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立足本职、服务中心

一九五四年，是我满二十岁的一年，也是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年，这年，党中央领导全党，进行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重大斗争，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帝国主义，取得抗美援朝伟大胜利后，分批先后回到了祖国，国内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县以下较大集镇如蒿子港、陈家嘴等地都用上了电灯，粮管站办起了大米加工厂，机器代替了人工整米，结束了千百年来点桐油灯和人工整米的历史。

年初，白副所长调走了，陈贤长同志担任了我们陈家嘴税务组组长，在工作中，我和徐腊生关系一直最好，友情很深，无话不谈，他悄悄告诉我，已谈了女朋友，是本镇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名叫曾爱媛，笑着让我参谋参谋，我同他到曾家去玩过几次，在曾的女友中，我认识了青年学生许枚珍，几次接触，互相都有好感，不知不觉也就盲目地谈上了，不久，说她父母想见见我，要我去她家做客，原来她父母是本镇“天元福锅号”的老板，对我很客气，全家人都很喜欢我，弄了很多菜招待我，尤其她姐姐很热情，左一个“姑爷”，右一个“姑爷”称呼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几个月后，单位内同志们都知道了我和徐腊生的秘密，大家笑着闹着要我们请客买糖吃，事情公开化后，徐和曾的关系发展顺利，我和许的关系，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逐渐冷淡，主要是由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有些资本家在“公私合营”的改造中，持消极态度，有的甚至隐瞒财产，抽走资金，进行反改造活动，对此，组织上曾派我去过“天元福锅号”，利用我与她家的特殊关系，说服动员她父母起带头作用，拿出了一些金银财物，尽管如此，我总觉得与一个资本家沾亲带故，是个阶级立场问题，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前途，故有一段时间，很少与她来往，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发现她与一个店员职工在业余剧团演剧，两人关系很不正常，这才下了决心，正式与她分了手，断绝了关系。

不久，好友徐腊生调离税务所，临走前夕，我们俩人坐在床上，抵足谈心，通宵未眠，互不相舍，哭了一场（四十多年后，我们都老了，他在常德市公安局正科级退休，我在本县房管局副科级退休，俩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回忆起这段往事，虽觉幼稚可笑，但却也情真意切，遗憾的是，几年前，他患了肺癌，先我而去了）。

此时，正当汛期，连日倾盆大雨，河水暴涨，澧水和沅水大河发生了百年少有的特大水情，沅澧河畔，十几个市县均面临水患，我们税务所管辖的两个行政区（蒿子港、十美堂）和两个建制镇（蒿子港、陈家嘴）及三个农场（西湖、西洞庭、黑山）的范围，全系湖区，几个大山堤院，几十平方公里土地良田，几十万人生命财产，均在洪水包围之中，受到水患严重威胁。抗洪抢险，保住堤院，成了当时各级党和政府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各行各业各个部门，人力物力都要围绕中心、服务中心，我和单位的多数同志，都被抽调出来，投入了抗洪抢险工作。

我临危受命，受十美堂区政府防汛指挥部安排，临时代替区长（区长罗丕显尚未到任），担任一个防汛大队的大队长，带领八个乡（村）的八百名民工，组成八个中队，四十个小队，支援汉寿县汤家洲的抗洪抢险工作，给我分配了一个技术员（阳城院修防会的技术干部）、一个办事员和一部电话机，还有一个县里派来参加防汛的干部，协助我一起工作（巧得很，这个干部我们互相认识，他是县税局人事股的干事，名叫张正道），我没有防汛工作经验，怕挑不起这副重担，但命令如山倒，不能讲价钱，并且还要按照县防汛指挥部提出的“人在堤在，堤断人亡”的口号，立下军令状，水情就是命令，我带领八百民工队伍，急忙赶到三十多里路远的汤家洲堤上。

汤家洲是紧靠我区黄株洲外河的一个小巴耳院，虽属汉寿县管辖，但与我区阳城院紧密相连，一旦堤决，洪水就会直接威胁我阳城大院，所以支援他们，就是保卫自己。当我们的队伍到达此地时，堤上已有本地的几千民工，正在与洪水紧张战斗。当地防指立即给我们分配了任务，负责一段两公里长的堤身，虽然路段不长，但在特大洪水面前，堤身显得非常矮小，一些无涯的滔滔洪水，几乎与堤身一般高，人站在堤上，脚可以踩到河水，而水还在不断上涨，若再涨半米，就会“抹戽桶”（漫过堤面），洪流似箭飞，洪浪如虎啸（河中还有很多被水冲走的房屋、牲畜等物），加上雨大风也大，随时都有冲断堤的危险，形势十分吓人，我是头一次看见这种惊险场面，真是胆战心惊。

作为一个大队领导人，我只能装着“面不改色、临危不惧”的姿态，鼓励大家奋勇作战。好在十几个正副中队长和几十个小队长，都是有抗洪经验的农村工作骨干，全体民工也都是年富力强的好劳力，加上有技术员的技术指导和张正道同志的有力参谋。各中队立即投入了紧张战斗，为了防止“抹戽桶”，首先是挑“子堤”（就是在大堤面上加小堤），子堤加到一米高，一米宽，为了稳固堤身，在堤内坡上，每隔XX米，打一个梯形“土箭”（土垛），每个土箭，从堤脚挑到堤顶，脚宽五米，顶宽两点五米，厚度一米，共挑了二十个土箭。同时还从各中队挑选了六十名体强力壮、技术拔尖的骨干，组成了两个突击抢险队，日夜不停，巡回检查堤身，凡有洪水渗透地方，及时开沟处理，发现险情（流的浑水），立即在堤外打包围，就是人站在水里，手拉手筑成人墙，打下一排木桩后，用麻袋灌成沙石包（特殊情况灌粮食包），填在包围内，堵住渗水漏洞，以免洪水冲垮堤身。轮船运来的木料、竹席等物质，不够用时，就地拆民房（附近民房，拆了不少）。就这样奋勇拼搏，战胜了一次又一次洪峰。最后一次洪峰，险些招架不住，正在一发千钧之际，突然对河断了一个堤院，洪水流进了对岸堤院，洪峰很快泄了下去，减轻了我们这边压力，才未断堤。

三十多个日日夜夜，虽然开有地铺，很多人没有正式睡过觉，有些人边吃饭边打起踵来了，有的边走路，也边打踵。由于雨天多，都是穿的草鞋，脚在泥水里泡乱了。我也同样没有睡好一个觉，没有洗过一次脚，两脚肿起好大，咳嗽吐血，也没有声张（张正道同志发现了，但我没有让他向上级领导反映），始终坚持在岗位上，坚持打退了洪水猛兽，保住了堤院。

这次特大洪水，冲垮了不少堤院，全省各地都遭受了严重水灾，这种大面积水灾，要是在旧社会，不知有多少人要流离失所，饿死他乡，但人民政府没有让一个人去逃荒，一边从外省运来很多救灾物资，救济灾民（我们吃的大米，就是从贵州运来的），一边领导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防汛结束后，我回到了本职岗位，由于在堤上劳累过度，病情日益加重，咳嗽吐痰，痰中带血，类似当年父亲病情，张正道同志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我的病情，组织上很关心我的身体，要我在常德地区人民医院进行了治疗，经X光透视，确诊是“浸润性肺结核”，带了两个疗程（半年）的“异烟肼”等药物，回到岗位，边吃药，边工作。

在服药期间，我回家休息了几天，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头一次专门请假回家探亲。家乡也溃了院，但由于我家房屋是在西河口横街堤上，房屋未被水淹。断院期间，父母和弟弟搬到周家店住了一些日子，水退了后，才又搬回来的。母亲见我面黄肌瘦，又咳嗽厉害，很为我担心，但我没有如实告之病情，只说是受了些风寒，现正在吃药，她为了加强我的营养，设法帮我磨了一大包“米粉子”（三斤粘米饭，两斤糯米饭，晒干炒成米泡，再加一斤黄豆、半斤芝麻，炒熟后，与米泡一起磨成粉子）。这种粉子，营养好，吃起来又方便，只要加点红糖和猪油，用开水搅拌就可吃，两条羹粉子可发成一碗，能顶一餐中饭，香甜可口，胜过良药。母亲看我喜欢吃，每年都给我磨了一两次这种粉子，对我治好肺病，起了很大作用。

湖区遭受水灾后，税源大大减少，县税局对灾区税务干部作了临时调整，全所多数同志都暂时安排到了前河非灾区。我调到斗姆湖税务所，安排在该所管辖的丁家港乡，这里是山区农村，没有较大集镇，只有几个小圩场，都是定期赶场营业，分别在“一三五、二四六、三六九”为营业日期。税收工作，随赶场日期，每天朝出晚归，轮流到各场巡回征收。由于税源零星分散，只有一个税干，名叫丁超群，我的任务就是协助他工作，他对我很热情，每天带起我到各地赶场，每赶一个场，都要爬山越岭，虽然我出身湖区，不习惯走山路，加上又有病在身，但在他和邹安所长的关心和帮助下，减少了一些悲观情绪，克服了临时做客帮忙思想，勉强适应了山区艰苦的工作环境。

几个月后，蒿子港税务所的全体同志，都调回来了，我又回到了陈家嘴，大家都很高兴，恢复了原来的正常工作，但由于水灾影响，都没有完成当年的税收任务。

这年冬天，冰冻特别大，漫天大雪，寒风刺骨，平地积雪尺把厚，屋檐吊起冰柱两尺来长，大河冰层，厚得可以走人，这样的恶劣天气，并未影响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治水修堤的决心。湖南、湖北两省合作，发动各县组织了百万民工，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治理西洞庭”和“并江分洪”重大水利工程，经过一冬一春的艰苦奋斗，分流江水，疏通河道，把很多弯曲的小河支流，拉直加宽，改成了大河，把很多小堤院连成一片改成了大堤院，小堤变成了千里大江堤，大大提高了抗洪能力。我虽未直接参加治水工程，但在本职岗位上，也做了很多后勤配合工作，亲身经历了这些巨大变化，深有感受。

这一年的工作，很多同志都立了功，评上了“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我也受到了县人民政府的表彰，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并在“五四”青年节出席了常德地区共青团优秀团员代表大会，获得了“优秀共青团员”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