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留守兴安

刘杰病好了，她执意要上山，那时候的木材生产就是全靠人力，男女老少、干部群众齐会战进行冬运生产，刘杰刚上山，脸就冻僵了。大家就告诉她用雪往脸上搓，以冷制冷，搓一会身上就热乎了。

在山场，人力串坡集材，趟着没腿深的大雪把一根根原木归在一起，汗水浸透的棉衣，被冷风一吹冻的棒棒硬，贴到身上透心凉。

晚上住在帐篷里，用大油桶改制的火炉子，烧起来烤的够呛，断了火就冰凉。夜里常常被冻醒，她躺在小杆搭成的铺上，人在铺上睡，帐篷边缘的积雪在室内炉火的温热下，不断的融化，流进帐篷里，水就人睡的铺下流淌，人们就听着铺下哗哗流水奏出的催眠曲入梦。

吃饭时，没有菜，能见到一点干菜就不错了，喝的汤里没油、没菜、有时候连盐都省了，就用开水冲酱油，吃的水就是化的雪水和冰水。劳累一天之后，吃上一顿窝窝头就着脱水的干菜汤也感到无比香甜。

程宏宇对刘杰说：“怎么样？身体能吃的消吗？刘杰说：“怎么不能？别人能活，我就能活，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当时，人们没人叫苦、没人埋怨，起早贪黑、争先恐后。

就在程宏宇、刘杰他们热情开拓黑龙江沿岸的原始森林，并且生产了几十万立方米优质木材的时候，密林深处的开发建设也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着。

从1958年夏季开始，来自合江、牡丹江、哈尔滨、黑河等林区的一大批开拓者，从三合站下船，步行到密林深处的呼玛河、塔河上游，筹建11个林业局，昔日鄂伦春人打马放猎的固其固成了林海一颗新兴的明珠，两年多的时间，大兴安岭二次开发的开拓者们就是凭着勤劳的双手，踏着厚厚的白雪，抬着帐篷，迅速到达指定地点，安营扎寨，伐开路影，辛苦备料，进行筑路、建房。

那时候，生活供应全靠人背马驮，一个人从三合站挑两袋面，走到塔源也快吃一袋了，就是如此的艰难，他们也坚持建点，在密林深处建立新的家园。

因为没有道路，没有车辆，东西全靠双肩抗进去的，施工也只能靠土蓝加扁担挑土作业。凭着一股“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筑成了三合站至塔源250公里长和嫩江至十八站480公里长的两条公路，并建成了大批的住房。塔河原有的八栋石头楼就是当时修建的。

随后，国家经济陷入暂时困境，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原计划的森林铁路缓建，加上林业建设资金短缺，交通运输十分困难，不仅木材产品难以运出，连生产、生活供应也十分紧张，大兴安岭北坡的开发被迫下马。

从1961年秋到1963年末，两万多名职工家属，陆续撤出，转到黑龙江的老林区落脚。广袤的原始森林里，开发建设时期的欢腾场面不见了，苍郁的森林里恢复了原有的安宁与寂静。

程宏宇所在的林业局坐落在18站，它的前身就是从呼玛县城迁出的呼玛林业局。下马后，只保留了不足千余名职工，担负北坡的护林、护路和护产的任务，看守各局下撤后留下的房产、物资，还要维修道路，种植，多种经营，在浩瀚的林海中，坚守阵地，待机开发。

1960年，国家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每人每月只有6.5公斤的粗粮，填不满的肚子全靠野菜、菜根、树叶、豆秸和向日葵瓢子充塞。工人饿着肚子怎么进行生产呢？一个个难题摆在了面前，张森带领大家在困难面前顽强抗争，积极努力的想办法，倾尽全力改善眼前的生活。

张森号召各个林业局建农场，家属办农副业基地，他亲自深入各个林场，发扬延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轰轰烈烈大生产的革命传统，把职工和家属们充分的调动和组织起来。春季开荒种地，夏季采摘野菜、下河捕鱼，秋季采摘野果，冬季上山狩猎，并让林管局办公室从外地抓回猪崽，分给职工饲养，解决副食问题。

他对大家说：“大兴安岭是天然的大宝库，我们要自力更生，依靠大山资源丰富的优势，为国家分担困难，度过灾荒。”

种植的土地是呼玛河冲击而成的，黑土层厚，非常肥沃。办农业，可以使用机械，但当时的条件大部分都是人力，张森局长亲自带头，所有干部们都参加劳动，人人自觉，没有特殊化。

春天，他和其他的机关干部一样，下农场和工人们一起播种小麦和土豆。

夏天他亲自领导大家下地铲地、拔大草。炎炎的烈日下，尽管有繁花似锦、蜂蝶飞舞的美丽，但大兴安岭夏季的蚊子、瞎虻、小咬黑压压的一团团的向人扑来。直往鼻孔里钻。就别说往身上叮了。大山里的田野上不仅仅有汗水的流淌，还有那皮肤被叮咬之后的痛苦难耐的瘙痒。

他们在地里一干就是一天，早晨6、7点上工，晚上直到看不见收工，而大兴安岭的夏季白天特别的长。中午在地头上咬口干粮，锄头撞击泥土的沙沙声，人们你追我赶的笑声，男女比赛的劳动号子声，汇成了一曲田园劳动的交响曲。

一天，大家坐在地头上歇息，张森不慎被草爬子叮了，大兴安岭人都知道草爬子的厉害，那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东西。身边人说：“张局长，快回去找医生吧，很危险的。”

张森说：“没事，它再厉害，还有子弹厉害吗？”战场上子弹我都领教过了，还害怕它吗？

东子听见了，凑到跟前说：“张局长给我们讲讲你被子弹打的故事吧。”

张森说：“好啊，那是1946年12月，锦州战役的外围羊山战斗打响了。当时我是一名营长，我带领战士担负阻击敌人的任务，经过战士们浴血奋战，敌人被消灭了，战斗接近尾声。我从前沿阵地下来，检查一下战场的情况，我见俘虏被押回，缴获的枪支弹药堆在一起，一切井然有序。我正准备返身回前沿阵地时，暗藏在大石头后面的一个顽固狡猾敌人向我开枪了，子弹射进了我的胸膛，我咬着牙以极快的速度返身向敌人回了一梭子子弹，敌人被打中了，我也昏过去了。”

我左侧的三根肋骨被切除，左部肺叶被摘掉，因当时手术条件有限，几块微型弹片仍残留在胸中，一直到解放后，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1950年七月，医生检查，胸内积水、浓肿，残留的微型弹片危及生命，需要立即做手术，我又做了第二次手术。这才有了今天的我啊！”

张森讲的很平淡、很轻松，东子说：“局长，你真了不起，是钢铁战士！”

张森说：“所以，小同志，子弹呆在身体里几年，我都活下来了，一个草爬子，又能把我怎么样？

可第二天，张森的小腿全部肿起来了，草爬子的毒性是不容小觑的、非常大的。草爬子可是每个山里人，谈之唏嘘之物。

张森只好让医生用手术刀把它割了出来。身边人说：“张局长，你看，您的腿都肿了，回去歇一天吧”

他说：“没事，不能干多，还能干少呢？”

麦收时节，程宏宇和其他五名同志外出开会返回，从三合站下船，要回局里，但没有汽车，他们就起大早，顺路步行了240华里，当天到达了18站，可他的两条腿都肿的非常厉害。

次日清晨，他出现在麦收的队伍里，刘杰对程宏宇说：“你行吗？腿不要了吗？”

程宏宇说：“没事，我还没像你晕倒呢！”

程宏宇接着又说：“机关全部关门，所有人全力以赴麦收，我能坐住吗？

站在没过人头的大片麦地里，职工们喜悦之感顿生，秋高气爽，碧蓝的天空白云点点，广袤的田野上飞鸟翔集。微风吹过，那滚滚的麦穗就像海浪，一浪推过一浪，一浪追逐着一浪，涌动着，拥挤着，吵闹着……

张森站在麦田里说：“大家辛苦了，在这全国大灾之年，我们能有这样丰收的成果，实属老天爷厚爱。我们一定要保证颗粒归仓，不能损失一粒粮食。”

机关干部带头，同志们依次排开，象打马草似的，抢刀割麦，大家同心协力，你追我赶，同志们手掌都磨出了血泡。弯腰在炙热的秋阳下。张森即是组织者，也是劳动者。昔日军营里，中年军官那种衣冠整齐，威武稳健，飒爽英姿早已不见了。变成了一位十足的面朝土地，背朝天的老农夫。他和职工们以战斗的姿态和精神，一连干了四十多天，收回了全部胜利的果实。

呼玛河边的大山里到处飘荡着丰收的歌声……

秋收过后，他们把小麦磨成面粉，全部分给了职工，大家终于看到了久违的白面，欢笑漾在脸上，幸福写在心里。

张森高兴的对同志们说：“我说过，眼下的困难都是暂时的，也都是能够克服的，你看，我们自己开荒种地、多想办法、多管齐下，这不就有馒头吃了吗？”

张森局长接着又说：“明年我们再多开点地，接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