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征粮入伍、入团转干

一九五一年，是我走上革命道路，参加革命队伍，从事革命工作启航的一年。这年夏末初秋，正当我讨嫌挑“八根系”没有出息，欲找机会，另谋职业的时候，机会就来了，人民政府开展“秋征”工作，就是秋季征购粮食工作，全区需要百把个临时助征员，区公所（后改为区人民政府）布置各乡农会，推荐优秀青年到十美堂粮仓培训，有些思想落后的人不愿参加，怕国民党卷土重来，西河口农会推荐我和剃头匠康存主等几人参加了。我们喜欢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再来。

在十美堂粮仓，学习了十来天，参加培训的共九十六人，除学了些革命道理外，主要是学习“过秤、记码、结算”等业务知识，还学了如何检验粮食质量，达到“干、保、净”三字标准。学习结束后，分组搭配人员，每组六人，共十六个小组，分布到各乡农会，开展征购工作，一个多月，征购任务完成了，在总结大会上，表彰了一些工作积极的助征员，并评选了八个先进工作者，我是其中一个。大会结束后，除留下少数几个人，继续做完杀尾工作外，其余人员全部回家了，我是留下来的一个，在粮站又搞了十余天，再就没事了。大家都想搞个长期正式工作，粮站主任对我们说，大家先回去等通知，不久一定会有正式工作分配给你们的。

快到中秋节了，我和伯伯正在田里车水，农会来人转告区里通知，要我立即去区里报到，我带着农会介绍信，当天就到了离西河口十里路远的蒿子港区公所，接待我的是财经助理梅荣灿，他代表区领导，分配我去税务所工作，并开了一张介绍信，接着我就到了税务所，陈国栋所长，白高杨副所长和黄选中会计，在接待我的谈话中，说到还急需招收一人，我当即介绍了康存主的情况，陈所长同意我去把他喊来看看，我连夜赶回西河口，路上经过庆丰一段荒地，那里有很多坟墓，我也不怕，到西河口街上，喊开康存主的门，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后，他高兴极了。第二天清早，我们两人就到了税务所，经过陈所长面试，我们俩人各填了一份招工简历表，就这样留在所里，学习了几天税收基本业务知识，然后就跟着所里的几个同志一起工作，从此，我就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成了一个脱产从事税务工作的革命工作者了。

这次新招收进来的，除我和康存主外，还有徐腊生、孙笃如两同志。他俩人原是蒿子港两家商店的学徒，都是高小文化，孙与我同年，十七岁，徐与康同年，十八岁，我们四人，在税务所的全体同志中，年龄是最小的，文化是最低的，工作上是新兵，暂时都不能独立工作，分别由其他同志带起收税，等于是税务所的新学徒。

税务所是县税务局派到征收一线的基层机构，直属县税局领导，管辖蒿子港、陈家嘴、十美堂、西河口、黄株州、黑山嘴等六个乡镇及西湖、西洞庭、黑山等三个农场的税收工作，全所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人，除我们四个新兵为“稽征员”外，其余均系国家干部，胸前戴有“常德县人民政府”字样的铝制证章。所谓“稽征员”就是非正式干部，要经一段时间工作锻炼，表现好的才能转为干部，不过，在经济待遇方面是平等的，因为当时是实行“供给制”，都没有工资，衣食住用一切都是国家供给的实物，比如吃饭，是发的餐票，由工商联合会（在农村由农会）安排轮流在群众家里吃的，吃一餐后，就给他一张餐票，他们再向人民政府兑换钱粮。

个把多月后，我们四个新兵，都分配了独立工作地点，我和徐腊生是分到陈家嘴的，孙笃如分到西河口，康存主分到十美堂。陈家嘴跟蒿子港一样，是全县十大集镇之一，工商企业和资本家比蒿子港还多些，故设有税务组，配有税干六人，组长是白副所长兼的，内勤有陈贤长、郭德世、孙长顺，我和徐腊生是外勤，分管沈家沟、庆丰局、牛望嘴等农村小圩场，主要是征收屠宰商的屠宰税和小商小贩的营业税，每天下乡，身背一个工作袋，袋子里面是两本税票和一个盖猪肉的印戳，屠宰商杀猪后，必须要等我去在猪肉上盖上“验讫”字样的印戳后，才能卖肉，否则就按偷税论处，因此，我每天都要轮流到各地巡回征收，一般是朝去晚归，忙时也在外面过两夜。记得有一次睡在农会里，看守农会的一个老大爷，半夜突然喊我起床，说是土匪来了，要我赶快走，我起来一看，却有一些打着火把的人，朝农会方向来了，当即我想起前些时候，全区各地发生过几起抢夺秋征粮食、围攻殴打乡村干部的暴乱事件，虽不很惊慌，但为了安全，连夜赶回了税务所。

这种不安定现象，主要是那些不甘心失败的伪乡、保长和各种反动份子，串联起来，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故意闹事所致。上年冬天，就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武装“阻粮暴动”事件，一些反动头目，纠集了上千人的群众，围攻区公所和粮仓（十美堂），并发生了XX战，由于区小队只有几条XX，寡不敌众，还牺牲了两个区乡干部，是县大队派来兵力，才将这场反革命暴乱镇压下去。

不久，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对一些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伪“军、政、警、宪”以及恶霸土匪等一切反革命份子，实行了镇压，抓一批杀一批，抓一个，杀一个，不须报县府审批，区政府有权执行，大杀了阶级敌人的歪风，整顿了社会治安，巩固了基层政权。西河口的熊维国（赵英的父亲）、陈瑞桢、蒿子港的陈国权等伪乡、保长以及一些“阻粮暴动”的骨干头目，就是在这次“镇反”运动中，判处他们死刑的。曾经杀害胡协成（胡叔）的几个大恶霸土匪头子，也在这次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我们母子三人和广大劳苦人民报了仇，雪了恨。

镇反运动尾期，县人民政府培训了大批“土改”工作干部，配合北京和省政府派来的土改工作团，于1951年冬和1952年春先后在全县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把没收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分配给无田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所以又叫做土地革命。这项工作，我虽未直接参加，但每到一个乡村收税，都配合当地农会，参与各种会议，宣传发动群众，亲身经历了土改运动的全过程。这些情况，虽与我的故事离了题，但这是解放后，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故须讲一讲。

每个乡村，都进驻有土改工作队（中央首长王首道也在其中），通过三同一片（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访贫问苦，深入调查，广泛发动群众，根据每家每户的经济状况，划定了阶级成份，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雇农和贫下中农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是革命依靠对象，中农和上中农占百分之一二十，是团结对象，地富只占百分之五左右，是阶级敌人打倒对象。在阶级成份清楚，敌我阵线分明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和忆苦活动（发动一些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在大会上诉苦），配合各种文艺宣传（如“白毛女、刘胡兰、红色娘子军”等演出），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批斗了地主富农的剥削罪行，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按甲乙丙等级，分给了贫雇农（我家是划的贫农成份，分的乙等果实，分了十余亩田地和一些农家具），在几个月运动中，整顿了农会组织，培养发展了一批农民共产党员，每个农会都建立了党支部，巩固了基层政权，这时，广大人民群众，才觉得是真正翻身解放了。

一九五二年的春节，是我参加工作后的头一个春节，腊月二十八放假回家过年，由于我参加工作后头一次回家团聚，全家人高兴极了，但正月初四就要赶到常德，参加县税务局召开的全县税务干部“年终鉴定”大会，因此在家只住了五天。时间太快，五天一花而过，全家人都觉得团聚的时间太短了，尤其母亲舍不得我走，但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有纪律约束，舍不得也要舍，丢不开也要丢。

所谓“年终鉴定”大会，就是每年的春节期间，把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都接回县局，欢聚一堂，休整学习，改善生活，以慰劳一年的辛苦，同时集体总结一年的工作，对每个同志在思想、工作、学习、生活、作风等各方面的表现，即优点和缺点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体作出评论，并写出书面规定，以便存入干部档案，作为上级组织考核、培养、提拔干部的依据。

全县当时只有六个税务所和县局机关四个股室，干部总共一百余人，其中稽征员三十多个（六十年代后，逐步增到十个税务所，六个股室，近两百人），除局长成逢瑞、副局长马金琢、秘书岳廷举、人事股长苗青秀、石公桥税务所长苏志国等少数几人是北方老解放区南下来的共产党员干部外，其余都是常德本地人，其中一少部分是刚解放常德时，招收的“青工队”队员和“湖南革大”分配来的学员，还有个别留用的国民党税务局的“旧职人员”，这些人都是高中以上文化的知识分子，其余大部分都是建国后，新招收进来的初中以下文化的青年工人和农民，我就是其中之一。

县税局机关地址，是在城西杨家牌坊，房屋是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去了的一个官僚资本家的私人别墅，四周有围场，进大门走道两边门厅，是值班室和传达室，进去就是一个四合院，天井两旁厢房十余间，是各股办公室和局领导同志办公室，正中厅堂，可容一百多人开会，上面挂有“马、恩、列、斯、毛”伟人像。左边是个小花园，内有一座假山和一栋木楼，上下两层，共十余间，是工作人员卧室，会堂后面，进深很深，有平房十多间，除总务室、厨房、食堂和库房外，还可住人，最后面是几间厕所和猪栏等杂屋。所以会议期间，百把多人的吃、睡、住都在机关院内，吃饭是在食堂，集体开餐，睡觉是在木楼地板上铺的稻草，开的地铺，被子大部分是同志们自己带来的。很多同志跟我一样，头一次看到电灯，有一个同志出洋相，站在凳子上用灯泡吸烟，怎么吸，也不燃，惹得大家笑出了眼雨。

会议开了七八天，共四个内容，一是总结一年的工作，二是鉴定每个同志的优缺点，三是评选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四是部署新一年的工作任务。在听取局长的报告后，以所为单位，分组讨论学习，小组会上，人人都要联系实际发言，作出自我总结和自我批评，再由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对个别缺点严重或有错误的同志，进行重点帮助，严肃批评，有的被批得痛哭流涕，吃饭都没味道，红烧肉也吃不进，所以说，年终鉴定就是一个小整风，每个同志都受到了一次思想教育。会议期间，公安局来人抓捕了一个付股长，叫王洪文，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一个反革命份子。会议结束后，县长王丙申，财贸部长孙心常（都是北方人，南下干部），来到会场，看望大家，并讲话作指示，鼓励大家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作好税收工作，在“三年过渡时期”的最后一年里，作出更大贡献。

所谓三年过渡时期，是指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还需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的一个过程，19XX年至1952年，除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外，在国内进行的“剿匪、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贯彻婚姻法，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以及币制改革（万千百改为元角分）、平稳物价、容器改革（升、斗量谷米改为秤称），十六两制改为十两制等等。所有这些工作，彻底摧毁了旧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从1953年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故称这三年为过渡时期。

年终总结大会结束后，回到工作岗位，在工作中，深感自己文化水平太低，为了胜任工作，我决心努力学文化，春节前我就找郭德世同志，借了几本他曾经读过的初中语文和数学课本，每天晚上自学两三个小时，有时通宵达旦做练习题。郭德世同志是解放前的高中毕业生，1949年考入“湖南革大”读了一年，分配到税务局工作的，他不仅文化较高，尤其为人很热情，主动担任了我的义务辅导老师，耐心给我讲解课文内容，教我解答“小数、分数”等数学题目，帮我弄清“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以及各种标点符号，对提高我的文化水平，起了很大帮助作用。可惜他只教了我半年多，在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因犯有几十元贪污错误，被揪斗后投井自杀了。

一九五二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一次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廉政建设的一场大规模整治思想教育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进行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斗争，层层揪斗贪污份子和官僚主义份子，同时又在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反“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的斗争，广大工人群众，上街游行，揪斗不法资本家，叫做“打老虎”，打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猖狂进攻，两个运动，同时进行，声势同样浩大，特别是各级报刊，报导了中央判处天津市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管的死刑后，震动了全国上上下下，所有机关团体干部，无不紧张，所有贪污份子和资本家，无不恐惧。

我县各单位干部一千余人，集中在“常师”院内，大会批，小会斗，进行了半个多月，我们税务所，按照领导安排，除我和四个新兵等少数几人，留在岗位，坚持日常工作外，其他同志都参加了“三反”大会，未参加的同志，虽未亲历运动考练，但间接受教育也不小，尤其他们回来后，讲述运动批斗情况和郭德世投井自杀等情况，大家听得惊心动魄，深受教育，从此，凡工商户老板或其他人，装根烟，我们都不敢吃了，满脑子都是装的毛主席“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务必戒骄戒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严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教导。

一九五三年，我仍在陈家嘴工作，这年是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建设主体、改造两翼），同时实行了粮食、棉花由国家“统购统销”的政策。作为税务部门和税务干部，为建设主体积累资金、为改造两翼发挥职能作用，担负着更加光荣，更加繁重的任务。

元旦那天，我和徐腊生在陈家嘴书店玩了一会，为了坚持学习文化，我买了几本初高中语文、数学辅导资料和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还有一本丁玲著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看的第二本小说，第一本是刘树滋同志借给我看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天晚上看到深更半夜，爱不释手。那本词典，我受用了一辈子，至今仍在用它。

三月份，经向昌德、刘树滋两同志介绍，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是党的助手，作为青年团员，我工作更加积极，学习更加努力，每月都出色完成税收任务，受到县税局通报表扬，岳秘书（后提升为局长）还亲自写信鼓励我好好干。不久，组织调我参加了常德地委财贸部在地委党校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学习了一个半月，参加这次培训的，是各县税务、银行、保险三个系统的干部一百余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通过这次学习，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革命理论水平，领会了总路线的精神实质，明确了新中国的税收与旧社会税收的根本区别，在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更加热爱本职工作。

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组织上给我办理了由稽征员转为国家干部的手续，我重新填写了转干履历表，县人民政府发出了一批同志（包括我）转为正式干部的文件通知，我的干部档案也随之由税务局人事股转到了县委组织部，从此，我便成了一名国家正式干部。

这年，工资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记得我当时的月工资是二十三元五角，当时的市场粮价是每斤大米八分，肉价是每斤四角八分，每月伙食费六元（四菜一汤）。

这年，我超额完成了领导分给我的税收任务，由于各项工作完成得出色，在年终总结大会上，被评上了全县税务系统的甲等先进工作者，受到了县人民政府的表彰和奖励（奖品除了一张“奖状”外，还有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条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