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进 第四节 我们的日策略

美日安保联盟对中国形成多层次的岛链封锁，严重威胁着我们的海上安全，制约着我们的发展空间，损害着我们的国家利益.所以，我们的对日策略，要围绕着打破美日安保联盟这一战略目标来制定.在美日安保联盟中，美国是皇军，日本是皇协军，美国是主，日本是从.所以，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我们的主要敌人美国，而想办法将日本从这一联盟中坼解开来，争取日本反正

如何将日本从这一联盟中拆解开来，争取其反正呢？实际上，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戏剧性反复，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日本入常的决心很大。为此，它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争取了很多国家，却惟独对中国置之不理。似乎是执意要向中国示威，表示不管中国怎么样，日本都一定要入常，而且一定能够入常。那么，日本为什么要这么狂妄地对待中国呢？第一个可能，就是日本猜想中国不可能支持日本入常，所以就无需白费力气争取中国，再加上自己对中国也看不顺眼，所以要故意跟中国斗气；第二个可能，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向利用，以此来麻痹美国，让美国人在感动中忘乎所以，忘却美日之间的利害关系，糊里糊涂地支持日本入常。而不管日本是何居心，反正美国开始确实是表示支持日本入常，甚至直到快要投票表决的前不久，还在声称支持日本入常。相反的，是被日本蓄意冷却的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从不表示对日本入常一事的立场，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却是在中国海内外民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日本入常的怒潮中，吁请民众克制情绪，保持冷静。甚至还放出风说，出于避免国际孤立，政府视情况可能也会对日本入常投赞成票。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美国反对德国入常，但因为徳、日、印。巴四国是联合一致，捆绑入常的，所以，德国连累了其它三国，包括日本也不能入常。这样一个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但也合乎情理之中。特别是对中国来说，这更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就是中、美。日三国之间的高智商角逐。日本想反向利用中国，来促使美国支持自己入常，美国想维持表面的美日亲善关系，把反对日本入常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则要考验一下美国人的耐心，撕破美日亲善的假面具，同时也给小泉首相醒醒酒。最后，终于还是美国的布什总统耐心不够，定力不足，关键时刻挺胸而出，把踌躇满志的小泉首相打趴了。实际上，中美日三国之间的角力，也正好反映了三国之间的本质关系。日本表面上和美国处在同一条战线，共同与中国为敌，但日本与美国之间并不同心同德，它们不是朋友和兄弟之间的关系，而是皇协军与皇军之间的关系。日本是皇协军，美国是皇军。这实际上就和当年中美苏三国关系是一样的。当年的中国和苏联，表面上是盟友加兄弟，共同对付美国，。但实际上中国苏联各怀心思，并不同心同德。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中国倒戈相向，与苏联解除盟约，与美国建交。

尽管目前中日关系景象不是很好，日本好像对中国怀有很大的敌意。但我们要想想中美关系解冻之前，我们对美国的敌对态度和美国对我们的敌对态度，从而看清今天的中日关系的本质。真实的战略关系往往是和表面的现象背道而驰的。但我们必须抓住本质的关系，把握战略的大局，而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中国需要日本脱离美国，而日本从其本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也必须脱离美国。但正像皇协军脱离皇军非常困难一样，日本要脱离美国实际上也是很困难的。中国当年脱离苏联，不也危机重重，最后不得不和美国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才减轻压力，化险为夷吗？所以，我们要想让日本脱离美国，必须要象当年美国帮助中国，要象当年八路军帮助皇协军一样，给它们以支持，为它们营造一个安全的退路。

那么，中国怎样帮助日本呢？

日本的经济是强大的，无需中国帮助。日本的军事相对中国也是强大的，但相对美国，却软弱无力。因为，美国控制了它的军事发展方向。所以，在军事上，中国要有对日本可能的反正行动进行策应的准备。在政治上，外交上，中国应该敢于承受日本方面的一些对于中国的非理性行为，支持其追求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国际地位。中国应该摈弃感情因素，在进行适当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的同时，一切以促进日本脱离美国，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为重。

但是，历史上的日本一向是以征服中国为自己的理想，我们帮它脱离美国，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那么，它在由经济强国转变为政治强国、军事强国之后，会不会故态复萌，再打中国的主意呢？

这个问题应该分两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 我们的这种担心，是来源于我们的不自信。因为自己不相信自己，所以也不会相信别人。我们要搞清楚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被侵略，不是在于别人喜欢侵略，而是在于我们没有应付侵略的准备和实力。如果我们有了反侵略的准备和实力，那我们又何惧别人的侵略？别人又何以侵略我们？再说，单一的日本侵略，比日美联盟的侵略哪一个对我们更具有威胁性？我们之所以要拆解日美联盟，就是要解除我们的最大威胁。只要日美联盟拆开了，则单一的日本威胁或美国威胁就不那么可怕。而独立自主后的日本与美国之间，策略性联合反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战略性的联合反华可以说是不可能。因为中日矛盾和中美矛盾，不可能同时大于日美矛盾。如果这种不可能变为了可能，那就不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而是中国人的无能。

第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老是记着仇恨，而要吸取教训。我们要分析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总是被侵略？为什么别人总是侵略我们？秦汉以来，中国一直处在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地位，有时甚至真的被别人所征服，所奴役。虽然最后我们还是胜利了，但这种感觉是痛苦的，难受的。我们能不能不要这种感觉？我们能不能不要被别人侵略？别人侵略我们固然是不对，而在我们自己，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说道，可以检讨的吗？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在精神上少了些什么东西？又多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再看日本民族，它为什么老是侵略我们？挑战我们？是它属于海洋国家，本身具有侵略性吗？是它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不得不侵略吗？其实，要探讨日本的侵略行为，我们必须从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文化特征上着手。我们都知道，东方民族的整体性较强，西方民族的个体性较强。而东西方民族之间的这种差异是怎么来的呢？是来源于我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同，来源于我们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出口商品上，用中文标注“中国制造”，而如果改为英文标注，那就成了“制造在中国”；中国人表述时间是“某年某月某日”，而如果用英文表述，那就是“某日某月某年”。中国人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是从整体看到局部，从过程看到细节，从结构看到动作；而西方人是从局部看到整体，从细节看到过程，从动作看到结构。这样一种对于轻重缓急之选择的差异，说明了东西方民族的先天性的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价值观念的不同，就导致东西方民族的精神状态也不同。东方人具有内敛性的精神状态；西方人具有开放性的精神状态。东方人拘谨、自卑、悲观；西方人冲动、自信、乐观。古埃及是古代西方文化的重心，我们今天走进埃及，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是“狮身人面像”。而这个“狮身人面像”是怎么来的呢？它的寓意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古埃及人的“图腾“。狮身人面，就是人的头脑，狮子的体魂。古埃及人以这样一种人兽组合为自己的图腾，可见他们多么自信，多么豁达，多么乐观。而古华夏，甚至大部分东方民族，崇拜的是什么呢？是”“龙”。而“龙”是由蛇演化而来。现在我们还将蛇称为小龙，可见蛇在“龙“身上的比重非常大。而繁体的“龙”字与繁体的“龟”字有部分相同的笔画，可见龟也是“龙”的一种元素。那么，蛇和龟在“龙”里面有什么寓意呢？蛇默无声息，表现一种沉静的性格，这是东方人的性格。在原始森林中，蛇是最具实力的，它甚至比狮子老虎更厉害，当然它也是原始人类的最大威胁。而龟则是一种行动缓慢，寿命极长的动物。实际上，由蛇龟所组成的“龙”，它既代表了东方民族的性格特征，暗示了东方民族自身在“龙”身上的存在，也寄托着东方民族的一种希望，那就是强大和永久。但是在这个“龙”的身上，只见外物，不见人类自身的形象，这就反映了东方民族的拘谨、悲观、自卑的精神状态。所有的东方民族，从本质上都是拘谨、悲观、自卑的，都具有内敛性的精神状态。而日本民族尤其内敛，甚至走向了极端。由于极度的内敛，导致这个民族视野极其狭窄，思维极不开阔。而没有思维的广度，就别谈思维的深度。这就是这个民族极其浅薄无知的原因，是它只是猴子而难以为人的原因。翻开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珍珠港偷袭”的策划者山本五十六，实际上在策划“珍珠港偷袭”之初，就已经预计到了日本对美国的战败。他明明知道美国是一个工业强国，明明知道偷袭珍珠港会引发日美战争，明明知道偷袭珍珠港的效果只能维持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半年的优势，明明知道半年后日本将不敌美国，但是他还是力主偷袭珍珠港，并且真的偷袭了珍珠港。这就是说，不是日本人想不到，而是日本人不愿意想，他们不愿意想太多太远的东西，是性格的缺陷导致其思维的缺陷。撇开这样一个战略失误不谈，我们再谈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误。假如日本人自己看不到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误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当时是广为传播的，以日本特高课的能力，不至于搞不到一本。而且，中国军队的战场动作，也证明了中国确实是在实行这种持久战的战略。但是，日本人不为所动，继续实行他的速战或以战养战的政策。难道他是不相信或考虑不到中国的持久战吗？不，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那样想，他们不喜欢想得太多、太远，他们只喜欢简单地、天真浪漫地思考问题。再说近年来日本小泉首相针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正是在中国国力不断上升，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的情况下，日本人不是借助中国的发展来摆脱美国的控制，反而加强与美国的结盟，肆意挑衅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就是一个小孩，他虽然想治病，但他更怕打针。打针是很痛的。日本人也知道利用中国来对付美国，但他不是正向利用，而是反向利用，是利用中国来讨好美国。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做出脱离美国控制的举动，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弹性打压，那必然会很痛。为了怕痛，所以就不要脱离美国了。还是等待时机，让美国人自己垮台，日本自然地脱离美国吧。日本民族极度的内敛性，导致它思维性格上的狭窄和短浅，同时也导致它价值观念的极度偏执，极度地缺乏个性意识。日本历史上也有动乱，但很少有奴隶起义或农民起义，大多是权贵阶层之间的相互争斗。日本历史上两次大的变革，“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都是受外界的影响，自上而下发动的。日本民众没有亲身参与政治，自己改变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意识和习惯。西方民族要发动侵略战争，大多以金钱和美女为号召。“那里有黄金，那里有女人，谁抢到就归谁，快去呀”。但是如果以这种诱惑去号召日本人，那绝对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日本人注重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位置。日本人因为极度地自卑，所以极度地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日本人因为极度地拘谨，所以也极度地缺乏自主能力，需要别人的操纵。这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个体的表现欲望加上外界的精神操纵，就是日本“武士道”的来源。如果消除国家和民族意识，把一个自然的日本人和自然的中国人或西方人放在一起，那么谁会更具有攻击性呢？不会是日本人。在个人的自然素质上，日本人比其它种族的人更注重团结，更富有道德感，更懂得尊重别人。自然的日本人并不具有进攻性，但他们具有很强的表现意识，总想别人承认自己。这就是日本人的价值观。而这样的价值观很容易被人利用，在所谓的集体，国家，民族的名义下，形成一种侵略性。以大资本家，大财团的利益为动力的军国主义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始作俑者。但是单纯的军国主义并不能发动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在军国主义和日本民众之间，还有一个媒介，那就是日本天皇。日本民众是在天皇的感召下，才愿意出生入死，充当炮灰的。那么，日本天皇为什么会具有那么大的感召力呢？因为日本天皇代表着日本国家，代表着日本民族，代表着日本的统一意志。日本民众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统一意志的感召下，才聚集在一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对外侵略战争中去的。可惜这个日本天皇，这个日本国家，日本民族，日本统一意志的代表，它是一个陈旧落后的东西，它代表的，是一个帝国，一个强权，一个野蛮专制的体制。如果想让日本不再具有侵略性，必须打倒日本天皇这个日本国家和民族的旧的代表，使其脱胎换骨，变得科学和理性，变得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我们年年都在纪念抗日战争。但我们的纪念，往往只是停留在回忆，停留在控诉，停留在国耻和仇恨，却很少有吸取教训，面向未来的努力。其实，我们要想避免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的重现，我们就不能单方面地自顾自个地纪念，我们要和日本人一起来纪念。我们不能光有感情的流露，还要有理性的分析。要让两个曾经敌对的民族具有一个共识。要让曾经的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变得更聪明，更理性。我们不要纪念仇恨，而要吸取教训。我们不要加深隔阂，而要携手未来。除了每年的抗战纪念之外，我们的文艺工作，同样要改变思路。我们过去的关于抗战的文艺作品，都是给中国人看的，完全不能给日本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作品，在描写中国人时可以真实，而对日本人的描写，则往往是漫画式的，完全不能展现日本人的个性化的精神气质，让日本人一看就知道是杜撰的，是不真实的。其实，那样的作品除了供中国人自娱自乐地消遣之外，根本不能起到纪念抗战，反思历史的效果。真正的要为纪念抗战做点贡献的文艺作品，应该是要让中国人爱看，日本人也能接受的作品。而要让日本人接受甚至喜欢我们的文艺作品，除了在一般的文艺套路上要符合日本人的欣赏习惯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我们所描写的日本人，是真正的日本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要让日本观众和读者一看就知道，这确实是他们日本人。好人是他们日本的好人，坏人也是他们日本的坏人。只有这样，日本人才可能接受我们的文艺作品，才可能从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最后，我们还和日本有个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这个问题对中日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又该怎样解决呢？自从中日之间有了领土领海争端以来，领土领海争端从来都不是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不是因为领土领海的争端影响中日关系，而是中日关系的不和谐导致领土领海争端无从谈起。中日关系的主要矛盾是日本人狂妄自大，战略思维能力太差，两眼只盯着中日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全然不顾中日美三国互动的大局，没有摆正自己在三国关系中的位置，宁可做美国人的狗，也不愿承认自己相对中国有何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土领海问题只好先放一放，待中日关系真正好转，双方心态真正平和了再说。邓小平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都没有智慧解决的问题，我们谁还有那个智慧解决呢？老子的《道德篇》中有一句话，叫做“无为而无不为”，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无为便是最好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