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魔鬼翩跹
第一节 林彪在文革
对于林彪，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我刚到一军团，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就讲，林彪有许多严重错误。他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我发现他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字。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中彭德怀歼敌的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我还发现他品质上有重大毛病，如在漳浦筹款时违反政策、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搞政治投机等等。进行平津战役的时候，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同志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同志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林彪不举动承担责任，迫使罗荣桓同志作了检讨。
以上是聂荣臻提到的，另外还有一件聂荣臻没有提到却很能反映林彪性格的事情，我们也不得不提。1959年8月1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林彪也参加了。林彪是因为庐山“出事”，才在7月29日被毛泽东特招上山的。毛泽东这回谈到党的历史，批评彭德怀曾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鼓动林彪要求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这时，林彪插话说，当时他给中央写信，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就为林彪写的这封信，当年，在四川会理城外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当时发言申明他在会前并不知道林彪写了这封信。但是毛泽东不相信，过后，还屡次提及。而以往林彪从未主动澄清这个事实，这回他怎么这么坦然地澄清了呢？
可以说，林彪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很严重的，他只能享受荣耀，受不得半点挫折。他始终有一种不正当的与彭德怀竞争的心态。而且他的投机心理也很强。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以前一直不肯坦白他写的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而这一次，彭德怀倒了大霉了。很显然，他被毛泽东招上山来，就是来接替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之位的。在他与彭德怀的竞争史上，他第一次超过了彭德怀。他在心理上有所放松，所以心里也就坦然了，也肯替彭德怀说些好话了。而在这个时候为彭德怀说些好话，更可以显示他的风度。
从林彪的这些品性，我们再看他在文革前后的一些表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1965年11月底，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汇报，先派叶群赴杭州面见毛泽东。林彪在信中说：
“1962年2月，罗瑞卿让刘亚楼转告叶群，提出逼我下台的四条意见。即：
（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林彪也要出政治舞台的；
（2）要保护林彪的身体；
（3）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4）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林彪在上海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事先根本不知道会议内容，也毫无思想准备。关于叶群长达十个小时的对罗瑞卿的“揭发”。陆定一听后认为是“奇闻！”刘少奇则说：“揭发材料，未可轻信！”邓小平表示：“对于伸手要权问题，林彪说有，罗瑞卿说没有，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
12月16日，林彪继续向毛泽东进言，毛泽东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也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这是二。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关于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
林彪对毛泽东把问题挂起来的指示置于一边，也不理会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保留意见，在紧急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林彪又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批判逐日升级，罗瑞卿又被安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
诬陷罗瑞卿，林彪在党内开创了一个用突然袭击手段，通过合法组织途径整人的先例。而整垮罗瑞卿，培植自己的亲信，建立自己的小集团，使林彪有了为所欲为的资本，也暴露了他的个人野心。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8月28日，林彪对吴法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
9月2日，林彪又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叶群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有人告密，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1966年8月，林彪指使叶群，找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把林彪、叶群诬告刘少奇的材料交给他，告诉他写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林彪还把空军司令吴法宪和保卫处长雷洁找到家里。
林彪找出几份文件，指着对吴法宪说：“你看，刘少奇在1954年给江渭清信中的这段话：‘这里联系到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不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这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刘少奇早在1941年答宋亮的信中就说过：‘中国党有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在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是中国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这话的根本含义是否认毛主席的著作是伟大的，这些东西还想塞进他的选集里，这种选集一出来就离赫鲁晓夫的那个秘密报告不远了。”
林彪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利用林彪的地位和权力，为达到夺权的目的，两个集团相互利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虽然也有矛盾，但是整人和夺权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1967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刘少奇为中央委员。这使林彪、江青这些人非常紧张。他们都害怕刘少奇东山再起。一旦如此，他们不仅难以猎取国家主席的位置，现在的地位恐怕也难保。于是，他们开始罗织新的罪名，决心置刘少奇于死地。他们非常懂得，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就必须“立案审查”。单用毛泽东清楚的现实问题是不行的，必须用毛泽东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刘少奇从来没有历史旧账，和毛泽东之间更没有历史积怨的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利用毛泽东最赏识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搜寻历史罪证，将诬蔑刘少奇策划和批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证明刘少奇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泽东面前，使得毛泽东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然后，他们把这当作“尚方宝剑”，将刘少奇往死里整。用卑劣残暴的逼供手段制造假证据，甚至为此还将毛泽东明令保护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逼得自杀身亡。
（附：林彪女儿忆“文革”）“文革”开始时，我是保守派组织“八八战斗团”的骨干，不是保守派的领袖。当时，哈尔滨各高校集中到我们哈军工进行了一次大辩论，保守派和造反派各发表自己的意见。我那篇文章的名字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出现了一份《林彪声明》，说我政治落后什么的。这份声明一下子把我打入地狱，让我死不得、活不成，搞成个反革命一样。因为当时，按照“公安六条”，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在这份声明散发前，他们用欺骗的手段，用飞机把我搞到了新疆戈壁滩上软禁起来。在新疆，有人对我宣布了这份声明后，我大哭了一场，给林彪写了一封断绝父女关系的信。
第二节女人江青
江青虽说连高小都没有毕业．但是在上海演艺圈里刻苦学习，懂得文学．有文化修养。她跟毛泽东的共同爱好是京剧。她在延安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深得毛泽东喜欢。江青的字也写得不错，能写一手漂亮的正楷。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她就开始模仿“毛体”。她模仿的“毛体”．达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毛泽东在1949年4月2日写给傅作义的信．便是江青用“毛体”抄写的。这封信后来被当做“毛泽东手稿”收藏。在“文革”后．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毛泽东事迹展览”时．还曾经把这份江青的抄件误作“毛泽东手稿”公开展出．空闲的时候．江青会跟毛泽东一起打扑克牌。江青洗牌很快．分牌也很快．出牌也很刁．毛泽东常常玩得哈哈大笑。江青有这样一句话：“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我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要成为英雄的终身伴侣。”江青初嫁毛泽东时．可以用“善解人意”这四个字来形容。她给毛泽东沏茶之后．总是把茶杯的柄朝着毛泽东．便于他一伸手就能拿起茶杯。毛泽东想抽烟．她马上去拿香烟．点燃之后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要看书．江青会迅速找到毛泽东要看的书．放在他的面前。江青总是把毛泽东的办公室整理得干干净净，井然有序。那时候，江青很低调。毛泽东的窑洞里客人很多．她给客人沏了茶．就退出了，绝不在旁边插嘴。来了外国记者或者国民党统治区的客人．江青规避不露面。有的时候．毛泽东也要她出来一下．亮个相．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或者陕北红枣，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一个大姑娘．其实．江青的本性是很张扬的。那时候她格外收敛．是因为她心中明白．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无法跟延安的高干夫人们相比。象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是井冈山的女英雄．任弼时的夫人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曾经在苏联工作．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
李银桥在回忆延安的时候，谈到这样一件事：江青爱吃鱼。有一天，贺龙大老远地托人给她送来了一条鱼。饭菜摆上炕桌后，江青见到盘里有鱼，显得很高兴，对李银桥也格外热情，说：“小李呀，你也一起吃吧！”李银桥说：“不了，我到下面的大食堂去吃……”。“叫你吃你就吃嘛！”江青诚心诚意地将一双筷子倒过头来，夹了一筷子鱼肉，说：“快坐下！我一个人吃饭也没意思，还是你陪我吃吧。”李银桥不好推辞，便坐了下来吃。两个人正一口一口地吃着饭，江青突然变了脸色，愤愤地骂了一句：“见他妈的鬼了！”把李银桥搞得莫名其妙。江青见到李银桥的样子，连忙说：“不是说你呢！你慢慢吃，别让鱼刺卡了嗓子。”然后继续说，“竟有人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1932年入的党，硬说我是1935年。小李，你说说看，老板亲自发动的‘三查’‘三整’，都两个多月了，查来查去竟查到我的头上，查起我的历史来了！这是有人想搞我，这是拆老板的台！”李银桥默不作声地听着，江青越说越来气，继续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了，现在这个人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江青见李银桥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忽然将话锋一转，望着李银桥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穿，我给过你吗？”“没有！”这一下李银桥憋不住劲儿了，立刻喊叫道，“这是谁说的？”江青缓出了一口气，说：“你看，这不是造谣吗？”她并没有讲是谁说的，只是用这件事来证明别的事也都是有人故意造谣罢了。见李银桥也动了肝火，江青便咬着牙继续说：“有些人就是吃饱了不干正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跳得比谁都高；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饭总算吃完了。李银桥正想收拾了碗筷离去，又被江青拦下，向他询问了毛泽东近来在日常工作中的生活情况。正像周恩来曾经说过的，江青的身份不仅是中央机关工作的协理员，更是毛泽东身边的生活秘书，向李银桥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是她分内的事，按理说李银桥也应当随时向江青汇报毛泽东的生活情况。这一次江青问得很详细，李银桥觉得，江青是想以谈工作的方式来摸清毛泽东近来的情绪如何，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以便了解毛泽东近来的思想动态。从江青的问话中，李银桥隐隐约约感到，她是在担心自己的历史问题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去……。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离开了办公的窑洞，要回去躺一躺。李银桥立刻上前护送毛泽东往回走。当他进到毛泽东和江青住的窑洞时，见江青正拥着被子坐在大炕上还没有起身，便转身退了出来，静静地侍立在走廊里，准备随时听候毛泽东的召唤。工夫不大，李银桥听到窑洞里传出隐隐约约的谈话声，像是江青在向毛泽东诉说什么事情……。只一会儿工夫，便又听到了毛泽东不耐烦的声音，其中有几句话说得声音还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搞特殊！”“你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正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老婆，这话我才更不能去讲！”江青像是又说了几句什么，毛泽东开始叱责道：“你这个人，就是跟谁也搞不到一起！”“心里没有鬼，还怕审查吗？”渐渐地，两个人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李银桥听到江青哭起来，哭得还很伤心。后来，谈话变成了争吵，江青边哭边闹，毛泽东大吼了一声：“你给我滚！”江青披着衣服哭哭啼啼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抬眼见到站在走廊里的李银桥，稍一犹豫，随即转身闪过李银桥的身边，顺着走廊跑到周恩来办公的窑洞里去了。
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阎长贵给江青做了一年的秘书。这是他刻骨铭心的一年。1967年底的一天，他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又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可是阎长贵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附了一张条子将信给江青送去。条子是这样写的：“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说，这人是不是与您有什么关系？第二天，江青派人把阎长贵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质问：“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阎长贵吓呆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低头一看，原来是这封信惹的祸。他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叫道：“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有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严厉斥责后，阎长贵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有讲到她的名字。尽管江青严厉地斥责，但阎长贵心中无鬼，所以也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仍然照常工作。而江青对他的态度却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他，也不叫他送文件和发文件。这期间，恰好杨银禄又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归来。第二天上午阎长贵就领着杨去见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这一天，阎长贵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就来找他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阎长贵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把他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他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他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把他送到警卫连连部后，汪东兴就走了，并且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文革”过后，汪东兴才告诉阎长贵：江青后来不让他管阎长贵的事了。1968年1月9日这一天，阎长贵沦为了“阶下囚”。一年前，他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时，也是1月9日。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把这三个人连在一起并称“坏人”，阎长贵是第一次听到。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他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阎长贵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他当成“特务”了吗？1月23日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阎长贵谈话。姚文元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谢富治则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接着，陈伯达又让阎长贵按照口授，给阎长贵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第二天，他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随后，他的全家都成了“反革命家属”，各方面都受到歧视和限制。大孩子13岁，初中没读完就被赶出学校，被勒令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对他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所谓“到农场劳动和等待结论”，其实就是把他安排在农场，让他在农场安家落户。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了人。对他下了结论，主要是两条：一、妄图用假材料（指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专案组说：“这是首长定的性……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阎长贵自知辩解也无用，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他只好违心地签了字。
1966年6月，“彭、罗、陆、杨事件”后，陶铸被调到北京。任中宣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文办主任。在8月上旬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名次排在周总理之后，陈伯达之前，是堂堂的中共中央四号人物，中国重要领导人物之一。开始，江青对陶铸是抱有希望的，认为他脾气直，爱放炮，又是主席亲自圈选的四号人物，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私下找到陶铸，向他布置，要他打头阵，向刘邓开炮。可是陶特却敷衍说；“我刚到中央来，对情况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自始至终只有陶铸和周恩来没有发言。钓鱼台的人本来想拉拢陶铸给他们当炮弹，去炮打刘邓的。可是陶铸不但没打头阵，而且一言不发，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稿都不准上简报，以减少谢富治发言的影响面。更令江青不能容忍的是，他竟敢阻止中组部的几百群众去中南海向毛主席表决心，贴刘邓的大字报。江青和陶铸的矛盾由此激化了。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进屋，江青就用居高临下的神气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是学部第一个贴大字报造反的人。陶铸说：“吴传启的确有问题，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支持这样―个人呢？”江青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霍地站起来，直视着江青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们什么事情都要干涉！”江青随即大哭大闹起来，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事后陶铸对自己的夫人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随后，在江青的策划下。钓鱼台的人就处处给陶铸小鞋穿，处心积虑地想把陶铸整倒。奚落、挖苦、顶撞，成了家常便饭。陶铸着军服去开会。江青当面挖苦他；“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陶铸也毫不示弱：“我是广州军队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陶铸穿着便装去开会，江青又讥笑：“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陶铸秉承周恩来指示，召开全国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具体提出工矿企业不搞串连，要坚持八小时生产，坚持业余闹革命。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这是用生产压革命”！她指着陶铸的鼻子叫道：“你们在十月份下文件，叫农村不要革命！你现在又搞阴谋诡计，破坏文化大革命！你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没这个权利！”江青跳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周总理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你们合伙气我，我死了对革命有什么好处！”江青见周恩来这样说，夹着皮包就走了。陶铸于1969年11月29日惨死于合肥监狱。
“田维新！我问你，《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田维新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田维新！我问你呢，怎么不回答？！”“好像是184……”“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军队高级干部，连《共产党宣言》都说不清楚！”“我，我没有准备……学习得不够……”“什么学习不够？你还跟我强嘴？”“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江青朝门外大声吆喝道。立刻进来几个军人，摘下了田维新作为革命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此时，会场里的人被江青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大家瞪大了眼睛，以恐惧、同情和愤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事情尚未结束，江青的威风还要继续耍下去。她像“法官”审“犯人”，接着转向第二个目标，又大声吆喝起来：“《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到！”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向江青行了个军礼。“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华楠一时也答不上来，愣了一下，急得额头上直冒汗，他说了个“1871年……月……”但未答出几月几号。大家都为华楠捏着一把汗，为他着急担心，怕他遭到与田维新同样的厄运。但看来，江青的威风也耍得差不多了，。所以她没有更多地为难华楠。不久之后，田维新与华楠都被“靠边站”。！有人说华楠和田维新一定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江青，或者是他们代人受过，江青故意找茬进行报复。在这同一次会议上，江青还有另一件更“张狂”的事情。她在整完田维新与华楠后，会议休息了几分钟，除了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短暂离开座位以外，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敢离开会场一步，连去洗手间的人也不多。“剑英啊，听说你有个儿子在空军，他是怎么参的军呀？是不是走了后门啊？”在宣布继续开会后，江青一坐上主席台就气势汹汹地冲着叶剑英问。叶剑英当时沉住了气，未予理睬。事后，他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此事。毛泽东表示：：参军走前门的也有坏人，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他不让干扰“批林批孔”大方向，故有关“走后门”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第三节康生陈伯达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赵容。1898生。山东诸城人。1918年结业后，在诸城高小任教。五四运动后接受新思想。1924年夏天到上海，进入实际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爆发后，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曾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初，调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康生转入地下工作，是中共秘密战线的主要领导人。1928年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同年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秋冬期间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1年1月，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移到江西苏区，另在上海设立中央局，他留在上海工作。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提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等1779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同年11月，他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非苏维埃中国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报告。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11月，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6年，他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开展“镇反肃托”运动，打击一些非极左派的共产党员。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王明于11月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38年1月1日，他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无中生有地说陈独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拿日本津贴。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康生任副主任，提出“整风——审干——肃反”的公式，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1945年4月，中共“七大”选举时，经过做工作，大会仍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是免去其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的职务。从此以后，他实际上远离了中共的权力中心。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他参加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建屏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会议。会后，他参加山东解放区的渤海区土改会议。11月25日，他在渤海土改会议上提出要改造渤海区党委和政权，错误地处分了当时渤海区党委和行署主要干部数人。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他被任命为书记。30日，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4月2日，又兼任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生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和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虽然这期间他的职务很多，但都是远离权力中心的闲职，基本上是以“养病”为主。1960年2月4日，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由于这次会议中与苏联的冲突，给他重返中共权力中心创造了契机，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参与中共有关对苏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在和苏联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他在中共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先后被增补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从他以前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一贯极左，喜欢整人。而且屡栽跟头，屡次重犯，不思悔改。而在文革中，他的“迫害狂”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第一类，是根据政治气候需要整的人。如果整了某人可以使他提高和巩固地位，那么他非整不可。比如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第二类是那些知道他底细的人。他心胸狭窄，生性多疑，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坏他的事。所以，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孔原、邹大鹏，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迫害。1969年，他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16日病死。在198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原《悼词》。人格的分裂，是康生大奸大恶的本源。但是，没有一点本事，也不可能成为大奸大恶。康生头脑聪明，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他几乎无所不通。书画、篆刻，特别是中国戏曲，他都造诣颇深，深得行家的嘉许。康生在文革中肆无忌惮地擭取文物，也无意中为保护文物做出了贡献。
陈伯达，原名陈建相，一说陈尚友，字仲顺，1904年10月生。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人。15岁考入厦门集美师范学校。两年半后，回到惠安老家当小学教员，一年后到厦门小学任教。1924年，陈伯达在中共早期党员张觉觉帮助下到上海，一边当记者，一边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在这里初步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1925年春回到厦门，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寒天》。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1927年4月，在蒋介石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大屠杀的时候，陈伯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很难在上海立脚，他奉命跟随王明等人，一道撤向武汉，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不久，赴苏联学习。1930年底，陈伯达回到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被王明派往天津，到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负责出版、编辑《北方红旗》。1931年4月8日，陈伯达由上海坐船抵达天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1年9月4日，与陈原道等人，从天津被押解到北平，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1932年，陈伯达出狱。1933年初，受党指派赴张家口，到吉鸿昌部队工作。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次日，陈伯达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赶到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道领导当时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并负责执笔起草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1936年春，陈伯达任北方局宣传部部长。1937年7月北平沦陷，中央北方局任命林铁、陈伯达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同年8月初，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由天津坐船到青岛，然后西行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当教员。后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1938年5月5日，到马列学院当教员。后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了《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几篇文稿。1939年，经毛泽东提名，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毛泽东给陈伯达拟定了四项任务，即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从此陈伯达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陈伯达出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虽然职务在不断变动，但陈伯达一直没有放下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重要职责。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陈伯达为首席秘书。在不久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从1957年开始，逐渐向“左”偏航。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致发动了“文革”。陈伯达在这一过程中为毛泽东的理论引经据典，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理论和政策。1958年5月25日，一直担任“副”职的陈伯达终于获得了一项正职任命：担任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红旗》的总编。在随后的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很多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使《红旗》杂志为国内外所瞩目。进入“文化大革命”，《红旗》杂志更成为“中央喉舌”，负有传达毛泽东“最高最新指示”的重要使命，影响更甚于当时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1962年，陈伯达毛遂自荐，主动帮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然后在他任主编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全文，并编辑出版。但随后不久，又是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无限上纲的批判。1965年11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不久，王力向陈伯达透露了彭真最近找刘少奇、邓小平研究当前学术问题的消息。陈伯达把王力提供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江青。1966年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陈伯达和康生负责起草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即是《五一六通知》。也是这次会议，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确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组长，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1966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全国情况汇总，谈到了全国到处一片打、砸、抢、抄、杀，党组织涣散了，政权快瓦解了，学校没人管，工厂陷于瘫痪。毛泽东表示，学生老是这样闯，谁的话也不听，派军队干部去训练学生吧，实行军训，加强纪律性。毛泽东正说着，突然江青喊道：“我有意见，他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泽东说现在不讨论此事。江青大声冲着毛泽东说道：“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谭震林站起来，怒视着江青，斥责道：“你这是干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讨论国家大事的庄严会议上，你有什么权利胡闹？”谭震林怒发冲冠，坐下时嘴里又咕哝了一句：“什么东西？”江青的抽泣声在会场上响起。毛泽东宣布散会。江青便大哭起来。人们迅速地离开会场，但陈伯达凑上前去，说：“太悲伤要伤身的。制怒，制怒。”他在江青面前来回踱着步子，拖着腔调，似教训开导，又似自言自语地说：“今天你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会议，不是家里呀……”江青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陈伯达的领章揪了下来。江青这一举动使陈伯达实在意外。他想不到一个“第一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会是这样。其实，江青是好面子的人。谭震林是党内老同志之一，批评她，她不敢当面有脾气，可脸没处放。现在陈伯达狗胆包天教训起她来了，她算是找着一个出气的筒子了。“你算老几？你有今天，不是老娘提携你的？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江青揪了、骂了，一提脚走了。陈伯达从噩梦中醒来，追着远去的声音，大声喊道：“你又算老几？母乌鸦！”陈伯达一介书生，没有自己的嫡系人马，所以地位虽高，基础却不牢靠。在林彪和江青之间，他本来是脚踏两只船的，与江青闹翻之后，就只好投靠林彪了。陈伯达知道陆定一同林家有矛盾，尤其是陆夫人严慰冰，从延安时就抓住叶群不是处女、假党员的问题不放。1966年9月，陈伯达同叶群通过电话后，下令正式逮捕陆定一。陈伯达与江青的风波过后，他就向叶群表决心说：“在今后，我一定在林副主席指示下工作，步步紧跟林副主席的战备部署前进，为捍卫林副主席贡献自己的一切！”第二年3月，陈伯达和叶群一阵商议后，又对陆定一夫妇使用了重刑。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发表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等等。陈伯达的这一讲话，使受到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达八万多人，受迫害致死的有2955人，763人致残。1968年，陈伯达同谢富治、吴法宪，在追“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的所谓后台时，“立足于有，再审讯”，采取一系列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进行逼供，用谩骂、斥责，甚至用“喷气式”追逼所谓“后台”。同年底就追出了一起离奇的、骇人听闻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诬陷这些革命的老同志“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九大之前，毛泽东考虑，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是不能甩开陈伯达的。但是，江青硬是要推荐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于是，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共同起草，由陈伯达牵头。不久毛泽东又明确说：陈伯达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小组的组长。但是，陈伯达早就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很深，他决不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于是，他们各自搞了一份报告。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争，看起来是在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发生的，而实际上，这背后深藏着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矛盾和斗争。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争中，林彪实际上是暗中支持陈伯达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九大开会之前，叶群、黄永胜等人还在军队代表中串连了一番，在九大选举投票中，不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票。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同时鼓吹天才论。陈伯达为林彪搞了两个材料：一是把林彪的讲话稿整理成文字稿，二是把自己早已经整理好的关于恩格斯列宁论天才的语录整理了一遍，然后把这两份文件一起下发给全体与会者。这两份文件，成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重型武器。他们在会上鼓噪起来，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还提出谁反对说毛主席是天才，就打倒谁。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则一起到毛泽东的住处去告状，单刀直入地说：陈伯达要揪人，要揪的人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心里明白，林彪是要抢班夺权，陈伯达就是为林彪抢班夺权打前阵的。但在当时，毛泽东不能一下子搞倒两个高层人物，那样的话，震动太大。所以他决定先搞掉陈伯达，说：陈伯达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遭受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的失败。
第四节王力关锋戚本禹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学校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战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康生的推荐下，全国解放不久，王力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当时《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1953年，又是由于康生的举荐，王力被列为赴越南工作人员之一。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1960年起进入中共中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设立的“秀才班子”写作组，自此参与了中苏两党论战的工作。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王力参与起草了多篇论战文章。在此期间，中共曾多次派代表团赴苏联与苏共中央谈判，代表团团长有时是周恩来，有时是邓小平，有时是彭真或康生，代表团成员亦常有变化，只有王力一直不变，乃至郭沫若戏言他是：“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1963年中苏两党的论战进入白热化阶段，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并于7月14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为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9篇文章，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这9篇文章中，有8篇王力参与了写作，其中5篇由王力一人执笔。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又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这篇文章实际出自王力之手。文章在介绍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之后，着重强调该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新论断，说明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上普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小组人员名单。王力担任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在江青的提名下，王力担任了组长。1967年7月14日，王力随毛泽东到武汉解决造反派的派性斗争问题。他违背周恩来不准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且绑架王力，给毛泽东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七二○”事件后，王力又于8月7日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导致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毛泽东因此下令将王力“抓起来”。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他一直没有被提审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王力以开除党籍，免于起诉的形式作结。但是他很不服气，临死之前还在申诉，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做点工作。”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１９１９年７月生于山东省庆云县。由于是独子，父母尽管生活艰难，仍然供他读书。中学时，关锋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接触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刚刚１４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是1933年。１９３８年，他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１９３９年改名为关锋。１９４４年，关锋被调往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１９４７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关锋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后，正好康生也被调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在康生的提携下，１９５０年，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１９５２年，关锋又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１９５５年，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在１９５６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管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也管文教方面的事。关锋被康生借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反右运动开始时，正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关锋，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同时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写出文章后，主要投给《中国青年报》。其中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６日发表的《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章。１９５８年６月１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不久，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编委。这一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接着，他又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认为杨献珍的观点，是否定对立统一规律，在政治上是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后，一方面出去搞“调研”，与红卫兵接触，发表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谈话，鼓动红卫兵造反；另一方面，也写一些文章和内部调研报告。他对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下了一番工夫进行分析概括，认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认定这一点后，他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４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信中还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江青接到关锋的这封信后，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关锋这封信转给了林彪看。林彪看后，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毛泽东决定，把关锋的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由于这封信的启示，这次会议把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此后，毛泽东把与刘少奇的斗争，看成了路线斗争。早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２日，关锋就和戚本禹一起，在给中央写的一个材料中提到：对于让彭德怀去三线当副总指挥，我们“思想上有保留”，“反对这样处理”。６月１６日，关锋和戚本禹又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很快就在红卫兵组织中传开了。“中央首长”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乃至武斗的口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是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冲击住在中南海里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些老干部的鼓动者之一，而对于这些冲击行为，关锋则是积极支持者。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受林彪之命管《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７月底，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在起草过程中，关锋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８月１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４０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这篇社论提出：“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篇社论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８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由于造反派火烧英国大使馆，王力、关锋一起被“请假检讨”，接着被送往秦城监狱。后来，他也和王力一样被“开除党籍，免于起诉。”不过，他没有申诉。对于往事，他选择沉默。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１９３１年生。父母早年到上海谋生，他就出生于上海。读高中时，受地下组织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１９４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后到中央团校学习，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助手。再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行政上是１８级。１９５８年，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始整风时，林克、戚本禹等８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使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不爽，便借反右运动整他们，说他们“反党”。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８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１９６２年，戚本禹又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再一次挨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就向毛泽东直言自己受到的冤屈。毛泽东一听“戚本禹”３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八司马事件”中的人，对他比较重视，责令田家英细查。１９６３年，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４期。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判断，给李秀成扣了不少政治帽子。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不同意他的观点，两人就展开了论战。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而毛泽东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其文章旁边批了１６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的赞成，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大批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的文章。不久，戚本禹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１９６５年，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并没有积极响应，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戚本禹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１９６５年第１２期上发表。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同时，也提到了一些现实政治斗争问题，隐晦地指出了中央高层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文革”发动前夕，因在批判彭德怀、包产到户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戚本禹于是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1966年５月２８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但并没想打倒刘少奇。然而，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初，戚本禹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指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自封为“红色买办”。３月３１日，戚本禹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篇文章，接着又在《红旗》杂志第５期上发表。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着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紧接着，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一个造反派组织冲进刘少奇家里，揪斗了刘少奇夫妇。刘少奇受到拳打脚踢。由戚本禹指挥的这次事件，开了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身权利的先例。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也揪斗了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鼓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揪出刘少奇决不收兵。戚本禹也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的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毛泽东决定解决“王、关、戚”。但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戚本禹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着侥幸心理，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把他们三个人一起干的臭事，都往王力、关锋二人身上推。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王力、关锋以求自保。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而且，当红卫兵们知道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满意时，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也都纷纷攻击戚本禹。在这种情况下，在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不满５个月的时间里，戚本禹也被“请假检讨”，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被免予起诉。而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
第三节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
1921年，聂元梓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富裕家庭。少年时代的聂元梓受革命思潮影响，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1938年1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被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7年到哈尔滨，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理论教育处长。1952年，31岁的聂元梓已经定级为行政12级，属于高级干部了。1960年6月，刚刚离婚的聂元梓被调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3年10月，又调到哲学系，担任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能够调到北京大学，是由于校党委书记陆平与她的哥哥聂真私交不错。聂元梓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陆平对我一直很好，当初是他把我调来的，对我很关照。还有，他和我大哥聂真，都是在国家的重点大学做管理工作的，经常在一起开会，从这一层上说，他也会关照我。……在学校，陆平很重用我，让我做市党代会的代表，安排我在全校做报告。……我的住房，陆平也给我安排得很好，住进了新建的三居室。我身边的两个孩子，一个在101中学读书，一个在北大附中读书。这都是很好的学校。再加上我工作上很顺手，我还求什么呢？”但是，不求什么的聂元梓还是追求了什么，而陆平对她的关照和重用换来的却是她带给陆平的厄运。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到北大蹲点时，聂元梓带头指责校党委书记陆平。她给陆平扣了“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两顶帽子。还提出：“北大资产阶级气味比较浓厚，不讲阶级斗争”。上面很重视张磐石带回去的报告，10月就派工作队到北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聂元梓当仁不让地成为“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校党委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节节败退。而北京市委竭力保护北大党委，派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负责人彭佩云到北京大学兼任党委副书记，帮助北京大学党委抵抗“社教工作队”的进攻。但这一切，都未能挽回局面。直到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北京市委帮助陆平推翻了原“社教工作队”的结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了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社教工作队”的路线才被中央否定，“社教运动”停止。作为“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聂元梓受到党委批评，被停职、隔离、下放。1965年冬天，聂元梓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的吴溉之结婚。中组部长安子文与吴溉之相熟。聂元梓发现安子文与一个名叫邓觉先的女子关系暧昧，而且邓觉先通过与安子文的特殊关系，得到了一些内部消息。聂元梓觉得安子文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还怀疑邓觉先是特务，于是将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向康生秘密检举。她的检举直接导致吴溉之被隔离审查。为和吴溉之划清界限，聂元梓第二次离婚。聂元梓从被她亲自检举的邓觉先那里，提前得到了中央即将对彭真进行批判的消息。邓觉先把“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都告诉了聂元梓。聂元梓意识到了某种巨大的变化正在悄然来临。1966年5月20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中央的《五•一六通知》。聂元梓本就对“社教运动”受到批评耿耿于怀，现在又明确知道中央批判彭真的态度，她看到在“社教运动”中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所受到的批判和冤屈也有希望得到解决：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是和前些时候北大搞“社教”的目标相一致，矛头是对准陆平这样的负责干部吗？……彭真在这次会议上是受批判的，是这次会议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一号人物，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于是聂元梓在《通知》中发掘出为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坚决紧跟，积极参加，把党内的敌人统统揪出来，统统打倒，以便让我们出生入死地打下的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聂元梓向康生夫人曹轶欧请示是否可以给陆平写出一张大字报，曹轶欧说可以，还暗示她：“《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五•一六通知》”。聂元梓心领神会。5月25日，聂元梓牵头北大哲学系几位在“社教运动”中受到过批评的教师共同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杀气腾腾，火药味十足：“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6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大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内容。聂元梓的大字报风靡全国，一夜之间，她变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季羡林在晚年所写的《牛棚杂忆》一书中回忆起聂元梓的狂妄作为，恨得咬牙切齿：“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骄横恣纵。”“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的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一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周恩来曾经不点名的评价聂元梓：“北大有个女人，很坏。”聂元梓的专横跋扈、胡作非为传到康生耳朵里，康生也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然而江青、张春桥等人看准聂元梓专制横暴、报复心强的特点，决定利用聂元梓的“炮轰”本领，攻击常溪萍和上海市委。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曾经担任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当聂元梓借助“社教运动”整陆平的时候，常溪萍保护了陆平，批评了聂元梓。聂元梓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张春桥准备搞垮上海市委时，江青便把聂元梓这尊“大炮”调来。在聂元梓“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的煽动和炮轰中，夺权运动全面展开，上海市委的工作陷于瘫痪，常溪萍也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去。这个时候的聂元梓，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打手。由于与聂元梓等人并称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蒯大富提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喜爱。聂元梓为夺回自己的造反派全国领袖地位，便将矛头对准邓小平和朱德。1966年11月8日，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还捏造“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的罪名，对邓朴方进行迫害，导致邓朴方跳楼致残。1967年1月，聂元梓召集各路干将，炮制出《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的大阴谋》两篇文章，刊载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办的《新北大》报上。1967年4月，聂元梓被提拔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聂元梓等造反派“五大领袖”，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两个月后，聂元梓被毛泽东派来的以迟群（8341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8341部队机要员）为首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隔离审查，并被接二连三地批斗。当时给聂元梓的罪状主要是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聂元梓被迫交出了所有的权力。1969年11月，刚当选为“九大”候补中委的聂元梓，被分配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夏天，她被允许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遭隔离审查。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1975年转回到北大仪器厂工作。1978年4月19日，57岁的聂元梓被捕入狱。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劳动家庭。父亲是烈士。母亲改嫁之后，嫁的也是一位新四军战士。韩爱晶与继父有些隔阂，由此养成了孤僻、郁闷、沉默寡言的性格。1966年6月1日，聂元梓轰动全国的“第一张大字报”发表时，韩爱晶正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当时他年仅20岁。聂元梓的大字报及其与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的来往，使性格内向、不爱言辞而多心计的韩爱晶深受启发，他也在北航组织了红卫兵——“红旗战斗队”。8月25日，北航“红旗”学生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国防科委的局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报告林彪，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又多次向林彪报告学生情况，请求指示，均得不到答复。9月21日晚，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学生，赞扬了他们。22日夜，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军令状”，表示“请科工委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陈伯达既立下了这个字据，赵如璋再也没有理由躲藏。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学生撤走。这次静坐前后达28天。解放军报社一位记者当时写诗颂之：“北航旗如血，风雨满京城。二十八昼夜，牛鬼吓断魂！”静坐要人之举，使北航“红旗”一举成名，成了北京响当当的“左派”。“红旗战斗队”的头头韩爱晶自然也就升任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此后，韩爱晶又当上了北航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务委员，成为康生、江青眼中的红人。1966年12月，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康生马上附议，王力、关锋更是一哄而起。戚本禹亲自给韩爱晶打电话。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韩爱晶闻风而动，亲自派人直奔成都，将彭德怀挟持来京。12月17日，彭德怀被红卫兵从成都押到北京火车站，随后被关押在西郊什坊院“特别监狱”。7月19日，在北京航空学院六系楼内，韩爱晶主持召开对彭德怀的“小型审斗会”。事前，北京卫戍区工作人员奉命向韩爱晶等宣布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的指示，但韩爱晶抗拒周恩来指示，在“审斗”中大搞逼供，强迫彭德怀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投降认罪书”上签字。但是，作为一个为革命、为民族，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彭德怀珍惜自己的政治荣誉，甚于珍惜自己的生命。他在被打倒在地后，强忍巨痛，站立起来，对全场的人雷霆般怒道：“我有罪，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面对着彭德怀坚贞不屈的据理力驳，韩爱晶率先出手，劈头盖脑地对彭德怀猛打，随之，其手下的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卫戍区工作人员劝阻无效。结果，年近七旬的彭德怀先后被打倒在地上七次，前额出血，两根肋骨骨折，并伤及肺部，其状惨不忍睹。彭德怀的惨遭迫害，引起国家总理周恩来在电话中对韩爱晶的严厉批评。周：“韩爱晶同志，你为什么打彭德怀同志？”韩：“总理，是底下的人干的，革命群众对他的死顽固仅仅表示了一点革命义愤。”周：“你怎么没把他打死？你不是说我的指示过时了吗？”韩：“总理，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周：“想赖帐吗？”韩：“不，不，我马上调查一下。”周：“你们必须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但一星期后，韩爱晶就毫不顾及彭德怀的严重伤势，仍按原定方案，在7月26日下午，由北京航空学院与北京地质学院等单位，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联合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北京航空学院学生还把张闻天拉来“陪斗”。会上对彭德怀、张闻天搞“喷气式”，会后挂牌子，架上卡车，在市内“游斗”。在“游斗”中又肆意殴打，致使张闻天被打伤，彭德怀伤势益发严重，归来后腰痛不能坐下，总坐在凳上趴着箱子。1967年3月31日和4月初，叶群、戚本禹先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授意他‘打倒“几位老帅。戚本禹还给了韩爱晶一首语言隐晦的反动诗，诗中有所谓：“黑魔”、“白虎”等字眼。韩爱晶自然是心领神会：“黑魔”是指谭震林，“白虎”是指陈毅。于是就开始了“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行动。他说：“几个副总理问题，北航落后了，被动，在这个问题上要抢在前面。”为此，他一方面指使北航“红旗战斗队红一连”和专门成立的“尖刀连”，负责搜罗、编造、印制诬陷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的材料；一方面于4月4日、12日以“北航红旗”名义连续发表所谓《严正声明》，煽动“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截至1967年8月份，“红一连”和“尖刀连”先后罗织编造、印制了题为《打倒徐向前》、《叶剑英罪状》、《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等大批传单和文章达56万多份，在全市、全国散发。在这些《声明》、传单的文章中，分别诬陷陈毅“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徐向前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当了“叛徒、逃兵”；叶剑英“是个逃兵”，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刽子手”，隔离审查。1967年10月以后，随着“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各地红卫兵陷于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中。为了控制北航，韩爱晶对中共北航委员会副书记周天行进行了有预谋的诬陷和迫害。他说：“不打倒周天行，北航的历史没法写”，“周天行挡不住，有大半干部都要上来。第一把手谁当，解决不好不放心。”为此，1967年12月16日，韩爱晶下令将周天行“隔离审查”，并由自己亲自主管周天行专案组。在“隔离审查”中，诬陷周天行是“政治骗子”、“叛徒”、“特嫌”；又罚站、毒打、“连轴审”，致使周天行身心受到严重折磨，与此同受诬陷的还有北航党委副书记程九柯。同其他几位“学生领袖”一样，韩爱晶在1968年7月以后的派性武斗中，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强制实行联合复课闹革命。从此，韩爱晶走下了政治舞台。同年底，他被羁押，交待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由于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要求夺权，被工作组认为是“假左派，真右派”，打成了右派学生。他绝食以示抗议，又被开除团籍并且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王光美、李维汉等。群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发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后，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第六节小鬼难缠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妖魔鬼怪的竞技场和演练场。康生陈伯达是妖，林彪江青是魔，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是鬼，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怪。而在鬼怪这一块，有大鬼怪，也有小鬼怪。大鬼怪固然厉害，小鬼怪也是不可小觑的。请看：
【一】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专案组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进行“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7年7月至1930年11月间发生的大事，最后又缩小到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说：“抓的时间差不多。”刘多荃讲：“听说侦破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搪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被捕地点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人的身份，刘根本不清楚。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办案人员干脆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刘多荃出狱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之后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二】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腰扎军用皮带、臂佩红色袖箍的青年女子，站在人群中的一张木凳上，用夹着浑厚汉腔的普通话高声演讲：“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龟峰山上云欲立，龟峰山下呼声急。（毛泽东诗词中的“白云山”，被演讲者活学活用成了“龟峰山”）。一个多月以来，以陈再道为头目的武汉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秉承主子的旨意，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解散我工人总部，逮捕我革命战友，扼杀我新生力量，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接着，有人领喊口号：“打倒陈再道！”“向陈再道讨还血债！
陈再道的汽车驶过大东门，只见对面一座高大的建筑物上，画着一幅漫画：陈再道满脸麻子，青筋鼓暴，杀气腾腾，如一个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身后还站着一群高举“铁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
陈再道，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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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台的一个角落，“三军造反派”的一彪人马把牛怀龙围在中间，一个“马脸”单刀直入地问道：“牛怀龙，7月份陈再道给你交待了什么任务？”
牛怀龙故意答非所问：“他让我增派100名战士参加支左，保证群众组织之间再不出现武斗。”
“胡说八道！”“你装佯！”几个造反派在一阵叫骂声中，把牛怀龙打倒在地，“马脸”用脚踩着他的脖子，逼着问：“说，陈再道是怎样布置搞兵变的？”
“没有，我不知道！”造反派恼怒了，几个人上来，把他五花大绑，吊在后台的一根大梁上，拉上去，丢下来，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直到牛怀龙昏过去了，
【三】两名1.8米以上的打手，专司拳打脚踢、坐“喷气式”之职。在严刑拷打和连续不断的批斗下，许光达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专案组不但不给治疗，反而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专案人员都曼林、党志壁打在许光达的脸上、腰上，打得许光达口流鲜血。关押期间，降低伙食，室内空气污浊，夜里开大灯泡睡觉。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咳嗽严重，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从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当牢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第一次住院七十八天，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摘自1978年7月6日装甲兵党委向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写的《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
【四】一张写字台前，端坐着一位长者，见有人进来，他抬起头来。为首的学生问：“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那人答：“我不是总负责人。”学生问：“那你是干什么的？”那人答：“我是戏剧家协会的。”学生问：“你叫什么？”那人答：“田汉。”学生群中一片哗然。问话的学生厉声说：“你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帮头子？站起来！”田汉站了起来。我的印象里，田汉体格高大，略有点儿胖。那学生骂道：“瞧你这副养尊处优的猪像！交代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田汉惊愕的看着面前的学生无言。几个学生齐声怒吼：“老实交代！”田汉说：“原《义勇军进行曲》，现在的国歌歌词是我写的。”问话的学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头好，另外几个学生赶紧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这才一时解了围。只见刚才被噎的学生抄起地上的一个藤条编的垃圾篓，窜到田汉身后的椅子上，一扬手把藤篓扣在田汉的头上，篓里的垃圾、纸片、碎屑顺着田汉的头往下掉。田汉两手拚命往上推藤篓，想把头挣脱出来，后面站在椅子上的学生双手使劲往下拍。那藤篓带有锥度，口大底小，下到一半就下不去了，只见往下拍的双掌握成了双拳，像抡刀斧一样往下砸。随着藤篓的变形和破裂声，有丝丝的血迹渗出来，淌到田汉的短袖白衬衫上。后来我在小报上看到，田汉先生于1968年12月背着叛徒特务的罪名，惨死在301医院。当时对于田汉先生的野蛮批斗，小梅不以为然，她说，我们学校的校长、老师早就被剃了阴阳头了，这算不了什么。后来我看热闹的心没有了，想赶紧离开。在往外走的时候，听见了另一间办公室里的对话，问：“你叫什么？”答：“贺敬之。”这个名字让我站住了。我从语文课本里读过他写的诗，至今还能朗朗上口。又听见问：“什么出身？”答：“贫雇农。”女孩尖细的喝斥声：“蜕化变质分子！”我还是忍不住想看看我崇拜的诗人是什么模样，又退回到这间办公室门口。只见一位40岁上下的男子站在办公桌旁，脸庞黝黑，一头浓密的黑发。天蓝色的长袖衬衫掖在西装裤内，腰间的皮带很惹眼。那个年代里，成年男士用腰带把裤子系在上衣的外面还不多见，那是洋人的着装穿法，谁要效仿，无疑是给自己脑门上贴了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签。果然听见里面的学生吼：“瞧你这副打扮，就证明你已经彻底蜕化变质！”我害怕后面再发生刚才批斗田汉的场面，赶紧往外走，在楼道口从后面传来一声：“限令你24小时之内剃掉自己的油头，否则格杀无论！”自这次冲击之后，这座大楼里就没有了安宁之日。机关内的造反派搭建了批斗台，文联内部知情的造反派提供钢鞭材料，外面进来的红卫兵主持批斗会，机关里的那些“牛鬼蛇神”轮番在上面受折磨。后来听说了老舍先生自杀的消息，小梅说，她们学校的红卫兵直接参与了对老舍的批斗。她还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三反分子，又臭又硬，敢撕扯头上的高帽子，敢摘胸前的黑牌子。
这真是，大鬼有大鬼的煞气，小鬼有小鬼的狠气，大怪有大怪的妙手，小怪有小怪的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