剑英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文革小组”作斗争，是拍着桌子把手指都拍断了的。这样的人毛泽东欣赏，佩服。毛泽东的身后，叶剑英能够起关键作用，是与毛泽东的有意为之分不开的。
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让叶剑英在自己的身后把他们抓起来？其实，“四人帮”里没有一个真正会搞政治的，都上不了台面，所以毛泽东并不担心他们会闹出什么乱子。而由于这些人都是被他利用的，可以说是上了他的当，所以他能不亲手搞他们，就不亲手搞他们。而且他也相信叶剑英要搞他们，但会看在自己的面子上，不会泄愤报复。毛泽东最后在中南海给叶剑英和江青各安排一处房子，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叶剑英后来虽然搞掉了“四人帮”，但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足见毛泽东的安排起了作用。
总而言之，毛泽东亲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也亲手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虽然他的终极目的没有达到，但是他收放自如的战略战术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他的纯熟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在这场动乱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第四节毛泽东的艺术风格
毛泽东的无人能及，就在于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的诗词、书法，都是首屈一指，自成一家的。而他之所以能够首屈一指、自成一家，就在于他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请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从这首词里，你能读出什么？有人读出了毛泽东的霸气，有人读出了毛泽东的豪气，有人读出了毛泽东的坚强与乐观，也有人读出了毛泽东的理想与浪漫。
其实，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错。这些感觉，都是毛泽东风格切切实实的存在。只不过，各人的身份地位不同，思想感情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感觉罢了。而毛泽东最主要的风格是什么呢？
我们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同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作个对比。
陆游的《咏梅》是这样的：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毛泽东的《咏梅》是这样的：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陆游写梅花的寂寞高洁，孤芳自赏。抒发的是一种哀怨、颓唐、隐逸之气。而毛泽东却写梅花的美丽坚贞，敢为天下先。展现的是一种积极，坚强，乐观、浪漫的豪情。
我们再看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写这首词的时候，早已被排挤出领导岗位，处于被软禁状态，而且当时的形势是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已经只有被动挨打没有还手之力了。可是他这首词里面，仍然是格调明朗，情绪乐观，而且仍然保持着他那种独有的理想与浪漫。
我们再看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是他少有的表现痛切、哀婉的词。然而在这首词里，我们仍然看到了他的理想与坚强，看到了他的大气与浪漫。
有一种传闻，说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江城陪都被传诵后，引起蒋介石的不快。为了把毛泽东的这首词压下去，国民党在暗中发出通知，要求会作诗填词的国民党员，每人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从中选几首能够压得过毛泽东的，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表。通知下发后，虽然征得不少作品，但是没有一首能和毛泽东的相比。
无独有偶，几十年后，台湾的一名导演为了给他的电影《中国》配一个片头，翻看了很多报刊杂志，最后找到了两个比较满意的字。觉得俏俊飘逸，大气磅礴。当然，，他并不是业内人士，并不知道什么柳体颜体的，更不知道这两个字是何人所作，只觉得好看，就拿来放在他的电影前面，以吸引眼球。却不料，电影公演后，有行家指出，这两个字属于毛体，而且其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本人。什么？共党匪首毛泽东的字用在了台湾的电影上？一时间岛内哗然。至于后来结果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当时是蒋经国当政。蒋经国其人，素以开明著称，应该不会太为难当事人。
话说回来，毛泽东的字，能够在敌对的地方，从众多的书法作品中，被一个外行挑选出来，作为自己的招牌，可见其功力匪浅。事实上，有人评价，毛泽东在古今书法家之中，排名应在二十之内。
那么，毛泽东的书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又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呢？
有人评价毛泽东的书法是乱石铺街，错落有致；也有人说他是龙飞凤舞、汪洋恣肆、跌宕起伏，俏俊飘逸；也有人认为是江海奔流、气势雄浑；还有人认为豪迈、苍凉、委婉、激越，风雨雷电、水流花开、天地肝胆、大泽龙蛇，留下了人间正道、男儿意气、云水襟怀和审美理想。还有人认为可用奔放、流畅、洒脱、清劲来概括。
总之，毛泽东的书法和他的诗词一样，是那种大气，浪漫型的。
其实，一个人的艺术风格，就是他做人的风格。毛泽东的艺术风格是浪漫的，他做人也是浪漫的，是理想化的。
把一个灾难深重的中国引向独立解放，这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但是，回头再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浪漫？它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与信念的结晶？
而建设“社会主义”，也是要有理想的，也是要有一点浪漫的情怀的。而这种浪漫，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浪漫，不是那种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的浪漫，它是一种铁血浪漫，是一种要用生命和鲜血浇灌的浪漫。
毛泽东是从血与火中走过来的历史巨人，他看惯了生生死死，看淡了战火硝烟。革命，总是要死人的。那么，为了“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再死一些人，再受一回难，又有何妨呢？
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与浪漫的设计。“天下大乱”，“是乱了敌人”。这本身就是他设计好了的。
难道，毛泽东就不知道这样会使一些好人遭难吗？难道他就不怕这样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吗？
他当然知道，但是这些都在他的算计之中。为了一个理想，他愿意付出这些。
曾经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有一次爬山，明明有一条较平坦的路，可以快速到达山顶。大家都顺着那条路爬，很快就爬上去了。可毛泽东偏偏要去爬陡坡，还比别人慢到达山顶。他的理论是，只有经历过艰难，才能品味到成功。高论！
有了一个这样理想浪漫的领袖，其治下的人们若不随着理想浪漫，那就去哭死吧！有了这样一个不畏艰难的领袖，其治下的人们若惧怕艰难，那就去跟着拖死吧！
第五节毛泽东的价值观
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开始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在十四到十五岁的两年里，他成天跟家中的长工一起干活。
他很喜欢读古典小说，但是有一天他忽然想到，在这些小说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农民是在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他认为，作为农民，自然要反对这种不平等。于是《水浒》里造反的人物，便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
后来，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一九一○年四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由于荒年粮价飞涨，有人率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打死十四人，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二十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在这里牺牲），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
毛泽东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节，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他们家准备运往县城粜出的一批大米。他父亲气得要命，他却不同情父亲，而站在饥民们一边。
１９２４年７月到1926年年９月，毛泽东等人先后在广州举办了６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的干部。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走上了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建国后，毛泽东的很大一部分精力仍然放在农村，他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农村政策的不同而引起的。毛泽东是站在贫苦农民一边，主张共同富裕；而刘少奇主张谁有本事谁先富，实际上就是站在富裕中农一边。
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毛泽东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呢？笔者认为：未必。
。毛泽东确实是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他并不属于无产阶级；毛泽东确实是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但是，他并不是农民阶级的代表。
很简单，白求恩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那么，白求恩是中国人吗？梁漱溟代表农民阶级要求农民和工人享受一样的待遇，那么，梁漱溟是农民阶级吗？
毛泽东虽然小时候干过农活，品尝过农民的疾苦，但是，他主要的还是出身于学生，他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虽然毛泽东确实没有个人资产，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是，它们都是产业阶级，只不过它们在产业阶级中的地位不同，资产阶级有产，占了支配地位；无产阶级无产，占了被支配地位。而毛泽东根本就不从事物质生产，根本就不是产业阶级，他何来的有产与无产？他又何以成为无产阶级？还“无产阶级革命家”呢！
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和代表农民阶级说话，只能说明，他的价值观中的一部分，反映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身上，而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属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和产业阶级是对立统一的，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形成三角形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的某些价值观和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是相同的，而某些，则不同。
毛泽东一生成就了三段姻缘。先是杨开慧，后是贺子珍，再就是江青。其实三段姻缘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他没有和杨开慧离婚，就和贺子珍结婚；没有和贺子珍离婚，就和江青搞在一起。这反映了他的什么样的婚姻观，价值观呢？
他的婚姻观是超前的，不但和当时无产阶级的婚姻观不同，即便是当时的知识阶级，他这也是激进的。而这恰恰反映了他价值观念上的极端自我。
是的，毛泽东是极端自我，无拘无束的。他的反抗性格，以及霸道性格，都是极端自我的表现；他的理想追求与浪漫情怀，也就是他无拘无束的翻版。
而他的自我性格受到压抑与打击，就使他感受到做弱者的滋味，使他同情弱者，这就是他一直站在无产阶级和所有弱势阶级一边的原因。因为所有的强者，都压抑他与打击他；而所有的弱者，都不压抑他也不打击他。
毛泽东是强者中的强者，因为强者的打击与反抗，他就转向了弱者。此所谓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在潜意识里，毛泽东还是站在知识阶级的立场上的。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是“救中国”，而不是救无产阶级。反过来说，搞社会主义就是救无产阶级，而救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救中国。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强调中国比无产阶级更重要呢？因为他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知识阶级的立场在看问题。他的感情重心不是落在无产阶级的身上，而是落在中国的身上。而中国，是包含着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知识阶级这三个阶级的。
由于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二元论，使他看不到知识阶级，看不到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只能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卑贱者与高贵者中选择，到底谁是这个社会的拯救者？
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堕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活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走向衰亡。所以毛泽东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是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
毛泽东对中央警卫部队讲话说：“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他还搞“五•七干校”，让干部们体验工人农民的工作生活。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弱者的关心与思考，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还是为了整体的平衡与发展，是为了整体的长治久安。他始终是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来协调社会关系的。
所以，毛泽东是属于知识阶级的。他的价值观念是自我与整体的结合，从而激发出对弱者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