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协助父母、经商务农

1949年春末夏初，我怀着高兴而又忧愁的心情，离开渡口回家。高兴的是离家三年，终于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全家又能团聚了，忧愁的是尚未出师，就已失业，另谋饭碗，谈何容易。

快满15岁的我，身材虽然瘦点，但个子高大，加上穿了一件长跑衫，就像是个大人了，故回到西河口后，一些长辈和同辈们都笑着说：“华安先生回来了”。这个玩笑也有点道理，因为做工的，插田的都是穿的短装，只有那些老少爷们和先生们，才穿长袍。西河口又有了百把家茅草屋，基本恢复了火灾前的街道原貌，不过市场并不繁荣，商店少，居民多，居民中除了少数有技能的人，如木匠、铁匠、篾匠、瓦匠、茅匠、漆匠、剃头匠等，凭做技工为生外，多数无资本又无技能的人，就只能靠卖劳力吃饭，有的搞搬运，打零工，有的帮财主做长工，打短工。

我家也新做了一间茅屋，地址由原先堤下直街转到堤上横街了，跟以前一样，屋里摆的是一张络丝的络床，门口摆的是一条卖线的长板凳，所以还是叫做丝线铺，虽然生意不很好，却全靠它养活一家人。

伯伯和母亲看出了我的忧伤情绪，安慰我说：“不要紧，就在家里做点小生意，也能养活人”，弟弟更是高兴地说“哥哥回来，我串乡卖线有伴了”，原来弟弟前两年就已停了学，早已成了家里的半劳力，这说明家境仍然艰难。俗话说“宁添一斗，勿添一口”，我回来后，家里又增加了一口负担，为了养家糊口，拓宽生意门路，伯伯和母亲想方设法筹了一点本钱，加上我带回来的两块银元，凑在一起，购进了一些毛巾、袜子、针线、扣子等小百货商品，又请木匠给我打了两个小脚箱，于是我就挑起了“八根系”，也就是货郎担，每天和弟弟在周边农村串乡走户，朝去晚归。生意好点的时候，每天可以卖得斗把多米和二三十个鸡蛋回来。

记得有一天，在对河老院里串乡时，兄弟俩商量，为了多做点生意，两人分开走，跟着堤院圆形方向，我往东，他往西，约定下午在三岔河渡船边会合，先到的就等，不见不散。我们分开时都有些难舍难分，分开后，我回头望着弟弟背个布袋的背影，觉得他这么小就为生活奔走，感到有些心酸，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家里挑八根系，比在外面当学徒不同，人身是自由的，想玩一下，就可以玩一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除了帮伯伯络丝做线和串乡做生意外，每天晚上还参加了学“打围鼓”的活动，事情是这样的：

保长陈瑞祯，跟乡长熊维国一样，也在西河口街上修了一栋木瓦屋，准备做南货生意，为庆祝房屋落成，从周家店请来了一个围鼓班子，唱了两天围鼓戏，引起了本地一些绅士老爷和戏迷们的兴趣，由几个财主出钱，购置了全套乐器行头，请该班子的一个师傅在此教徒弟，这个师傅浑名叫“甩棒得”，在常德汉剧团当了多年打鼓老，吹打弹唱，样样精通，于是就在本地办起了一个业余围鼓班子，参加学戏的自愿报名，第一批业余学员有十多个，如杨作兵、邓竹甫、郑建华、胡国栋、康存信等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大龄青年，两个多月后，又扩了第二批年龄小点的业余学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伯伯也很支持我玩，因为他也是个戏迷，年青时也学过几天，所以平时一有空，就哼上几句，尤其是热天里躺在睡椅上乘凉时，一个人扯起嗓子清唱，自唱自乐，浑身是劲。

所谓业余学员，就是白天各干各的事，晚上集中起来学习，首先是学“吹、拉、打、弹”各种乐器，我学的是打二钹和拉胡琴，胡琴的谱子是用的“火、尺、上、车、工、活、淄”音符，等于现代的“哆来咪发唆拉梯”。同时用“沙个连坤沙个沙，年坤沙个沙个沙”两句唱词，练习各种唱腔，从“倒板”转“一流”再转“二流”直到“行腔”收尾，还有“流水”板等等，这是北路，还有南路未学，我学的是小生和生角，腔调练好后，才能吃本子。不到半年，我学会了“斗色、凤点头、花包子，下山坡、风老大、水里鱼、闹台”等二十多个打击乐谱，吃进了“金沙滩、收姜维、子牙登车、走马见葛、男斩子、女斩子”等十几个剧本的有关唱词。

所谓业余班子，就是平时各自谋生，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需要接围鼓时，大家才集中拢来玩玩，当然是有工钱的。记得有一次，康姓一个财主家添了外孙，接我们一套响器帮他送粥米，两个吹唢呐，五个打锣鼓傢什，我是打得二钹，沿路吹吹打打，把十几台礼盒，二十多人的队伍，一直送到安乡他女婿家，四五十里路，往返两天，既玩了，又吃了，还得了工钱和红包。

打围鼓，毕竟是个业余活动，只能作为玩玩而已，即便是有点收入，也不是谋生的职业，所以我每天的正业，还是挑八根系。记得有一天，那是腊月二十九，我与何英玉同路为伴串乡，我卖的是小百货，他卖的丝烟，由于天气不好，落了一向的雪，地上的雪都有尺把厚，我们俩坚持挣扎在泥泞路上，边走边喊，无人开门出来买东西，眼看天色已晚，还不想转身回家，只想卖到几升米后，回家才有年饭米，因此，路越走越远，天越走越黑，一跤跌倒，正巧倒在一座坟墓边上，爬起身一看，吓了一跳，但俩人都假装没有看见，不照心宣，互相壮胆，都说不怕，此时想转身回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路，寸步难行，何况离家已有十多里路远了，加上又累又饿，饥寒交迫。此情此景，现在回忆起来，对古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深有体会，不过当时年青，无所感触，只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于是就走到附近一个大户人家，喊开门后，主人还和气，同意我们在此休息一会，正好他堂屋里有个火坑，柴火烧得很旺，我们把湿透结冰的衣服，脱下来边烤边借他家一个钵，把白天卖来的半升米和两个鸡蛋拿出一半来，在火坑上熬了一钵粥吃了，就这样边烤火，边打踵，坐了两个多小时候，就听到周围人家的鞭炮声，那是家家户户按传统习俗，在吃天亮年饭，此时天快麻麻亮，我们便向老板告辞回家了。

回到家里，天已大亮，伯伯正准备出门找我，母亲急得通宵未眠，看见我回来，热泪盈眶，连声责怪自己不该让我在雪天去串乡。接着伯伯就背起几十条毛巾出门了，中午就背回来一斗米，还提了一块猪肉，这下我们就有米有肉过年了。当时我就感到自己还是不如伯伯会做生意，姜还是老的辣。

春节期间，听一些长辈们聊天说，常德已经解放了，实际是7月29日解放的，我们不知道，我不明白“解放”是什么意思，据说就是共产党来了，国民党垮台了，蒋该死跑到台湾去了，国民政府改成了人民政府，原先的县长被打跑了，所有的乡长，保长都要作废了，我似乎有些明白，就是要改朝换代了。

没过多久，真的来了共产党，西湖乡改成了常德县第一区，区长姬振华是南下来的北方人，为了解决西河口一些劳苦居民的生活出路，在未正式土改前，先把灯尤湖的两百多亩水田，分给大家自种自收，不需向地主交租，我家也分了两块田，大约有七八亩，于是我和弟弟又当起了伯伯种田的助手，农忙时就务农，平时还是做线挑八根系。

灯尤湖离我家有七八里路，从事各种农活，只能朝去晚归，午饭时带去在田边吃的，这叫做插吊装田，比住在农村插田的，困难自然多些，加上一无农具，二无种子，全靠白手起家。除一些小型农具，如锄头、锹、箩筐、扁担等是自己购置的外，其他大型农具和耕牛，都是租用别人的，插秧时，秧苗是向别人品的。这些都是小困难，最大的困难时，久晴不雨时，要车水灌田，久雨不晴时，要车水排渍，当时还没有抽水机，农民都是用木制水车，人工车水。好在伯伯年轻时插过田，对各种农活并不完全外行。我跟他当助手，学会了很多农活，如做田眼、拢插秧，除草除稗等等，还学会了车水，车水是一门最辛苦的功夫，开始学的时候，站在水车上很害怕，两只脚不敢动，跟在伯伯身旁，学着他的动作，双手扶住车杠，双脚分别踏在车垛上，跟走路一样，一步一步踩动垛子，慢慢胆子大些后，就踩得快些了，像跑步一样，越跑越快，水就踩得越多，人也越轻松些，因为水车踩活了，它也有惯力作用。有趣的是边踩水，边喊数，也叫喊朝，腔调像歌声一样优美，喊一朝，脚上已跑了十来步，从一喊到一百、二百、三百……，一直喊下去，虽然汗如雨下，但歌声助人长劲，使人忘记疲劳，每踩完几百千把水后，才坐下来歇口气，喝一碗带来的茶水，伯伯还拿出自己的一根宝贝旱烟袋，吸上几口烟。休息片刻后，又继续上车踩水，一天下来，筋疲力尽，连回家的路都走不动，难怪古人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辛劳的汗水，换来了丰收的喜悦，望着田里一片金黄的稻穗，全家都笑容满面，收割完毕，共有二十多担稻谷和糯谷，伯伯和母亲决定把它卖了后，作为扩大生意的本钱，所以整了几担糯米，我陪同伯伯搭船运到常德，计划卖了米后，进点货回来。一百多里水路，帆船走了一整天，到常德天已黑了，第二天下船，上岸就是下河街，这里有很多粮油行，卖了米后，已到下午，我跟随伯伯边逛街边进货，头一次到常德见大世面的我，走在街上，很觉兴奋，玩了半天，吃了一碗常德米粉，走到高山街刘义茂线庄，准备进货时，伯伯碰到了两个同行熟人，打了一晚上麻将，把卖米的钱输光了。无钱进货，只能空手回家，伯伯怕回去无法向母亲交待，急得不得了，果不其然，回到家里，母亲十分生气，与伯伯吵了一恶架，由于伯伯是头一次犯错，加上态度又好，我也从中劝了些好话，才慢慢平息了这场风波。

转眼就进入了冬季，这是19XX年的冬天，人民政府派来了几个同志，开展征兵工作，要求广大青年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因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报名的不是很多，有些人害怕变天，我和何英玉等几个好友，认为这是找出路，奔前程的好机会，就在农会报了名，并集中到蒿子港训练学习了六七天，母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对我骂道：“原先抓壮丁，躲都来不及，你还自己送上门去找死”，我说现在时代不同了，不是原先国民党抓壮丁，是自觉自愿去抗美援朝，总不能在家里挑一辈子八根系吧，母亲说“你做别的什么事都可以，就是不能去当兵”。弟弟在旁也打破说“好狗不咬人，好人不当兵”。征兵工作的同志，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母亲也不听，吵闹着要去河里滚水，投河自尽，接兵部队的一个连长，看到我家这种情况，便取消了我入伍的名额，结果，何英玉他们都随接兵部队走了，只有我就没有去成。

腊月间，武术师傅康长志办了一个玩狮子的学习班，每天晚上在康家祠堂训练十几个徒弟，杨文波等几个朋友邀我也参加玩，伯伯和母亲见我因参军未成，每天在家里生闷气，也就让我去玩，于是我白天挑货串乡，晚上参加学武术，我学的是刁棍和狮拳，学了三十来个晚上，正月初一就出门玩狮子，一直玩到正月十五，从西河口玩到十美堂，三四十里路，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财主们招待吃睡，因为事先派人联系接洽好了的，十美堂是康师傅的老家，抬举他的人更多，到处都放鞭炮迎接，大酒大席款待，有一天，在一个财主家禾场里玩“摸天岺”，十三张大方桌，垛起搭了九层，有两丈多高，顶层桌上，挂有一个红绸球，里面放有一个大红包，狮子要一层层玩上去，拿到红包后，再一层层玩下来，结果虽然红包拿到了，但在下来的时候，玩头子和玩尾巴的，两人没配合好，突然掉了下来，有一个跌伤很重，当时就站不起来了，抬回家后，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一个春节，在玩狮子中，把参军未成的火气、闷气都玩掉了，所以在农忙季节还是跟着伯伯在田里做农活，平时还是挑起货郎担，串乡度日。

卖货艰辛，进货更辛苦，由于本钱小，每次进的货不多，一般个把月就要进一次货，尤其青白棉线是货郎担不可缺少的主要商品，只有到常德才能进到批发价，从西河口到常德，有一百一十里，除过两道河，共五十里水路外，还要走六十里旱路，当时没有汽车和自行车，全靠两条腿，天未亮就动身起程，中午赶到常德，午饭是自带的两个米粑粑，在刘义茂线庄进货后，按着原路返回，晚上九点多钟回到家里，一天往返两百余里，所以走路是小跑，连过河坐船也没休息一分钟，因为帮船老板架大桨，可免掉三角钱船费，过两道河，既节省了六角钱，又加快了行船速度。当时的辛苦，现在回忆起来，与红军将士长征时，一天一夜跑三四百里后，还要在敌人的XX林弹雨中抢渡大渡河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