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谋生当徒、饱经辛劳
一九四六年秋，刚满十二岁的我，头一次离开家庭，离开父母身边，来到渡口“谦和”绸布庄当学徒。
渡口有三四家绸布店，“谦和”是同行中较大的一家，地处下码头正街，老板叫吴大恒，浙江人，都称他吴经理，房东姓刘，是个寡妈，以房为股资，所以也是股东老板，但不参与经营活动。房子很大，砖木结构，临街门面，并排三间，上下两层，下面营业，楼上放货，也可住人，中间正屋是厅堂，高大宽敞，梁上挂有一块“万世其昌”黑漆金字匾额，两旁厢房是厨房餐厅及员工卧室，后面几间平房，是房东母子居住处。
布店规模较大，在上海设有“座庄”，类似现在的采购转运站。经营范围除各种绸缎布匹外，还有油、盐、糖、糕点、球纸、洋油等南杂商品。所谓“洋油”，就是煤油，是从美国进口来的。凡从国外进口来的东西，都有洋字，如火柴叫洋火、棉线叫洋线等等，当时我们中国还没有生产这种照明燃料，祖辈都是用的桐油灯照明，煤油灯是当时本地方最先进的照明方式，只有集镇商店和少数人家才用，多数贫民百姓还是用的桐油灯。
店里有先生员工十余人，徒弟两三个，我进店时，大师兄刚出师当实习先生。先生中有个年长的叫钱记炎，与我父亲在安乡布店同过事，对我比较关照。还有个中年人，业务能力强，是最走红的先生叫杨暑初，也认识我父亲，他也很喜欢我。
俗话说，端人家碗，受人家管，先生员工尚且如此，何况当徒弟，更是人下人了。在我当学徒的这三年内，只有饭吃，没有工钱、没有假日，逢年过节也不能回家。病、伤、死亡，概不负责，自行料理。三年出师后，还要实习一年，不过这一年，可按普通先生待遇的一半拿工钱。以后就自由了，愿留本店也可，愿去别处当先生也可。
三年中，尤其是第一年，纯粹是做童工，每天的固定工作就是“扫地、抹灰、上下梭板、添饭接碗、端茶倒水、擦灯罩子、洗水烟袋”等几件事情。
所谓扫地抹灰，就是天未亮就要起床，扫完营业场地及几间房地后，将垃圾倒入桶内，待晚上再泼出去，因为早晨泼就等于把财运泼走了。接着就打水把柜房内外所有的家具，包括货架、货柜、柜台、桌椅板凳、算盘、尺秤等等，通通抹得干干净净。
所谓上下梭板，就是早晨开门下梭板，晚上关门上梭板。梭板就是木板，每块尺把宽，两寸来厚，一丈多高，其功能等于现在的卷闸门。三间门面的梭板，有四五十块，天刚亮就要一块块下下来，背到后屋去，晚上再背出来，一块块上上去，再加腰杠，插上铁栓。这是个很吃力的重活，是我与一个厨房师傅共同承担的。
所谓添饭接碗，就是每日三餐开饭时，站在餐桌旁，侍候老板和先生们用餐，要专心看着，哪位先生的碗里快吃完了，就赶快拢去双手接碗，添上饭后，再双手递给先生。等大家都吃完饭后，自己才能上桌吃残菜残饭。
所谓端茶倒水，就是除了侍候老板和先生们外，还要侍候外来客人，凡是来店里会见老板的“政界要员、商界同仁、生意顾客”等等，都要随时给他们送上茶水和点心，有的人住上两天，就得为他早晚端茶倒水，随时侍候，若侍候得他们满意，走时还能得到几个赏钱。
洗水烟袋，是晚上关门后的事，虽然脏点，但不很吃力。我最不喜欢的是擦灯罩子，柜房内外，有好几盏煤油灯，包括“吊灯、台灯”和提起走路用的“马灯”，天黑前，要将这些灯的玻璃罩子，通通擦干净，而熏黑的胭脂，很不易擦掉，一个灯罩要擦好大一会，一不小心，手指就会被玻璃口划破皮，擦出血来。擦干净后，天不断黑，就得把灯点燃。
每天除做好以上这些固定工作外，其他时间，随时听候老板和先生们的叫唤，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无人叫唤时，才能坐下来自己学学算盘。记得有一天，风大雨也大，老板要我去学校，把房东太太的学生儿子接回来，我走到横堤时，一阵狂风，把伞吹到堤下去了，我冒雨下堤去捡伞，由于坡陡泥滑，一跤摔倒，险些滚到河里，满身泥水，十分狼狈。当时我心想我只比他大两岁，都是孩子，为什么我要侍候他？只因为他是少爷，我是下人，想到此，我伤心的哭了一场。
虽然当学徒辛苦，但一想到母亲在我进店时，用“增广”上的名言，对我说过：“要吃得苦中苦，方能为人上人”的教条，就不觉得苦乐，何况当徒弟都是如此，别家有的徒弟，还要帮老板娘做家务事，包括泼粪洗马桶，我还算幸运的，没有老板娘住在店里，不须洗马桶，所以当母亲来渡口看我的时候，我没有诉苦，没有流露出不满情绪。
第二年，算是半童工半学徒，每天除了做好几件固定工作外，其他时间，先生们很少要我跑腿做杂事，而是教我学算盘，学记伙食帐，学用尺秤，学各种商品性能质量等知识，如什么布产在什么地方、适合做什么衣服、什么布不脱色等等。最有趣的是学包装商品，同样一张纸，能包出各种式样，一斤货物以内的就包“菱果包”、一斤以上的是“虎头包”、三至五斤的是“三角包”、五至十斤的是“四方包”，难度大的是“高包”，高包和虎头包贴上红纸标签，就是送情的礼品包，既要包得好，又要包得快，才算学会了。
其他都是次之，最主要的是学算盘，珠算是门很深的学问，打算盘是个硬功夫，首先要背熟各种歌诀，同时要把“拇指、中指、食指”三个手指头练灵活，加减法容易，只须练手指，乘除法最难，还要练心记。由于十六两为一斤，所以还须练好“斤求两，两求斤”，比如，一两等于零点六二五两，歌诀念做“一六二五”，二两等于一点二五两，歌诀念做“二一二五”，如此类推，从一到十五的歌诀，都要背熟，才能算好帐。所以学算盘，不是一日之功，每天晚上要练两个钟头，才能睡觉。
这年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一是我看见了一本“白蛇传”小说，偶尔看了几页，便舍不得丢了，一有空，就偷偷躲在楼上看，有一天中午，我正在看书时，老板喊我有事，我连忙下楼，他以为我在睡懒觉，骂了我一顿。二是年关将近，有一天不知为什么，突然来了几个便衣警察，把老板抓走了，关了几天，我到牢里送饭去，也不准会见，结果是几个股东老板，不知筹了多少钱，通过商会会长才保出来。这件事，现在回忆起来，就觉得跟鲁迅先生写的“林家铺子”一模一样，好像鲁迅先生曾经从北京到渡口来过似的。
第三年，才是真正学徒，就可以上柜台，跟着先生们学做生意了，开始还不能单独接待顾客，只能帮先生当助手，后来慢慢就脱手，单独接待生意了。记得第一次卖布，就出了一个差错，量好尺寸后，扯布时，学着先生们没用剪刀，用两个手指夹着扯布，我不了解这是一种斜纹布，用手一扯，布没有直向对头断，而是横向漂走了，漂了尺把远，我吓得一脸通红，老板望着先生们笑着骂道“带个徒弟比请个高级先生还贵些”。
眼看三年就快出师了，可是时局越来越乱，从前线打了败仗退下来的国军伤兵团，就驻扎在渡口附近的新民院，隔三差五，成群结队，来强买东西，买了不给钱，一捆捆的布，背起就走，边走还边骂道“老子们在前方卖命，你还要钱啦”，一个个比土匪还恶。加上本地区，从各县抓丁招兵，扩了一个“暂编师”，驻扎了一个团在这里，大街小巷都扎满了“暂编师”的队伍，说是为了抵抗共军，维持地方治安，逼着各商家出钱筹军饷，有些商铺陆续关门停了业。几乎每天都有几个痞子长官来店里骚扰，大吃大喝后，走时还要送些东西给他，搞得人心惶惶，夜里我跟着老板和先生们，把一些好的绸布，搬到楼上，藏在夹层里面，日里也不敢拿出来卖。这种局面，生意越来越差，几个月后，谦和布店就关门垮台了。老板看我在此辛苦了将近三年，给我做了一件兰竹布长袍衫，发给我两块光洋，就是“袁大头”银元，打发我走人了。
我在离开渡口时，先到后街舅父家，看了外婆和姨妈，再到姑妈家作了告辞。外婆病倒在床很久了，我给她买了两个“冷水秋”，就是拌了红糖的油煎糯米汤圆，她和姨妈吃了很高兴，姨妈虽看不见人，但跟外婆一样，对我最疼爱，最亲热，她见我一次哭一次。舅父不在家，舅妈和表姐说留我住两天，我因急于要回家，没有住。姑妈还是跟往常一样，躺在床上烧“鸦片”，见我进来后，也没坐起来，我喊了一声“小伯伯”，她“嗯”了一声，我告诉她，“谦和”垮了，我就要回去了，她不冷不热的样子，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叮嘱话。姑父的哮喘病更严重了，说话很吃力，他爷爷在两年前已过世，九十九岁，身历三朝，眼观五代，说也奇怪，他一走，财神爷也跟着走了，家道很快就败落下来，生意越做越小，滩坊也没开了，一头猪也没喂了，也没有请工人和佣人了。不务正业的表兄李国安，抛妻别子，到“暂编师”当兵去了，听说还混上了一个连长。对我很亲热的甫英姐（表嫂），成了家里的佣人，带着两个年幼儿子，等于过的孤儿寡母生活。面对这种变化，我感触很大，昔日那么发财的大户人家，竟然变成一户“小商贩”的家庭了。我很同情甫英姐，为她难过，但也无能为力，只是感叹而已（解放后，表兄劳改期间，甫英姐与他离了婚，改嫁到安乡，我们几十年断了关系，近年来才联系上，现在有九十多岁了，还健在，儿孙满堂，晚景幸福，她的重孙都读大学了。）