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与“坏人”交友

生产队经常在地头开批判会，动辄就以“阶级斗争为纲”，给社员戴帽子打棍子，尤其家庭出身不好的社员更遭罪，大会小会都要站在旁边候着挨训。生产队为了加强管理黑五类分子，就把戴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人员集中起来，派政治上可靠的社员监督他们劳动。

我下乡插队的第二个月，小队支书找我谈话，她看过我的学生档案，知道我在中学是校学生干部，家庭出身也好，就把我派到“黑人”组做监管人员。

做了监管，我还得参加劳动，只是有了记工权。

我们那个小组由十多个“黑人”组成，有的让劳改过，有的服过刑，还有的是被红卫兵剃了头遣送回来的。我刚去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十分紧，整天吊着脸不与他们搭腔，生怕他们变天复辟，后来熟识了也就轻松了，就觉得这些人不很坏。

有个叫高青的本地农民，三十来岁，是国家1962年压缩城市人口时回到农村的。他人老实还肯吃苦，性情豁达也善交朋友，从未把自己那顶“坏分子”帽子当成事。为了给老婆治病，他说该戴还得戴，戴上就别摘。　　高青老婆患的是肝硬化，长年营养不良，又无钱治病，只好躺在自家炕上养着。为了给老婆抓中草药，高青每个月都要炒一次葵花籽，装一面袋扛到太原卖去。他圪蹴到马路边，一角钱给人一暖瓶盖葵花籽，有一次竟让城里人夺走袋子，人家说他投击倒把。事情反溃到村里，那顶“投击倒把坏分子”的帽子就给他戴上。虽然他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有亲戚关系，但人家不徇私情，吩咐生产小队照旧狠狠制他。

我们那时粗粮多，一天三吨红面，早晨是红面炸弹，中午是钢丝面，晚上是红面糊糊煮玉米饼。两个多月吃下来，个个胃胀吐酸水，见了饭就皱眉头。高青看我厌食，专门让老婆做了糕，请我去他家。那时，村里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糕，这样做是把我当成重要客人了。起先我推说不去，看到他那么执意和热情，不愿扫了他的兴致，便去了。经常见他拖着露了脚指头的鞋上工，顺便送给他一双解放鞋。

此事被一个阶级觉悟高的农民知晓，便向生产队作了汇报。队支书作为重要情况和我谈话，要我在第二天的地头批判会上发言，揭露高青拉拢腐蚀知青的滔天罪行。

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来讲，我不得不去做一次深刻的发言，可是缘于我们之间产生的那份情谊，我又不忍心去也不能那么做。于是，我当天夜里站在积雪中，专门光了膀子把自己冻病，这才免去参与那场尶尬的批判会。

一周后，我又上工，小队支书对我很冷淡。她说农村不比城里，阶级斗争太复杂，知青不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就无法适合周围的环境，让我好好学习贫下中农，站稳阶级立场。没几天，生产队考虑到我政治上还稚嫩，把我调往青年突击队修大寨田。

那时，我们每天出工都要路过一座小桥。那天走到桥上时，高青挂着牌子立在桥边，正缩着头示众。寒风一次次掀起那面牌子，他生怕跑了似的赶紧搂住，看到我走过来，没敢跟我搭腔，只是歪过脸冲我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