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劫难中国

第一节共和国主席的末路

1969年10月17日晚上7点，奄奄一息的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针，用一条棉被裹身，被抬上了担架，由从前的共和国主席之卫士长李太和护送，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秘密送往开封。

在开封市人民政府大院（已经清空无人）的东北角，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小院的每个屋门，都由厚厚的钢板制成，窗户上装有拇指粗的钢筋。小院四面的屋顶上架了四挺机关枪，有两个排的解放军看守。这里就是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生命终结的地方。

小院外面设有“中央文革”派来的专司监管刘少奇的“特派员”办公室。从开封陆军155医院调来一位姓刘的医生，两名男护士和两名女护士，组成监护小组。

1969年11月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浑身哆嗦。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40分，监护组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一天不知道有没有下雪。

当李太和赶回开封为前共和国主席收尸时，刘少奇停尸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被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扭曲变形，嘴角流出一片淤血。。。。。。

他带来一把剪刀，给死者剪去一尺多长的白发，剪短了胡须，穿上衣服和鞋子。由专案人员照了相。然后，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上一辆军用吉普。由一个排的兵力护送去秘密火化。

从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国访问（1966年3月26日）到他逝世（1969年11月12日），前后不到四年时间。而从他正式被打倒（1968年10月31日）到他逝世（1969年11月12日），前后刚刚一年多一点。

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的邀请，对三国进行友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以及其他随行人员陪同。4月19日，刘少奇完成了出访三国的任务，告别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仰光，乘飞机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他最后一次真正地履行一个国家主席的职责。

1966年5月16日，在毛泽东的遥控指挥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中央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消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点名地指责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1966年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刘少奇从常委中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1966年10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林彪对此作出注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发起的”。

与此同时，“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

10月20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来京串联，并准备把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广场。

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说；“中央那一二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他们虽然作检查，态度还不好。”“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韧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随后带领数千人上街游行，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

他们还开动宣传车，并且涌至中南海西门，要揪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回清华检查。

1967年1月6日傍晚，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刘少奇、王光美的儿女刘源源、刘亭亭为人质，把王光美诓骗出中南海，然后进行围攻

接着，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又提出要到中南海揪斗刘少奇。1967年3月30日（或4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集中攻击刘少奇，并首次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称谓公开地加之于刘少奇。自此，全国所有报刊都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指刘少奇

4月6日晚，在江青策划下，在中南海第一次揪斗刘少奇。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

4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清华大学召开了号称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

4月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先后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5月以后，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随意捕人，严刑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的7月初开始，到8月上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批判、揪斗刘少奇的活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和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

7月14日，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乘机进行围斗

7月18日晚，中南海院内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批斗刘少奇大会，并进行人身侮辱，让他低头弯腰，罚站两个多小时，同时进行抄家。从此他们一家人被完全剥夺了行动的自由。

1968年10月31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第二节 开国元勋之死

1959年庐山会议后，排名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二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1965年9月，他被毛泽东秘密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

1966年12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林彪、江青等的授意下，指使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头头王大宾和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头韩爱晶，派红卫兵到四川成都把彭德怀押回北京。

1967年7月19日，戚本禹在江青、康生等的策划下，指使韩爱晶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大会，对彭德怀进行批斗。韩爱晶说彭德怀抗拒交待，一拳将其打倒在地。接着一群红卫兵围上去，对这位年已69岁的老人连续地侮辱打骂，拳打脚踢。彭德怀腰“唉”一声就昏迷过去了。当时医师给彭德怀开的验伤单上，记载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

1967年8月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批斗彭德怀时，造反派还把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也揪到会场上陪斗，对她的拳打脚踢。她惨叫一声，跌倒在地。此时，彭德怀才看到两年没有见面的妻子。他说，她是无辜的，不要打她了，你们要打就打我好啦！

在这以后，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彭德怀，被斗的还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黄克诚、谭政、罗瑞卿等党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在批斗时，有个公报私仇的将军上来对彭德怀说：“你认识我吗？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人！”说着就朝彭德怀左右开弓，狠命打了几个耳光，接着又猛踢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彭德怀对他吼道：“我认得你，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你，我当年应该毙了你！”

从1966年12月到1974年11月，由于林彪、江青一伙长期对彭德怀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这位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彭大将军，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率部英勇抗击日寇立下汗马功劳的八路军副总司令，终于在1974年11月29日冤死在监狱里，时年76岁。

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1966年底，在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共和国十大元帅排名第四，曾经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

1967年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他的妻子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从此，他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坐卧不宁，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

对党和国家命运的穷思苦虑，隔断与社会联系后的孤寂，使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头昏、脉膊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是对贺龙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发出的一个个危险的信号。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诈脖”，并且在病历上写着“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在医嘱上写了“请经治军医主宰”几个字。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1968年6月13日，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住地。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有—段时间，贺龙夫妇整天处于暗淡的灯光下，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把手臂当枕头。伙食本来不好，这时就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给贺龙充饥。

贺龙的医疗，从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他对贺龙很关心，经常来看望，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6次“政审”，精心选中的所谓“医生”。

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根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他按照林彪、江青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接着，又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1969年1月15日，专案组对“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一天夜里，他们都睡了，突然来人要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个“医生”所住的地方。贺龙明白，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他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一天，那个“医生”送来的药胶囊破裂，药末已经漏出来了，胶囊上面还有手印。薛明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贺龙说：“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那个“医生”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药片，被薛明发现了。那个“医生”后来解释，说是“送错了”。贺龙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说：“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

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说完，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医生”走了之后，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个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又说：“想当初不该来到这里。你说，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呢？连人也见不到一个！”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还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贺龙久患糖尿病，医学专家诊断过，认为病情是轻的，只要用一般的药物和注意饮食就能够保持病情平稳。再加上他那强健的体质，坚强的革命毅力，豪放乐观的性格，他的生命之火是能够燃烧得很久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虐待，医疗上的限制和拖延，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了。

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这样连续的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来说，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是“医生”按照林彪一伙“尽量用现有药维持”，“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的指示，视而不见。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可是，让贺龙写交待材料的活动却有加无减。

5月24日23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问哨兵：“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阳……”、“阳”前面的字没有听清。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谈起了洪湖，谈起了他家乡的人民。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早上听完广播以后，贺龙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薛明意识到，这可能是出现了过去那位保健医生讲过的糖尿病酸中毒的严重情况，非常着急，立刻去找医生。但这个“医生”外出了，中午12时回来后，薛明向他讲述了病情。下午3时，“医生”为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并未止住呕吐。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碗黄瓜汤。薛明把碗端到贺龙面前说：“你能吃一点吗？”贺龙看了看汤说：“你看那汤。”薛明拿起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结果，这生前的最后一餐也没有吃成。下午5时，贺龙血压减低，上腹部剧烈疼痛。这时，住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决定向上级报告。4个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从贺龙当天早上发病到派来的医生到达，中间整整经过了13个小时。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作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戴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日零时5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然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于是贺龙的病情急剧恶化。他们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点40分以后，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并坚定地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日早晨5时半，专案组人员和三0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先是作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当宣布要送去住院时，贺龙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看见的却是一张张木然的脸，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龙微微睁开眼深情地看了看薛明，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因此，尽管医护人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作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他们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

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1个半小时，贺龙离开了人间。时间是15时04分。从入院到逝世，仅6个小时零9分钟。

第三节邓拓吴晗廖沫沙

邓拓（1912－－1966），福建闽侯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初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为《北京晚报》“燕山夜话”杂文专栏的主笔。不久，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三家村集团”。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邓拓当时主持北京市委意识形态工作，不同意《北京日报》转载此文。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65年11月10日到1966年1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但是他的这些努力，只能使矛盾更加对立，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姚文元、戚本禹等先后发表了批判邓拓的文章，揭发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邓拓知道这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邓拓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

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邓拓以死来作为他的最后抗争。

之前，他给彭真、刘仁和市委们写了一封长信，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人。并坦然地相信那些构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的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一定会搞清楚的”。信的最后他诚挚地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青年时代专攻文史，先后在清华、云南等大学执教。建国前夕出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建国后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50年代末，吴晗写成（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杂文，而后又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大量谈论历史、古为今用的杂文，编为（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和《学习集》。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他又被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的砸门声惊醒。小儿子吴彰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的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

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

1968年4月，吴晗的妻子也被送入劳改队，后双腿瘫痪。

1969年3月19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望已经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吴彰后来回忆说。

1969年10月11日，吴彰和姐姐又一次被带到了医院。但是，他们没能看上爸爸的最后一眼。姐姐吴小彦哭着问：“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在场的人说，因为昨晚没有找到他们。

真实的情况是，吴晗的头发被人揪光了，牙齿也打落了，惨不忍睹。为了减少家属不必要的痛苦，所以才不让他们见父亲最后一面。

姐姐吴小彦因为去要爸爸的结论、遗骨和被抄走的书，后来被投入监狱，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

廖沫沙（1907－－1990），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30年代开始杂文创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供职于几家报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等职。

1966年5月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从1966年5、6月份起，连续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被关了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3年。

廖沫沙在“文化大革命”中挺了过来，是“三家村”的惟一幸存者。劫后余生的廖沫沙作曾作七律《哭邓拓、吴晗同志》一首：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

第四节小人物的历史命运

如果说象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些人是各方各面的头面人物，他们的被打倒，被整死，是属于高层争斗，见怪不怪的话，那么，大量的小人物也被卷入这场绞肉机般的运动中来，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念苍生，沧然泪下了。

必须说明的是，本作品中的大部分史实材料都是从网上搜集得来，笔者并不能完全保证它们的真实性。但是笔者下面叙述的自己亲身经历的三个文革场面，笔者保证是绝对真实的。

笔者出生于1963年正月，1967年的夏天，也就四岁多。那一天，人们被召集来开会。有一个“红卫兵”押着一个“反革命”来到大家的面前。其实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自然村的，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这会儿一个反背着双手，低头弯腰地在前面走；一个一只手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一只手压在“反革命”的背上，精神饱满，义愤填膺地在后面跟着，还不时地吼一声，将“反革命”推一下。这个反革命的罪状就是当过“小日本”，还和“新四军”打过仗。他的一根手指还被打断了。有人说是给“新四军”打断的，也有人说是机枪打热了，爆炸了，给炸断的。在这个小小的批斗会上，只有“红卫兵”一个人在声讨“反革命”的罪行。到会的只有一些不能劳动的老幼病残，能劳动的男女壮劳力都还在外面干活。我们这些小孩是围着看热闹的。“红卫兵”说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看到他最后一脚把“反革命”踢倒在地。然后，“反革命”自己起不来，只好去找人来将其抬回家。上午抬回去的，听说下午就死掉了，还吐了一大盆血。又听说他的儿子去找那个“红卫兵”算账，一家人都打到了“红卫兵”的家里。再后来，“红卫兵”当了民办教师，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他还教我们数学，很风趣，很受学生们欢迎的。而那“反革命”的大儿子，当时正值少年，据说那天打架他们家打输了。后来他就成了社会上的“二流子”，一直到文革之后，才成了个家，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那时侯我父亲是大队民兵连长，有一次他到公社开会，带上了我。我们到公社的时候，其他人也在陆陆续续的来到。会议还没有开始，有人在一个小房里喊我父亲。我们就过去。小房里四边都是用木头和土砖搭起的凳子，坐着很多人。其中有一个女的，好像有四十多岁，比我父亲大一些。那个女的见到我们，就问我父亲说：“这是你儿子呀？”我父亲说“是的”。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好可爱啊”。然后，她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火烧粑”来，分了一半给我吃。当时我好羡慕她，心想出来还能带上吃的，她家里一定是很富有。这个女人很和气，也很能说。我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敬重她。一会儿，有两个民兵扛着枪，来到她的面前，叫她出去。她就站起来，被两个民兵架着，带走了。再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一个女人的一声惨叫，接着就是哀嚎。我们赶紧过去看，就看到那个女的，双手被一根很粗的绳子绑着，吊在一间大屋的屋梁上。她脚下原本有一只小凳子，可是她被吊起之后，凳子就被人踢开了。她就直直的吊在那里，被两个人用很粗的木棒，轮番地打。同一个人，我刚才看到的，和现在看到的，完全是两个样子，精神，气质，神态。唯一相同的，就是，她还是一个女人。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哪里人，也不知道她的身份，也不知道她后来的结果如何。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是一个坏人。

作为一个小孩子，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最热闹的场面了。那一天，听说大人们都到“五中”（一所高级中学）开万人大会，我们想去，却不知道怎么去。恰好看到队里蒸了好多馒头，说是送给开会的人吃。我们看着馒头就嘴馋，再加上跟着又能看热闹，于是都跟着送馒头的到了会场。会场很大，人很多，可是我们看不到什么。大人们怕我们走丢了，又不准我们到处乱跑。由于隔得太远，虽然有扩音器，还是听不到什么。都是各自在下面开小会。女人们都挺自在地做着自己的针线活。忽然大家都站起来看，我妈妈也把我举起来，让我看。我也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只看到台上一排人，跟平常见到的一样，挂着大牌子，低头弯腰的。只听说有人被从台上踢到了台下，但是我没有看到。

以上是笔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下面，再从网上摘录一部分材料。。

“陈珍福诊所”位于石柱县县城新开路大安巷1号。天气有点凉，人们穿上了夹衣，陈珍福却穿了两件毛衣、还加一件棉背心。“凉不得，否则头昏、胸闷，身上的旧伤又痛又痒。”他说。成“强奸犯”前，他是石柱大歇区医院医生，后任石柱县革委会常委，享受国家派发的口粮，是国家干部。“强奸犯”的帽子让陈珍福从“国家干部”一下子变成农民。落实政策后仍是个农民。由于唐××的告发，从当年3月起他便不断的被批斗、挨打、受伤。向当地革委会反映冤屈，换来的却是毒打。向省里反映，总被“转当地革委会调查落实”，回来仍然是挨打。1973年3月的一个夜晚，他随身仅带了一床破棉被、4双草鞋、30多斤干胡豆，身无分文地步行到北京去找毛主席。“我不是强奸犯！”这是陈珍福对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说的第一句话。拿着那张写着“请涪陵地区革委会认真调查”的条子，陈珍福觉得握着的是尚方宝剑。可换来的结果还是批斗，毒打。1974年3月，陈珍福拿着妹妹用一头猪换来的70多块钱，再次到北京上访。回来后，石柱县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认为陈珍福强奸案“依据不充分，适用法律不当。撤销原判决，重新审理。”但陈珍福的命运并没有丝毫改变。他又成了“刘少奇的代理人”。继续申诉下，1976年，石柱县革委会又下发了“关于恢复陈珍福同志原任职务的通知”，对其强奸一事予以否定，恢复其名誉。然而，世事难料，“通知”下发没几天，“四人帮”被打倒。他再次被当成“四人帮”的人揪出来。石柱对“四人帮”的批斗持续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此，陈珍福噩梦般的日子才算结束。这些年，当年诬告陈珍福的唐××也多次找到他，承认当年是受人指使陷害他。想到那个疯狂的年代，陈珍福原谅了她，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痛苦。冤案牵连了他全家。自从成了“强奸犯”，家人常被当成“坏分子家属”拉去批斗，还常被抄家。有一次，妻子王应美被当场打掉3颗门牙，整口牙齿都松动了。30多年来，她连稍硬点的干饭也不敢嚼，直到去年安假牙。“我们兄弟姐妹7人，没一个上初中。走到哪都有人骂我们是强奸犯的娃儿，抬不起头，读什么书？”大儿子陈世强说。如今，陈珍福这个当年“国家干部”的7个孩子中，有两个在拉人力三轮车，两个务农，三个跟他开诊所。

李九莲，1946年出生于赣州，1969年他给曾经的恋人写了一封信，表露了对文革、对林彪的怀疑，结果被告发，抓进监狱。林彪叛逃后，李九莲被放出狱，她因为申诉，于1974年再次被拘，1975年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7年12月，她又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国锋的罪名，不经审判被判处死刑，行刑时，为避免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同时，十二名为她辩护过的群众也被判以重型。一个月后，为李九莲鸣冤的青年女教师钟海源也被处死。

林昭，1932年12月16日出生于苏州市，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为许多她所敬重的同学被被打成右派分子，她仗义执言，为这些同学辩护。于是也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后她一直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运动提出批评，面对大饥荒的现实忧心如焚。1968年4月29日，她以反革命罪在上海被枪毙。

钟朝岳，他被划为右派时，还是西南师范的学生，因为对班长分配助学金的做法提了意见，就莫名其妙当上了右派。59年被分配在四川南部一个小区的中学里教书，每月领取生活费25元，除了教书工作，还要在监督下劳动。后来被送进县右派劳改队劳改，过着流放的生活。文革开始后，各派都把他当成玩物或出气桶，随时开会斗争，毒打，用刀子在身上刻字等。1968年被送去农场改造。1978年被解放，工资也不补发，44岁仍是光棍一条。

王申酉，读大学时，因为日记被人偷看告发，从此遭受厄运。被拘押，流放，但他没有停止思考，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怀疑，提出批判个人迷信，纠正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错误。因思想超前，于1976年被捕，并于1977年被处决。

最后，笔者搜到一件过程与结果都并不悲惨，相反却有点诙谐的人和事，来作为本小节的结尾。王百得，原名叫王白旦，于1935年出生在太行山区。中共建政后，他先是在太原钢厂当工人，后来作为骨干支援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他已是北满钢厂的一名党员技工。当时，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成员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七年。阴差阳错，王白旦被选为“九大”代表，去了北京。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在选举中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要当中央委员了，王白旦的名字成了问题。据说，在一个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了一句：“王白旦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众委员笑了，王白旦不就是“王八蛋”吗？时任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当时号称老夫子，他略加思考后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次日，“九大”中央委员名单正式公布，“王白早”名列其中。普通工人当上中央委员，又被当时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赐”了名，顿时在寒冷的北方重镇齐齐哈尔掀起一阵热带旋风。一夜之间，任命书下来了，厂党委副书记的头衔落到了“王白早”头上。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支持林彪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就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议成立专案组。幸而周恩来解了围：“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叫工人背包袱。”没想到，江青知道此事后说：“我再给他改一个名，在原基础再加几笔，叫王百得吧。”再次改名，王白旦很不情愿，他想：“上次有总理保护，我和陈伯达没牵联上。下次，谁又能为我说话？”不过，江青毕竟是毛泽东夫人，当时他还是服从了“中央决定”。以后，在党的“十大”上，“王百得”成为一百名中央候补委员的成员。文革结束后，不测的政治风云再次向他来。他那段被陈伯达、江青二人改名的历史，使他被列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78年起，先是被审查八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三年多。但审查团将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却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第一章 第五节劫难中国

“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到底有多少人蒙受冤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目。只知道在“文革”中，随着“红卫兵”的兴起，一大批教职员工成为“牛鬼蛇神”，遭到“红卫兵”的斗争。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生打死。校园暴力随后蔓延到校外，“红卫兵”走出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又一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或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而自杀。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还有，“红卫兵”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互相武斗，也死了不少人。有些过路的还被流弹击中，遭受无妄之灾。“红卫兵”之后，一个更加常设性的“文革”机构－－－－－“革命委员会”，在各地建立并且巩固，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全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学习班”，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当时的打击对象被叫做“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就把这种“学习班”叫做“牛棚”。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为几十年前作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较轻的人也可以为几句无心说出的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主席像章，因为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去上班的人不知道晚上是会回家还是会进“学习班”。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在公众场合，在“牛棚”的后面，持续地发生。网上有人宣称，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学习班”中被打死或者自杀。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后来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又出现了大量的自杀：跳楼、服毒、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等等。其中，很多“自杀”其实是他杀，是把打死了的人丢往楼下，或者悬挂在房梁上。

下面是从网上搜集到的有据可查的文革受难者名单：

姓名职务或职业死亡日期

1.刘少奇国家主席1969

2.彭德怀国防部长、元帅1974

3.贺龙国家体委主任、元帅1969

4.陶铸国务院副总理1969

5.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1967

6.贾拓夫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1967

7.许光达国防部副部长、大将1969

8.张学思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1970

9.田汉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1968

10.赵树理作家1970

11.邵荃麟文学评论家1971

12.侯金镜文学评论家1971

13.邹大鹏中央调查部副部长1967

14.刘秀峰建筑工程部部长1971

15.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1969

16.何伟教育部部长1973

17.南汉宸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委1967

18.陈正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1972

19.钱瑛监察部部长1973

20.廖鲁言农业部部长

21.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

22.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23.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4.王其梅西藏军区副政委1967

25.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26.谢家荣中科院地质所1966

27.沈知白音乐学家1967

28.李嘉言古典文学专家1967

29.喜铙嘉措佛学家1968

30.胡先（马肃）文学评论家1968

31.陶然文学评论家1966

32.陈翔鹤小说家1969

33.伊兵戏剧评论家1968

34.彭柏山小说家1968

35.张宗燧中科院物理所1969

36.杨伟名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农民党员1968、

37.潘天寿著名画家1971

38.盖叫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江南第一武生1971

39.叶渚沛冶金学家

40.张家燧昆虫学家

41.吕荧美学家1969

42.周信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1975

43.刘芝明文艺活动家

44.蔡楚生电影导演

45.杨朔诗人作家

46.孙维世导演

47.陈翔鹤作家

48.郑君里导演

49.巴人文艺评论家

50.孟超诗人剧作家

51.焦菊隐导演

52.魏金枝作家

53.肖也牧作家

54.周洁夫作家

55.曹荻秋上海市长1976

56.傅连璋卫生部副部长1968

57.陶勇海军副司令员1967

58.刘仁北京市副市长1973

59.张国峰山东省公安厅厅长1968

60.高心泰淮北市委书记1967

61.刘国璋宜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67

62.吴亚雄南昌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68

63.张国士市建筑公司经理1968

64.刘健上海外轮公司副经理（越剧演员傅全香的丈夫）1968

65.张志新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1975．

66.遇罗克工人1970．

67.毛应星教师1970．

68.吴晓飞南昌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1970．

69.时传祥掏粪工，著名劳动模范1975

70.张坤豪工人1970

71.忻元华技术员1970

72.官明华云南兵团四师女医生1971

73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1966.。

74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1968.

75范长江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1970.。

76翦伯赞历史学家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1968

77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1968.

78容国团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1968.

79姜永宁乒乓球国手1968.

80傅其芳国家乒乓球队教练1968.

81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

82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1969.

83严凤英著名黄梅戏演员1968.

85老舍著名作家1966.

86.储安平前光明日报总编1966.

87李翠贞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1966

89沈知白音乐理论家1968。

90傅雷著名翻译家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1966.

91金仲华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1968.

92.陈梦家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1966

93叶以群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1966.。

94李立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67

95萧光琰化学家被拷打后服安眠药身亡，其妻女随即同日服药自杀1968.。

96杨嘉仁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1966.

97刘盼遂北师大教授

98闻捷著名诗人1971

99言慧珠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之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1966.

100田保生国际法学家与妻子双双自杀。

101高仰云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66

102俞大因北大生物系教授，丈夫曾昭伦

103周瘦鹃鸳鸯蝴蝶派作家1968.

104张宗燧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东荪二子1969

105.顾而已著名电影导演1970106刘绶松武汉大学教授，批斗后与妻子杨嘉仁自杀身亡。1969

107罗广斌小说《红岩》作者1967

108冯大海作家。

109许政扬文史学者，南开大学教师1966110田家英毛泽东秘书1966111饶毓泰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1968上吊身亡。

112李广田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1968

113李达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1966.

114谢家荣地质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

115赵宗复太原工业大学教师

116.姚溱中宣部笔杆子1966.

117陈笑雨文艺评论家，笔名马铁丁1966

118王重民史学家，胡适弟子，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1975

119海默电影剧作家1967

120周予同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121陈又新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1968

122小白玉霜著名平剧演员

123李平心历史学家1966.

124周小舟前湖南省委书记1966.

125雷春国云南德宏州副州长杀死妻子和一儿一女后自戕。1967

126杨朔著名散文作家1968

127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1968.

128郭民英郭沫若之子，音乐学院学生1968

129远千里诗人，河北省宣传部副部长1968.

130刘克林《大公报》名记者1966.

131.孟秋江作家，前《大公报》记者1966

132姚启钧华东师大教授1966.

133舒绣文女影星1968

134黄绍闳著名民主人士1966.

135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1968

136张琴秋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68.

137郭兴福南京军区步校教员，杀死三个孩子后，与妻子双双自杀，获救后被判死刑。1969

138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9

139赵九章物理学家1967

140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作者1966

141.赵慧深著名表演艺术家，1967.

142马连良京剧表演大师1966.。

143应云卫电影艺术家1967。

144.陈琏陈布雷女，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委，1967.

145国璋陕师大地理系主任，教授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1966

146陈昌浩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

147张绍昌著名药理学家，曾执教哈佛，演员陈冲的外祖父。

148张宗颖天津社会学家，张东荪的三儿子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1966

149陈同度北京大学生物学家1968.

以上搜集到文革受难者149名。当然，文革受难者绝对不止这149名。之所以他们被搜集出来，是因为他们曾经是社会显贵和贤达，是知名人士，容易被搜集。而那些默默无闻的死难者或受难者到底有多少，笔者没有搜集出来，只搜集到有人写了一本《文革受难者》的书，里面记载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全书有52万字及24幅照片。所有受难者的姓名按照拼音字母排列。此书在2004年6月出版，实际的结稿期是2003年9月。在那以后，作者又收集了数百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其中有的已经加入网上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XX.chinese－memorial.org）中。

不管怎么说，“文革”受难者，死亡的和幸存的，绝对是十分可观的一群。他们所承受的劫难，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劫难，而是一个国家的劫难，是一个民族的劫难。我们不可能将他们忘记，但是想起来又叫人心寒。中国的劫难啊，劫难中的中国。

第六节劫难中的文化

“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它不仅是要革人的命，更重要的是要革“文化”的命，要把几千年压迫无产阶级的旧文化全部革掉，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所以，在把人打倒的同时，“红卫兵”们也不忘去打倒那些并不是人却和人同样“反动”的东西。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进一步确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此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这场风暴首先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红卫兵们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的一切外来和古代文化象征和物品砸了个遍。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上海十万户资本家被抄。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1966年10月，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当地农民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墓被扒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曲阜共有6000余件文物被毁，古书2700余册被烧，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被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为了显示“革命”，红卫兵还在全国掀起了改名浪潮。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北京和上海等地还公开贴出告示，规定妇女一律要留三八式齐耳“革命”头，否则立即被红卫兵在大街上当场剪掉头发，就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受到红卫兵警告，要求她进行“发式革命”。

在宗教界，红卫兵冲进北京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赶走了“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8名罗马修女；颐和园佛香阁释迦牟尼塑像被砸碎；丰台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被拉倒，佛身断为三截；戒台寺数千大小佛像全部被砸碎；上海的教堂几乎全部被砸，作为龙华三宝之一的高达7米、莲花座下雕有上千尊小佛像的范金毗卢佛像被红卫兵砸成碎片，作为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头颅；建于清代的天津大悲院中的佛像被抢，院中的明代木雕观音和瓷佛均被砸毁；洛阳龙门石窟被砸掉无数珍贵小佛头像；合肥万福庵的神像等佛物全部被烧毁；湖南的15座寺庙中的497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54部藏经书等大量宗教设施则全部被毁；红卫兵冲进伊斯兰教清真寺，放火焚烧《古兰经》，引起伊斯兰教徒与红卫兵的冲突。

另外，北京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演出时所用的戏装、道具被当作封资修全部放火焚毁；海淀区朱房村的汉代遗址珍贵遗迹被破坏；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被拆毁54公里。根据有关统计，北京共有4922处文物古迹被毁坏。上海著名的万国公墓中包括宋庆龄父母在内的许多名人墓穴被砸毁；建于三国时代的龙华寺、静安寺都被严重破坏。天津作为传统艺术瑰宝之一的传统曲艺相声被认为是低级趣味被勒令停止演出；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原租界建筑群，许多建筑物上面的标志和装饰物大都被砸毁；各种宣传文化的机构如文化馆、文化宫等都被挤占，被迫停止工作。杭州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苏小小墓被毁、岳王坟的岳飞像不翼而飞；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顶的自由神像被铁锤砸毁；海口海瑞墓被砸毁；山东武训墓被毁，武训尸体被挖出并抬尸游街示众，然后尸骨还被砸烂焚烧；

在戏曲方面，“样板戏”从艺术质量上来讲，无论在剧本创作方面，还是在导演、表演、音乐创作、舞美设计方面，都把当时的现代戏创作推向相当的高度。事实上，“样板戏”并非无源之水，许多优秀剧目都是在前人编创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是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创作的。《沙家浜》是从1963年10月着手，根据沪剧《芦荡火种》移植的。《红灯记》是根据同名沪剧移植的。《海港》是1964年初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移植的。这几部戏的原作为京剧的移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江青主管后，虽然对这些剧目的创作提供了很多意见，定下了许多基调，但主要还是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而江青把这些劳动成果完全据为己有，并且把原来的编创者打成“反革命”。为了“破四旧，立四新”，更为了突出自己，显示自己，除了“样板戏”外，其它剧目全部打倒封停。从而造成文革中“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一花盛开百花残的局面。

浩然，这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民子弟，在“文革‘时期中国文学艺术百花凋零的情况下，创造了中国文坛“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浩然语）。当时的局面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1966年到1972年，他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和一些短篇小说。1973年以后，由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青睐，《艳阳天》在文艺极度萧条时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浩然由一个普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当时的大红人、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1974年，浩然被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回京后写出了《西沙儿女》（诗体小说）。后又视察大寨并写成《大地的翅膀》（报告文学）。在国际上一次讨论中国文学现状的会议上，一位外国评论家说：那时只有浩然的小说创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不能不肯定浩然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那么多年，只有那么一个作家，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浩然的成功，固然是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学造诣，而出身于农民，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利益，表达了农民阶级的思想感情，迎合了当时的政治味口，才是他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